yds1819的博客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国——2006最好的经济分析文章

原贴发自凯迪

经过学者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词汇、经济哲学。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 (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 (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 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 税收的甩卖。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 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 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 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 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 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
　　
　　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
　　
　　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 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 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国——2006最好的经济分析文章

原贴发自凯迪

经过学者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词汇、经济哲学。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 (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 (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 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 税收的甩卖。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 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 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 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 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 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
　　
　　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
　　
　　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 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 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前天看新闻, 最抓住我的眼球的, 呵~~~, 是一则"普通"的经济新闻:联想国际的杨元庆"愤怒"指责美国议员的"歧视". 美国政府已经采纳这个议员的建议"涉及保密的部分不使用联想电脑". 把杨元庆气得够呛, 说是对联想国际的声誉的严重诋毁.
      各位网友可能觉得我大惊小怪, 美国佬的这种做法, 意料之中. 觉得这种新闻太普通了.台湾确实是我们的核心利益, 因为台湾如果独立成功, 中国将分崩离析, 西藏,新疆,内蒙古将不保, 甚至其它省份都会独立. 中国很可能会消亡, 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所以它是我们的核心利益.
      在这里, 我简单界定一下"核心利益"和"国家利益". 我所理解的"核心利益", 对一个国家是生死存亡的利益. 而"国家利益"则宽泛得多, 对一个国家有利的都可以说是"国家利益".
      但是, 这个地球上, 目前的所有国际争端中, 找不到一个利益的损失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台海没了, 对美国没有实质损失, 我们冲出第一岛链又能对美国有实质损失? 它还有第二岛链, 还有珍珠港, 还有中途岛, 就算我们把珍珠港拿下了, 又伤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了吗? 珍珠港离美国本土还有近4000公里, 我们能伤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吗? 就算中亚西亚各国全部加入中国, 我们伤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了吗? 不但没伤到美国的核心利益, 中国还会和俄国在中亚西亚打起来. 反而破坏了中国的"势" .
      伊朗问题就算美国输了又如何? 美国经济军事会实质受损吗? 它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吗? 伊朗问题只不过是美国的"势"依然在扩张中出现的一个新战略点, 但并不是美国生死存亡的核心利益. 就算中俄加伊朗把伊拉克也攻占下来, 美国的核心利益受到损害吗? 美国就会完了吗? 就算欧洲全部共产主义了, 美国就完蛋了吗? 就算美国全球的军事基地都没有了, 甚至都被中俄使用了, 美国就完蛋了吗? 美国是个巨大的八爪怪兽, 就算你神勇非凡斩了它的一只爪, 甚至两只爪, 甚至全部爪, 它还会长出来. 日本已经试过了, 它斩了美国的一只爪, 结果美国反身过来是无数个大巴掌, 无数只爪, 日本完蛋了. 美国自二战后, 给自己构筑了最强的战略态势. 把它的势力推进到其它国家的边境上了, 而它自己却在遥远的后方的后方的后方, 可以说, 这个地球上一百年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占领美国的本土. 美国的核心利益到底在哪里?
      美国的"国势", 在一战二战之后, 一直在扩张之中, 二战后其"势"已经覆盖了半个地球, 冷战后战胜苏联, 其"国势"更加直接扩张到东欧和中亚. 而中俄被逼到围棋盘上的两个角上. "中空"全被美国占领. 大家一定听过"美国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邻国"这句话. 明显的, 中俄处于"弱势". 按理说, 美国应该高枕无忧, 那美国还怕什么? 为什么还在东征西讨? 为什么就是不放过中国?!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美国的战略目的是很清楚的, 把中俄彻底瓦解, 把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可能和它争夺领导权的潜在国家, 一个一个瓦解. 但是美国也是认真总结了以往大帝国灭亡的教训, 它现在不是要占领中俄, 而是瓦解, 分裂中俄成无数个小国家. 从地理实质上使中俄永不翻身.

      美国为了实现这个战略, 向中俄开战了吗? 没有! 明摆着中俄都有核武器, 这游戏不好玩. 那美国就不玩了吗? 没有! 美国不但不开战, 还和苏联,中国联系来联系去的, 没有断绝过来往呀, 反观伊朗, 美国27年没理它, 再看印度, 如果再不核爆, 美国都懒得派大使了.

      美国和以前的苏联, 以及现在的中俄, 不断的打招呼,谈话,握握手较较劲,发发脾气再解释解释. 二战刚结束时, 美国是想使用武力来完成自己的理想的, 朝战, 越战大家也看到了. 可是美国却碰了个灰头土脸, 赶紧偷几本孙子兵法儒家道家回家悄悄研究. 大家应该注意到, 自越战后, 美国举世无双的军力, 却从来没有直接向弱势的中国或者俄国的直接相关利益开战(开战的都是用牛刀杀鸡), 直接占领中国这个要地, 占领俄国那个要点. 为什么?! 试了不行! 可美国休息了吗? 没有! 它一直在玩"阴"的! 经济攻势+军事压力+政治运动, "颠覆性煽动", 大家也看到结局了, 苏联没了, 南斯拉夫没了. 如果不是小平在, 中国在89年早就没有了(小平仙逝时, 俺泪流满面:苍天你不可丢下我苦难的中华呀). 原来瓦解一个国家(地区), 不一定非军事进攻不可的.

      这是大家都懂的战略. 那处于弱势的中国, 我们应该怎么应对? 进攻美国在海外的"爪子"是最愚蠢的(美军海外基地)! 结局就会和愚蠢的二战日本人一样! 如果我们直接进攻美国的本土, 那么美国所有在海外的爪子, 都得要快速收缩. 可是军事进攻美国本土明显行不通. 把台湾打下来可以解决自己目前的困境, 可也伤不到美国的核心利益. 它依然有无穷的精力可以搞中国, 中亚西亚, 西藏新疆, 没完没了. 台湾困境我们一定要解决, 但是不能为解决而解决, 中华民族的智慧告诉我们:要从根本上"杀伤"美国, 美国这个怪兽不除掉它的兽性, 全世界永无宁日.

      军事手段一时伤不到美国的本土. 那我们也搞颠覆性煽动,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们能煽动美国人民上街游行吗? 我们能煽动美国学生去白宫绝食示威吗? 我们能煽动美国工人武装反抗吗? 我们能在美国搞一个反政府武装吗? 我们能发动舆论批评美国总统"贪污腐败滥用职权"吗? 我们能搞一个"中国之音"吗? 都不行! **, 怎么美国人能用, 我们就不能用?!

      明知道美国的手段不过尔尔, 可为什么美国在中国一用就灵, 中国对美国却用不了? 各位网友一想就能想通: 美国最强的全球第一的经济实力!(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来源于经济基础, 反作用于经济)班里考试, 如果第一名只比第二名高一分. 大家其实都会认为:他俩其实都是第一名. 那美国的第一到什么程度? 我给大家看一个表:

35年来中国及其它世界各国GDP排名

1970年世界各国（地区）GDP总值排名（除苏联外，按当时汇率）

01----美国--------1,0255亿美元

02----日本----------2068亿美元

03----西德----------2037亿美元

04----法国----------1470亿美元

05----英国----------1236亿美元

06---意大利---------1077亿美元

07---加拿大----------851亿美元

08--澳大利亚---------429亿美元

09---墨西哥----------396亿美元

10---西班牙----------390亿美元

11----瑞典-----------357亿美元

12----荷兰-----------351亿美元

13----中国-----------272亿美元 ★★★★★

1980年世界各国（地区）GDP总值排名（除苏联外，按当时汇率）

01----美国---------2,7956亿美元

02----日本---------1,0279亿美元

03----西德-----------8261亿美元

04----法国-----------6824亿美元

05----英国-----------5367亿美元

06---意大利----------4546亿美元

07----中国-----------3015亿美元 ★★★★★

08---加拿大----------2689亿美元

09---西班牙----------2218亿美元

10---阿根廷----------2090亿美元

1990年世界各国（地区）GDP总值排名（除苏联外，按当时汇率）

01----美国---------5,8033亿美元

02----日本---------3,0522亿美元

03----德国---------1,5470亿美元

04----法国---------1,2198亿美元

05---意大利--------1,1045亿美元

06----英国----------9946亿美元

07---加拿大----------5827亿美元

08---西班牙----------5115亿美元

09----巴西-----------4650亿美元

10----中国-----------3878亿美元 ★★★★★

1995年世界各国（地区）GDP总值排名（按当时汇率）
01----美国---------7,4005亿美元

02----日本---------5,2929亿美元

03----德国---------2,4166亿美元

04----法国---------1,5257亿美元

05----英国---------1,1032亿美元

06---意大利--------1,0661亿美元

07----中国-----------7006亿美元 ★★★★★

08----巴西-----------6756亿美元

09---加拿大----------5760亿美元

10---西班牙----------5709亿美元

2000年世界各国（地区）GDP总值排名（按当时汇率）

01----美国---------9,8247亿美元

02----日本---------4,7661亿美元

03----德国---------1,8752亿美元

04----英国---------1,4409亿美元

05----法国---------1,3133亿美元

06----中国---------1,0808亿美元 ★★★★★

07---意大利--------1,0776亿美元

09---加拿大----------7242亿美元

08----巴西-----------5998亿美元

10---墨西哥----------5814亿美元

2001年世界各国（地区）GDP总值排名

01----美国--------10,1714亿美元

02----日本---------4,2451亿美元

03----德国---------1,8738亿美元

04----英国---------1,4063亿美元

05----法国---------1,3027亿美元

06----中国---------1,1590亿美元 ★★★★★

07---意大利--------1,1409亿美元

08---加拿大----------6771亿美元

09---墨西哥----------6178亿美元

10---西班牙----------5775亿美元

2002年世界各国（地区）GDP总值排名（按当时汇率）

01----美国--------10,3831亿美元

02----日本---------3,9934亿美元

03----德国---------1,9841亿美元

04----英国---------1,5636亿美元

05----法国---------1,4313亿美元

06----中国---------1,2371亿美元 ★★★★★

07---意大利--------1,1843亿美元

08---加拿大----------7167亿美元

09---西班牙----------6531亿美元

10---墨西哥----------6304亿美元

2003年世界各国（地区）GDP总值排名（按2004年1月1日汇率）
01----美国--------10,8572亿美元

02----日本---------4,2907亿美元

03----德国---------2,3862亿美元

04----英国---------1,7750亿美元

05----法国---------1,7316亿美元

06---意大利--------1,4554亿美元

07----中国---------1,3720亿美元 ★★★★★

08---加拿大----------8505亿美元

09---西班牙----------8271亿美元

10---墨西哥----------6116亿美元

2005年世界各国（地区）GDP总值排名(按名义汇率计算)
1---美国--------14,4866亿

2---日本---------4,6638亿

3---德国---------2,7301亿

4---英国---------2,2275亿

5---中国---------2,0548亿 ★★★★★

6---法国---------1,9727亿

7---意大利-------1,7096亿

8---加拿大-------1,0345亿

9---西班牙-------1,0190亿

10--印度----------719,8亿

      第一的美国, 领先第二那么多! 领先程度以"倍数"计算! 领先中国更是天上和地下的区别. 我们就能明白, 为什么美国对中国使用"颠覆性煽动"就灵验, 中国对美国却根本用不了. 原来, "颠覆性煽动"是以经济为基础的. 是大经济欺负小经济的典型非军事手段!

      超强无比的经济实力, 就是美国的金钟罩! 就是美国无数只爪子被斩断又再生的来源, 就是美国无敌于天下的军事力量的源泉, 就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不惧怕"军事战争"的胜败, 爪子被斩了还可以再生. 但最害怕"经济战争"的胜败, 因为其胜败将直接关系到美国的生死存亡!

可能有网友会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啦, 何况美国; 或者说:还不至于到生死存亡那么严重.

这里说一件大家都听说过的事情.

      各位网友注意一下上表中从1980开始的, 特别在1990年和1995年, 第一名的美国和第二名的日本之间的GDP差距是多少? 日本GDP超过美国GDP的一半! 这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其它国家和美国的经济差距, 缩小到一半的程度. 日本人在欢呼:只要超过美国的GDP, 日本就可以恢复"正常国家"了! 美国人没有吭声. 按理说, 日本还是美国的盟国, 其经济也是美国扶持起来的, 美国也没有分裂日本的必要(要分裂, 二战时就分裂了, 也不用等到80-90年代). 美国也不可能对盟国日本使用"颠覆性煽动", 眼看着美国是阻挡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前景的了! 世界各国都在兴奋的期待着日本GDP超过美国GDP的哪个"历史性时刻"! 日本企业更加是兴奋异常的大举进入美国大量收购美国企业, 美国经济的象征---洛克菲勒广场被日本人买下了!!! 美国的精神象征---好莱坞被日本人买了!!! 美国人民的心情一下子掉到了谷底, "世界第一"就快保不住了! 美国人民的荣耀感在急剧下滑, 民间开始蔓延仇日情绪.

      1980年, 日本的GDP就快到美国的一半了. 有一件事情在1985年发生了, 1985年, 美国拉拢其它五国(7国集团)逼迫日本签署了. 以"行政手段"迫使日元升值. 其实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日本央行不得"过度"干预外汇市场. 日本当时手头有充足的美元外汇储备, 如果日本央行干预, 日元升不了值. 可惜呀, 日本是被去了势的太监. 美国驻军,政治渗透, 连宪法都是美国人帮它度身定做的. 想不签广场协议都不可能!

      结局大家也知道了.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至1988年初.美国要求日元升值.根据推高日元的,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协议前的1美元兑240日元上升到1986年5月时的1美元兑160日元.由于美国里根政府坚持认为日元升值仍不到位,通过口头干预等形式继续推高日元.这样,到1988年年初,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进一步上升到1美元兑120日元,正好比广场协议之前的汇率上升了一倍.

      美国人满足了吗? 没有. 接着看下去. 从1993年2月至1995年4月,当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贝茨明确表示,为了纠正日美贸易的不均衡,需要有20%左右的日元升值.当时的日元汇率大致在1美元兑120日元左右,所以,根据美国政府的诱导目标,日元行情很快上升到1美元兑100日元.以后,由于克林顿政府对以汽车摩擦为核心的日美经济关系采取比较严厉的态度,到了1995年4月,日元的汇率急升至1美元兑79日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日元升值的后果是什么? 洛克菲勒广场重新回到了美国人手中, 通用汽车在这个广场的一卖一买中, 净赚4亿美元! 日资在艰难度日中大规模亏本退出美国. 美国人民胜利了!!!!! 成功的击退了日本的经济进攻! 我们可以从上表中, 看看1995年之后, 日本和美国的GDP之比重新拉开了距离, 而且越来越大!

      可能有些网友还是没有明白, 日元升值怎么啦? 跟我们的谈论有什么关系? 日元升值, 就是美国对日本的一次经济阻击战! 成功的把日本20多年的发展财富大转移到了美国. 怎么转移呀?!

      我给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 假设我是美国财团, 我当然知道1985会发生什么, 假设我在1983年吧, 我用100亿美元兑换成24000亿日元, 进入日本市场, 购买日本股票和房地产. 日本经济的蓬勃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发疯一样的上涨.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 日元开始升值, 到1988年初, 股市和房地产假设我已经赚到了一倍(5年才翻一倍是最低假设了), 那就是48000亿日元. 这时, 日元升值到1:120. 我把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在一年中抛售完, 然后兑换回美元, 那么, 就是400亿美元! 在5年时间中, 我净赚300亿美元!(还是最低假设). 那么日本呢? 突然离开的巨额外资就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崩溃! 经济学用词叫"泡沫经济破灭". 这就是日本常说的:"失去的十年". 而我连本带利的400亿美元回到美国, 你想一想, 美国经济能不旺盛吗?! 日本"失去的十年", 却正是美国"兴旺的十年"! 看看我的上表就知道了.

      我只是美国财团中的一个, 其它财团呢? 嘿嘿, 而且我的假设还只是到1988年, 如果是到1995年, 日元升值到1:79, 你我能想象美国在这场经济战争的胜利中, 到底从日本刮走了多少财富?!

      美国赚够了, 日元现在又重新回到了1:140的位置上, 美元的坚挺依然和30年前一样! 美元暂时性的贬值, 并没有损害到美元的国际地位. 这场美日的经济战争, 以美国完胜而告终!

      美国人玩上瘾了. 1998年, 同样的手法在东南亚四小龙四小虎身上又来了一次, 这就是亚洲金融风暴! 唯一不同的, 这次不需要广场协议了. 因为亚洲这些小虎小龙的外汇储备们直接阻击就可以大获全胜! 结局大家也看到了, 东南亚货币在先升后跌中, 经济发展的成果被美国抢掠一空!

      唯一市场硬挺住了索罗斯的进攻, 保住了香港的发展果实. 当时索罗斯发动世界舆论(包括香港舆论), 大肆攻击香港政府"行政干预市场", 违反市场经济规则, 大错特错! 当时的曾荫权后来说过:"决定政府入市干预的前一晚, 我坐在床头哭了, 不是为我自己, 而是怕这个决定如果错误了, 害了香港, 我怎么向中央政府向市民们交代." 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美国一再要求他国"新闻自由", "市场经济", "民主人权"了吧.

      美国停手了? 没有, 现在压迫人民币升值了! 各位明白了吗? 知道为什么中央政府突然狂力打压上海北京的房地产市场? 知道为什么中国股市那么惨了吗?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3月还是4月曾说了一件事情:" 有一个40亿美元的外资在上海炒房地产, 已经退出中国了. 这样的外资, 不要也罢!" 明白了吗? 中国股市是一个弱势股市, 很容易被美国财团利用. 中央不可能放松对股市的控制, 否则中国经济将会在外资的攻击中崩溃!

      现在各位知道为什么中国要实行国家外汇管制, 汇率控制, 打压房地产, 控制股市, 知道为什么中国要保持巨额外汇储备, 为什么最近央行又出台了新的房地产贷款规定, 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要求进出口贸易平衡, 为什么要扩展东南亚贸易市场和欧盟市场, 为什么要加WTO.

      中美之间的经济战争, 早就已经开场了, 而且来来回回过了几百招了. 我们大多数网友还懵懵懂懂的只盯着台海, 盯着中亚美军又多了一个军事基地.

      我刚才说了, 经济战争的成败, 直接关系到美国的生死存亡. 有些网友会说不至于那么严重.

呵~~~, 我给一个国家各位参考一下. 加拿大! 加拿大每年大约需要30万移民. 这是加拿大政府给移民局的任务(以加人口的10%为标准). 移民局完不成这个任务, 是要向国会解释的. 我们网友一定接触过身边越来越多的移民加拿大的中国人. 加拿大那么喜欢移民吗? 非也! 因为如果不移民, 加拿大的人口增长率就是负数!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人口越来越少, 房地产市场就会越来越萎缩, 连带整体经济持续下滑, 最终结果, 就是亡国!

      哇, 不会亡国吧? 大家不要忘记了, 加拿大和美国, 是移民国家, 是没有根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里的每一个人(除了印第安人), 都又自己的"故国". 加拿大经济不景气的话, 移民将会离开这个国家, 因为他们的根不在加拿大! 美国一样! 别以为美国"创造"出了一个"美国人"民族. 呵~~~, 他们还不够历史分量! 谁能说得清什么叫"美国人"?

      十多年前, 我曾和朋友聊天时说过: 灭亡美国根本不需要战争, 只要中美经济对调一下, 美国就可以亡国!

      美国靠什么维持它的国内认同? --->最强大的经济实力! 这个最有钱的国家, 科技实力最高, 其结果就可以给国民最自豪的国家感觉, 最荣耀的国家身份. 最终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发疯一样的冲去美国, 形成良性循环.

      有厚重历史的民族, 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消亡. 俄国再苦, 俄罗斯人依然会留下大部分; 中国再穷, 最多就是内战, 出海外的依然是少数. 欧洲,日本,韩国,朝鲜都如此. "根"是我们这些历史民族的生命. 再苦也是故乡土, 再穷也是故乡垄.

      维持最强大的经济, 就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日本80-90年代收购美国公司失败的遭遇, 联想国际杨元庆的遭遇, 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的遭遇, 海尔竞购美家电巨头美泰的遭遇. 就是因为中国已经杀到了美国的核心利益了!!!!!

      中国政府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无能, 我们经过30年, 千辛万苦终于杀到了这个怪兽的身边了. 加入WTO, 你们是否能再理解深一层?

那么, 美国的这个金钟罩命门到底在哪里?

深化公务员工资改革又成了热门话题。公务员工资改革不是公务员自己的事情，而是

人民的事情，道理很简单，人民是纳税人，是公务员的衣食父母。所以，公务员改革

没有人民的参与，就是非法，是盗取人民的钱财。公务员自己给自己涨工资的罪恶比

强盗的罪恶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都是抢夺人民钱财，但强盗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而

公务员则总能逍遥法外。要声明的是，我也是吃“皇粮”的，所以，那些政府官员看

到我的文章不要误认为我有“仇官”心理。

根据2004年7月13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包括总统在内的白宫工作人员共有431名

，他们的平均工资为67,750美元/年，比美国公民的平均工资高出0.8倍，美国公民的

平均工资约为36,764美元/年。美国总统布什的工资为40万美元/年；副总统切尼的工

资为18.14万美元/年；紧跟其后的17位高官的工资为15.7万美元/年；布什的私人秘

书埃什利·埃斯杰斯的工资为7.3万美元/年；白宫内从事“辅助性”工作的几十名工

作人员的工资为3万—4.5万美元/年，最低的要数白宫内部的话务员和邮政人员，他

们的工资只有23,621美元/年。

以上是美国首脑机关的平均工资，如果计算全国公务员平均工资的话，美国公务员的

平均工资肯定要低于白宫的平均工资，全国公务员的平均工资也许相当于全国公民的

平均工资或低于全国人民的平均工资。但值得肯定的是，美国全国公务员的平均工资

绝对不会超出美国公民平均工资的0.8倍！

在一个法治的国家，公务员的权和利都要受到严格的制约，如果公务员自己给自己涨

工资，这让他们听来是天大的笑话，人民是公务员的衣食父母，公务员的待遇当然是

由人民制订，也就是公务员的工资标准要经过国会的批准。即使美国公务提出涨工资

的法案得到批准，为了避免自己给自己涨工资之嫌，美国法律规定“利益回避”制度

，即“谁提出涨工资，不给谁涨工资。”而是让下任官员收益，这就避免了公务员利

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可能，也避免了公务员不干正事，天天琢磨给自己涨

工资的现象。因为琢磨了半天，自己一分钱也得不到，只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研究美国宪政的人会知道，美国国会议员要涨工资，等了203年才在法律上有了个

说法。这就是关于国会议员薪金变动的《第27条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就有一句话

：“新一届众议员选出之前，任何有关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职报酬的法律，均不

得生效。”（No law, varying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services of the

Sen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shall take effect, until an e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s shall have intervened.）这个法案是1789年9月25日提出的，直

到1992年5月7日才生效。作为当官的要想涨工资，首先要经过代表人民的参众两院三

分之二多数的批准，然后还要由全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

不像中国，电视、报纸、电台、网络几乎每天都喋喋不朽地谈论公务员工资话题，给

人的感觉是公务员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自己捞钱。中国公务员工资近些年来的增

长幅度我不必多说，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很难说准确的。根据官方的统计，2003年

全国公务员年平均工资为15487元，而同时期的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为

16024元。这个数字的可信度有多大，读者可以根据自己周围的情况判断。

美国第1任总统华盛顿在1789年任职时的工资为25,000美元员/年，可华盛顿没有领取

，白干总统，分文不要。美国总统的这一工资标准一直延续到1873年第18任总统格兰

特的第二任期，这时的工资为50,000美元/年，美国历史上的第1次总统加薪等了84年

！36年后，美国总统第2次加薪，1909年，第27任总统塔夫脱的工资为75,000美元/年

。第3次加薪是40年后的1949年，第33任总统杜鲁门在第二任期时的工资为100,000美

元/年。20年后，从第37任总统尼克松开始，总统第4次加薪，工资涨到200,000美元/

年。现在的第43任总统小布什很走运，一上台就赶上了总统涨工资，小布什的工资为

400,000美元/年，这是美国总统的第5次涨工资。

在美国成立217年的历史上，美国总统5次加薪，平均加薪间隔为43年6个月。再看中

国的公务员加薪频率。根据官方的说法，从1985年到2003年，国家曾对机关和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进行过8次调整，18年工资涨8次，平均2年3个月涨工资一次！公

务员天天忙着给自己涨工资，还怎么有精力考虑上学贵、看病难、就业、住房等问题

？这怎么不让人民怀疑现在的公务员还是人民的公仆吗。

美国总统涨工资，考虑的不是提高总统的待遇，而是维持统的待遇，因为美元自身

贬值的缘故，从购买力角度衡量，总统的实际待遇是下降的。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

1美元大致相当于现在的36美元。现在小布什的工资虽然是400,000美元/年，但也就

相当于1909年塔夫脱总统时期的11,111美元/年，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按照实际购

买力计算，美国总统的工资缩水近7成。难怪有人说，美国的官越当越穷。

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农场主出身，卸任总统后，他债台高筑，不得不卖掉土地

和自己心爱的藏书还债，当杰弗逊经济极其困难的消息传开之后，美国各地为他捐款

16000美元，但这并不足以偿还他的债务和医疗费用。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也出

身农场主家庭，离任总统后也像杰弗逊总统一样，卖地还债，最后连居身之地都没有

了，只得搬到纽约的女儿女婿家居住，依赖女儿生活。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是

个庄园主，离任总统后无法还清自己的债务，在他的遗嘱要求把他剩余的所有财产出

售用以偿还债务及利息，只留给后人3柄剑，要求他的子孙们在必要时用剑保卫合众

国宪法。第十一任总统詹姆斯·波尔克也是出身家境殷实的庄园主，在任总统期间积

劳成疾，离任不久就去世了，妻子只得变卖庄园的土地生活，后来国会给她一笔救济

金，使她勉强维持生计。第十三任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由于总统任期内入不敷出，

离任时已经债台高筑，无力偿还，所幸他1858年2月获得一位富有的寡妇卡罗琳的爱

情，婚后，卡罗琳替他还清了债务。克林顿总统到了后期竟连打官支付律师的费用都

没有，靠朋友捐款给他请律师。现任总统小布什也不富裕，妻子经常因为经济拮据而

和他吵架。

反思一下中国的公务员工资。我没做过调查，但从现实生活中——不管在单位还是在

家庭，不管在散步还是在乘车——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工资问题，公务员嫌自己的工

资低，老百姓说公务员工资高。中国公务员的实际所得谁也说不清，因为好多公务员

除了工资单外，有说不清的各类收入。我广东的一个公务员朋友说，他有两个工资单

，也就是说所得工资是国家规定公务员工资标准的两倍。有的公务员还有这奖金、那

津贴，名目繁多。一个朋友在开发区，每个月都收到来路不明的“红包”，开始问领

的是什么钱，领导告诉她说：“不要问，知道是给你的钱就行了。” 其实中国公务

员还有隐性工资，那就是高福利，如公积金、住房、汽车、公款请客、带薪休假、出

国旅游等，这些开支老百姓可是自己掏腰包呀。就拿住房和汽车两项举例来说，目前

副部长的住房标准是180平方米（实际大多超标），按北京地区的房价10000元/平米

计算，折合人民币180万元；副部长的汽车标准35万元（实际也是大多超标）。如果

汽车和住房分别按70年和10年折旧，两项合计，副部长每月将得到5060多元的实际利

益，这还不包括房子的维护费用和汽车的维修、汽油费用。

中国的公务员工资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地区差，东部发达地区工资收入较高，西

部落后地区收入则较低，这极大地阻碍了西部落后地区的人才引进。落后地区本来没

人想去，工资再比发达地区低，那更没人愿去了。所以，把公务员工资按地区分类，

不仅违反了公民同工同酬的基本权利，也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负面影响，使人

口分布更加不合理。

其实理顺公务员工资制度很简单，我们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成功的经验。如法国，他

们的公务员按照不同的级别规定工资指数，最高的是812，最低的是217。从指数可以

看出，法国公务员的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3.7倍(中国公务员目前的高低工资差别为

6.6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这个指数是由法律规定的，不是公务员自己可以改变的

。法国每年确定每个指数相当于多少货币，这样一乘就把各级公务员的工资算出来了

，只有知道你的职务，知道你的工资质数，任何人都能准确地计算出你的工资，公务

员的工资完全透明。例如，你是个处长，工资指数是450，2006年每个工资质数是50

欧元/年，那么你的工资就是450×50=22500欧元/年，也就是1875欧元/月。明年如果

涨工资，你的处长的工资质数不变，只涨每个质数的货币值。假如明年要涨到51欧元

/年，那么你在2007年的工资为450×51=22950欧元/年，也就是1912.5欧元/月。他们

的工资管理很简单，小学生就管理了，没有那么多的复杂计算，就是一个乘法、一个

除法。需要说明的是，法国的工资并不是只许涨不许落，法国历史上也有冻结公务员

的工资增长或增长为负值的情况，这主要根据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公务员与普通工人的

收入差距来调整。

综上所述，中国的公务员工资改革走进了死胡同，认为改革就是涨工资，改革就是把

工资制度搞复杂。这样的改革只能使政府更加官僚，使腐败现象更加严重，使政府与

人民更加疏远，使社会更加不和谐。我们自己承认自己是在搞市场经济，我们可以从

每年报考公务员的“疯狂”程度得出结论：我们的公务员待遇不是低了，而的高了，

是因为公务员的待遇太好了，才有那么多人挤破头去报考公务员；公务员不是供不应

求，而是供大于求。所以，深化公务员工资改革也要应用市场经济理论，不应该把给

公务员涨工资作为改革的目标，而要把给公务员降工资和同工同酬作为改革的目标，

要实行“利益回避”制度，谁提涨工资，谁不得利。什么时候没人想当官了，再考虑

给他们加薪。如果连“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都认识不到，那我们就别妄谈“市场经济

”了。作者博客：http://www.aifeier.cn

子曾经曰过：...  切！
荣辱不惊，笑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上云卷云舒！
 
[龙门夜话]篇令人震惊的演讲——湖南教授谈湖南 作者 孤叶飘 日期 2006-5-28 11:04:00
这几天省里一直在开会，国家在年初也开了会，主要讨论一个很大的事----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从2006年到201 0年计划制定的问题。就是说未来新的五年，湖南省怎么走？国家怎么走？走什么路子的问题。
去年年初，26个院士联名给国家领导人写信，说邓 小 平时代，我们主要是开发沿海，设立经济特区，14个沿海城市的开放，上海浦东的开发等；朱鎔基时代，我们主要开发西部；到了温 家 宝时代，现在要开发东北。这26个院士指出，下一届总理是谁，我们不知道又开发什么？中国的经济开发必须有一个远景的规划，不能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封信写得很直接，26个院士签字。指出中国到2020年，未来20年，未来50年，我们整个国家的开发要 有一个宏观的格局。这封信很快到了政治局，政治局的领导看了以后，马上表态：第一，非常支持科学家搞这方面的研究；第二，支持他 们对未来50年中国开发的研究，第一期就批了4000万人民币。

中国到底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这个研究我在北京参加了。就是把全国划分为很多地区，有的地区作为高强度投资地区，有的地 区作为中等强度投资地区，有的地区作为不能开发的地区。比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那就要重点开发；比如青海三江的源头，还有 其他江河的源头，恐怕就不能开发，开发后会造成中下游的水土流失，这个问题就大了；还有些生态非常敏感、脆弱的地方，像三峡库区 ，我们原则上就不开发。这个工作很大，把全国划为几百片，每一片进行分等定级，确定投资强度，就是说中国的未来开发，要有一 个整体的格局。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过去我们重视农业，我们的文明叫做农业文明，对自然界的破坏不大；到了18世纪中叶，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文明以英国产业革命为 代表，100年之内，把世界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时代在飞速前进，社会在进步，但我们的生态环境被破坏了。我们在科技进步的同 时，也在破坏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所以第三拨呢，我们就搞科技文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文明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科 技掌握在人类手上，可以做好事，也可能做坏事。我们制造一个炸弹，顶多炸死几十个人，制造一个原子弹，则可以炸死几十万人。科技 在某种条件下，不一定是好东西，意味着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破坏生态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不是人类努力的向。所以。我们现在 提出科技文明，天人合一，人地协调，与自然环境和谐地发展。这是一个里程碑，下面可能还有几个里程碑。发达国家现在已经有很多走 到生态文明这一步了。我们国家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有些还处在工业革命阶段，对自然界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和掠夺。这种发展的路子，现 在看来走不下去了。新时期，中国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制定“十一五”计划，湖南也好，中国也好，一定要走可持 续 发展的道路。毛 泽东1955年写了《论十大关系》，****1996年写了《论十四大关系》，今年3月份，胡 锦 涛、温 家宝在全国人口和环境发展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要处理好若干个关系。这些关系我们以前也讲，不过现在提得更高一些。沿海与内地 的关系、东部与西部的关系、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工业与农业 的关系、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当代与后代的关系、和平与发展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们一共有十个关系。最关键的有三个，一个 是东西关系，东部与西部，贫困与富裕；第二个关系是城乡关系；第三个是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这是新时期不得不注重和要解决的问题。 这三个关系已经困扰和制约着中国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所以我们现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协调解决这种 问题。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富在沿海。中部和西部还没有完全富起来，和沿海相比，差距正在逐步拉开。我们湖南，总喜欢排队，喜欢 争第一、第二。事实上，资兴和长沙两个县，就争论谁第一，谁第二的问题。我省有的县还不行，如衡阳县，9800万财政收入，27 000吃皇粮的人，发工资都不够。糟糕的是，湖南省这种县是大部分。前几天，我还在顺德，顺德财政收入是多少？对外称138个亿 （实际178个亿，他们是隐瞒，我们是虚报）。我说资兴和长沙两个县，你们吵什么？两个县加起来，只有顺德的一个零头，不到10 个亿。怎么和人家比，人家也是一个县级区。湖南落后，这就是落后。我们长、株、潭全部的财政收入，也没有顺德的一个县级市多，也 没有南海多。南海去年是128个亿。他们富得流油啊！他们可以花5个亿，盖一个中学。顺德建一所大学，第一期投资6.8个亿，第 二期10个亿。他们县里办大学，他们有钱。广东最穷的地方是韶关，我到韶关一所学院看了看，比我们湖南绝大多数大学都要好。建得 金碧辉煌啊！18个亿已经投下去了。湖南的老师，老往那边跑，安家费就给25万，还给一栋两层的小楼。非常遗憾的是，湖南的老师 去了以后，没有人再回来。什么道理，他们的经济比我们发达。沿海和内地的差距，非常突出，而且，这种差距越来越大。顺德的一个小 镇，有3个四星级的宾馆，有的镇还有五星级的宾馆，可以接待****这样的人物，很豪华。这在湖南是不可想象的。

邓 小 平开发沿海，朱 镕基开发西部，12+3模式，西部的10个省，2个自治区，3个自治州比照开发，享受国 家开发政策和优惠待遇。温 家宝第一句话，继续坚定不移的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朱 镕 基第一次给了6000个亿，第二次给了300个亿，第三次给了1400个亿的低息无期贷款，现在又增加1700个亿，开发西部。 西北是一条中心轴线，以兰新铁路和北疆铁路为中轴，兰新铁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北疆铁路从乌鲁木齐到阿拉山口，分三期进行开发。 以兰州为中心，构成一个十字型的开发区。我们国家西南，4个城市构成一个环，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构成一个环。这是今年3月 份北京开会定的开发格局。西部开发，不能搞大破坏、大开发、大移民， 不能闹独立、分裂。温 家宝第二句话，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杀开一条血路，打好第二场“辽沈战役”。温家宝在沈阳召开7次会议，研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开始是打算以“哈大线”为中心，后来发现摊子太大，提出 重点建设辽东南地区7个城市，这是温 家宝开发东北的重点。东北两年要完成改制，东北改革势在必行。

温家宝批评东北国有企业的一些干部，说他们是“五高”干部，抽高档烟、喝高档酒、吃高档菜、住高档房、洗高档浴。洗头、洗脚，是 东北人发明的，策源地在阜新。目前东北的洗头、洗脚衰落了，长沙市得到空前的繁荣，洗头、洗脚的店子有4760家，超过了北京、 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的总和。所以人家说，北京是首都，长沙是“脚都”。长沙市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的支柱产业，最好 不要是洗脚。前两天在省里开会，我对省里的头头说，你们这个抓省长工程，那个抓书记工程，怎么一个都没抓上去呢？洗脚没有抓，却 欣欣向荣呢？（大笑）政府抓的首长工程，没有几个成功的。抓的项目抓不上去，没有抓的项目却欣欣向荣。我们的项目，更多的要*市 场去调节，这就是市场经济。省长、省委书记抓的，是计划经济。我们政府的角色，不能错位。

朱镕 基同志、****同志任期5年内，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2000年，我们实现了总体小康。2002年，党召开了十六大， ****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到2020年，人均产值要达到3000美元，在800美元的 基础上，要翻两番。可在沿海，他们说，你还搞什么3000美元，我现在是8290美元。上海说，我现在已经5000美元了，我还 搞什么3000美元。所以说，中央的这个指标，对沿海是不适用的。深圳1989年就实现了小康。所以，中央提出，沿海一些条件比 较好的地区，可以率先进入发达地区。深圳现在做规划，不是3000美元，到2020年，要达到36000美元，相当现在***的水 平，要把湖南的812美元，远远的抛在后面，完全是两回事。上海、北京、天津做规划，都是300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每人25 万人民币。湖南812 美元肯定实现不了，深圳36000美元肯定没有问题，现在的发展势头很好。所以这样一来，对我们湖南，就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压力。 沿海现在都是做发达国家的发展规划，而不是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规划。36000美元，在世 界上，也是属于一流的了。

开完会回到湖南，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张德江提出9个省的发展规划，9+3模式，我们现在要融入这个范畴。湖南落后，怎么办？现在 办教育，建学校，要钱，哪里有那么多钱建学校啊。珠江三角洲建一个大学城，第一期投资28个亿，清华、北大，国家一次就给18个 亿。我们湖南的学校，是越搞越落后。看起来，简直不象是个大学。没法比，差距太大了。现在沿海建所中学，平均大概投资4-5个亿 ，比我们湖南一所全日制的本科大学投资还要多。湖南这么落后怎么行？现在的差距正急剧的拉开。

我一个同学，80年代中期研究生毕业，他在上海一个街道办事处做主任。要他升官，他不去，要他去大学 教书，他不去，他哪里也不去。为什么呢？他管7个大市场，他街道办事处23个人，每年合法纯收入是1.7个亿，他每年发愁，怎么 把1.7个亿花掉。每年要花掉1.7个亿，对于只有23个人的街道办事处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啊！他钱多得发愁，哪里都不想 去。所以每隔两三年，就喊我去帮他用钱。我看宁夏的一个主席，还没有他好过。1.7个亿，完全合法的收入，完全由他支配，富得流 油啊，收钱都收不赢。他的级别只能坐桑塔那20 00，买车15万，车内装修都花了15万。

去年中秋节，我在深圳开会，国际会展中心，中秋团圆宴，88888元一桌，北京的满汉全席，18万一桌，西 安一桌36.8万。有钱的人可以这样。深圳去年一盒月饼是38888元。可是我们下岗职工看到这，会怎么想？贫富差距太突出了。 3月份，我在北京开会，后来安排我们参观中国歌剧院，当时正好封顶。我们这些乡巴老就去看歌剧院，的确是豪华。我在外面跑了不少 地方，包括在国外，从来没有看到这么豪华的歌剧院。歌剧院投资38 个亿，一个房子38个亿，合金钢的结构，表面都是钛合金和曲线玻璃装修。钛合金是一种做高级飞机的材料，银子的价格，普通飞机都 用铝合金。一块玻璃700公斤重，这犯得着吗？底下有5000多张椅子，海蓝色，法国进口的，1张椅子5.8万元，极尽豪华之能 事。前面是水，通过水下通道钻过去，通道每米的投资是380万。歌剧院预算是38个亿，加上附带投资，要42个亿。歌剧院在中南 海的对面，就像和我们党中央唱对台戏。有没有必要修这么豪华的东西？我们本届政府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朱鎔基也不同意。温 家 宝说我们国家还有1600万人处在绝对贫困线以下。中国的贫困人口，按照温 家 宝的讲话，还有3000万人。中国的下岗职工，还有1000万。报纸上不好讲嘛，工人过得很艰难，1个月只有200块钱，在贫困 线上挣扎。很多孩子交不起学费，失学。

瑞金对北京的意见很大，你北京是首都，我瑞金才是真正的红色首都呀。革命成功了，把钱都拿来建北京，红色首都不建。瑞金现在很穷 。瑞金在大革命时期损失了一半人口，为中国革命作了贡献。江西的兴国，反围剿的时候，死了5万个烈士，32400人参加红军长征 ，中央红军才8万人，兴国就有8万人参加红军，是红军的老窝子。当地有首歌，叫《十送红军》，到达陕北时，最后只剩下2000人 ，3万人倒在长征路上，长征每走1里路，倒下一个兴国烈士。兴国现在1/3的地方还没有通电，孩子还交不起学费。我们讲起来啊， 对不起老区人民！湖北的来凤，为中国革命牺牲了5万个烈士，县城周围都是烈士墓。是贺龙红二方面军的老窝子。现在景况不好，很惨 啊！有些地方吃饭、喝水都成问题。宁夏六盘山的固原，陕北红军的老窝子，现在还没有脱贫，喝水的问题都没有解决，2/3的地方没 有电，两个孩子一条裤。所以一讲啊，中国的沿海地区的确是太好过了。宁夏固原一半的孩子，没有见过电视是什么东西。我到深圳一所 学校去看，那里的孩子手提电脑已经换了第四台，这就是中国。所以我们在搞建设的时候，应该想一想中国的贫困地区。有些太豪华的项 目，现在不要上嘛！中 国还是一个穷的国家。

胡 锦 涛上任的第一件事是干什么？他去了个穷山沟，叫做西柏坡，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太行山的深山里 ，是解放战争后期，党中央所在地。毛 泽东在那里作了一个有名的报告，要求全党都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不要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所打倒，进北京是去赶考啊！不要脱离群众。胡 锦涛去西柏坡，重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的报告。在那里吃农民的派饭，还付了30块钱，搞得我们有些干部汗颜。我们的总书记，定了我们这届班子的调，***人不能脱离群 众，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是*穷人得的天下，不能忘记穷人啊！要为穷人讲话呀！代表穷人的利益。“三个代表”，代表最 广大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你不代表中国的9亿农民，不代表中国还比较穷的人民，你代表谁！我看38个亿的歌剧院，就没有代表穷人 的利益。38个亿，我们可以做一些更好的事情。把钱放到老区去，我看比盖座豪华的歌剧院，社会效益要好得多。我们党的形象也会好 得多。因为这个歌剧院，中国的一般老百姓，我想是进不去的，只是给少数人提供高档享受的一种场所。歌剧院的前面是新华门，后面不 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再过去是一条工业街，有一座房子叫工业街6号，我们作为一种经济学的现象去参观。这是北京卖得最贵的商品房 ，是楼房，不是别墅。多少钱1平方米？6万人民币。1套房子多少钱？ 2400万人民币。物业管理费，1平方米每月7美圆，将近60元人民币。这样豪华的房子的确是少见，进去是个大客厅，120平方 米，墙是64张牛皮装修的，6.8万元，地板3800元1平方米，装修一个厕所120万，一个威尼斯进口的水晶吊灯38万，我们 傻乎乎地问接待的小姐，一个茶几多少钱，她回答说，不贵，不贵，9.8万。这一套是四川希望集团的老总刘永好买的。都是中国一些 富豪买呀！富豪钱多了，不知道怎么用？他买了3辆车，第一辆法拉利，第二辆宾利，第三辆是最差的，劳斯莱斯，670万。这就是中 国富人的生活。但是，还有更多中国的农民，城市的贫民，我们不能不说，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很多人，日子还是过得非常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收税，我对税务局的同志说，不要多收穷人的税，过了800元就要收税，这是 1994年定的，现在还这样收，哪有这样的道理！所以有专家提出，个人调节税起征应调到1500元，北京已经调到1200元，深 圳调到1500元。我们湖南也应该调上去，我们这几个钱，还收什么税。要多收富人的税。中国遗憾的是，富人的税收不到，穷人的税 拼命收。****提出两次分配，第一次分配，谁有本事，谁赚钱。第二次分配，讲穿了，要“劫富济贫”。多收富人的钱，来补贴穷人 。要多收经济发达地区的钱，来补贴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第一次分配，是为了发展；第二次分配，是为了公 平。中国现在要弥合贫富差距，这一条非常重要。沿海是太富，我们湖南人看得眼睛都红了。顺德拿出38个亿，修城市广场；中山小港 镇，一个科级单位，可以拿10个亿，盖一个意大利式的歌剧院，令人感到气愤。他们没有什么不对的，他们有钱，全都是合法收入。广 东番禺，一个县级单位，区长大人的办公室，就模仿美国总统布什的椭圆型办公室，直径比布什的办公室还大一倍。这些干部真敢干！他 有钱，我们湖南也不好说什么，谁叫你湖南经济没搞上 去！

沿海的学校，普遍都是资本家捐的。到湖南来看，我们的学校普遍都得了一个病，什么病？“投资饥渴症 ”。没有钱。一个省的经济上去了，对学校建设有好处。湖南没有钱，但有的地方，没有钱，也做大事。做得很荒唐。去年我在江西义务 讲学，那里有一个井冈山师范学院，是我们学校的对口扶贫单位，那里修了一条新世纪大道，136米宽，10公里长，34个车道。比 长安街还宽，长安街最宽的地方才120米。路修好后，没有车跑，农民的房子都拆了。那个市长还是湖南过去的。我说你这是乱来！他 不听。现在被“焦点访谈”曝了光，当大案在抓。所以现在国务院下文，省会最宽的路80米，地级市最宽的路60米，县城最宽的路4 0米。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赌城，最宽的路才120米。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好大喜功，不听打招呼。

 

今年5月5日-8日，我在江苏开会，我们到了扬州，参观一个典型，钢铁厂，沿着长江边上，6座高炉树起来了。1座高炉4个鼓风机 ，就是24个鼓风机。加上备料厂，3.8公里长。每座高炉88米高，这就叫“铁本”。中央 说不要建，下面照建不误。温 家宝下了批文“停”。你下你的，我建我的。温 家 宝去年8月5号下文，说不要乱占基本农田。下文后，下面就占，一下占了6500亩。无法无天，为所欲为。50亿投下去了，还有相 关投资100个 亿。温 家宝最近批了一个字，“拆”。全部拆掉。扬州的干部怎么办？中央就一个字，“撤”。18个常委，除了两个出国的，撤了16个。江 苏省的副省长、省委副书记，都撤了。大换班。江苏的经济是搞得不错的，但现在有点乱来。我看扬州的火车站，就修得很荒唐，修得象 北京的飞机场，一个小地方，火车站花了8.2个亿，全部是钢架结构。乱来啊！中国好不容易有了点钱，不能这样糟蹋了。安徽阜阳好 大喜功，修了个天大的飞机场。那个机场比北京飞机场小不了多少，去年多少人坐飞机？1240人。1天4个人坐飞机。简直一塌糊涂 。这些人喜欢吹牛，结果怎样？王怀忠已经枪毙两个月了。中央下决心煞车。

朱鎔基，好总理，要求自己非常严格，勤政、廉正、敬业，一丝不苟。也有毛病，我经常在北京开会，与 国务院工作人员接触比较多，他们不论总理还是司机，一律平等，围着一个大圆桌吃饭，气氛非常轻松。不象湖南，第一桌坐什么领导， 第二桌坐什么领导，是很随便坐的。他们谈得很实在，不讲大话和套话。说建国以来，周恩来和朱鎔基，是两个不错的好总理。朱鎔基有 一点不好，脾气不好。喜欢骂人，惹他生气了，就骂人，把底下干部骂得狗血淋头。而且不注意场合，有时一屋子人，几百个人，把那个 干部喊起来，痛骂一顿。但事后，朱鎔基会去跟那个挨骂的人做检讨，据说挨骂的人和朱鎔基交情都不错。底下的人都怕朱鎔基发脾气， 但朱鎔基不搞秋后算账，骂了就骂了。咱们温 家宝、胡 锦 涛呢，和蔼可亲，个子也不高，长相也没有朱鎔基那么可怕，没有那么凶，见人总是和蔼可亲，没有任何架子。开会时，总是和干部混坐 一团，所以报纸说他们是平民书记、平民总理，农民管他叫农民总理。我们这个总理不错，农民的手他握、非典的手也握、爱滋病人他也 去看，没有任何架子。干部犯了错误，也不骂人，马上撤职，也不和你商量，处理也和蔼可亲的。到现在，一年多，省级领导撤了22个 ，毫不犹豫的撤。干部一犯错误，政治局马上开会，在会上马上就撤职。现在官不好做了，叫做“问责制”。北京的干部私下流行一句话 ：“不怕朱鎔基暴，就怕某某某笑”。（大笑）我说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不能交了“学费”以后，一下子就跑了。

这就是“问责制”。一个省，非正常死亡30人以上，省长引咎辞职。这是明传电报，每个省都传了。一个 县，非正常死亡10人以上，县长引咎辞职。不但官不做了，还要追究刑事责任，该坐牢，你还得坐牢。北京密云灯会事件，马上书记、 县长全部撤了，因为死了33个人，还准备判他们的刑。不然，对老百姓无法交代。去年四川高考泄题事件，惊动了中央政治局连夜开会 ，政治局找了公安部长，限3天破案，否则引咎辞职。现在辞职不另外安排工作，你就回家，或者去学习算了。然后还找了教育部长周济 ，如果泄密，高考推迟，如果破了案，高考照常进行。政治局要周济同志写好两份东西，第一份，告全国人民同胞书，如果泄密，焦点访 谈节目，周济念他的告全国人民同胞书；第二份，念周济本人的辞职声明。谢罪辞职，以谢国人。周济这两份东西写得不错，得了表扬。 结果是一个晚上就破案了。这两个部长的官才保住。所以北京的人说，这个官不好做了。国家考试中心是搞怕了，今年好多省要求独立， 国家考试中心说，你们独立就独立吧。今年是12个省独立，我们湖南也独立。独立是层层签责任状，我们省是许云昭副省长签的责任状 ，如果哪个省出了问题，你这个副省长就别当了。我们省许省长很聪明，跟下面层层签约，出了问题，我不做官了，那你们也别做了。高 考期间，这些主管官员，就像坐在火上烤一样，非常痛苦。不能出事，中国这么大，谁能保证不出事啊！1992年，黑龙江运送高考试 卷就出了问题，幸亏没有泄密。前年在河北就出了问题。高考试卷都是劳改产品，监狱的哥哥在印卷子，弟弟在外面参加高考，弟弟当然 想努力提高高考成绩，那也是一种跨越式发展的方法，叫哥哥帮他偷卷子。念兄弟之情，哥哥也想努力帮弟弟提高高考成绩，他就偷了卷 子，但监狱有铁丝网，还有解放军站岗，哥哥就拿卷子包了石头，按约定的暗号，使劲往外一扔，由于没有包紧，石头扔出去了，卷子被 风吹到了监狱内。站岗的解放军发现了掉在地上的试卷，吓坏了，这可是一个大案。为这事，监狱的领导全部受处分，哥哥要多坐几年牢 ，弟弟取消高考资格。中国每年这种事都有。我们去年英语四级考试也漏题，胆大妄为，自己学校泄密还不行，还要贴到网上去。影响很 坏。这是教育的话题。

温 家宝第三句话，沿海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可以率先建成发达地区。这就把中西部抛到后面了。第四句话，中部地区，要依*自身的力 量，加速经济的发展。我们沿海地区是15个，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香港、 台湾和澳门。占了中国的70%以上。我们中部地区是9 个，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温 家 宝说要依*自身的力量，加速经济的发展。这是什么话？讲得不好听嘛。我实在理解不了。我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北京发改委的一位副司 长，正坐 在我边上，我问他温 家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温 家 宝没有解释，我也不好解释。在我的追问下，他说，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国家的看法，温总理本届做两件事，一件是东北，一件 是农民问题，即三农问题。你们中部地区没有接受国家重点投资的地区。你们自谋生路，自己逃命去吧！他是这么解释的。反正我们湖 南不是国家重点投资的地区。邓 小平把钱弄到沿海；朱鎔基还是老乡，他把钱弄到西部；温 家 宝要去搞东北，湖南怎么办？我们湖南省委书记想出一个好办法，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啊！（大笑）最后还是要*我们 自己。他现在会唱歌了，唱两首歌，《国歌》和《国际歌》，湖南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这说明中央 *不住了，还是*我们自己。“温 家宝开发东北，使湖南经济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我说的话，他们都笑。的确是这样，你等中央，中央不把你湖南作为重点投资的地区 。肯定到2010年前，湖南都不是。在北京开会，国家很明显的表现出这个意图。中部9个省，黑龙江和吉林都不愁，它们进了东北大 开发的笼子；内蒙古不愁，进了西部开发的笼子；山西不愁，煤炭现在在涨价，煤炭过去120元1吨，现在300多元1吨，山西现 在喊朱 镕 基 万岁，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朱镕 基把中国的小煤窑炸得差不多了，山西是统配煤矿，现在可值钱了，一个晚上涨了200%，7个统配矿务局开足马力生产，两年半前， 西山矿务局的焦煤102元1吨，今年4月底，368元1吨，山西人乐坏了，工人的收入增加了250%，钱都数不赢。全国到处都缺 煤，湖南到处都在停电，现在好一点，我到了南京，8个城市停电，全国都缺电，现在马上又要缺电。缺电是好事，说明我们的工业在开 足马力生产。如果电用不完，说明你的工业一塌糊涂。我们看问题要反过来看，这叫新的、科学的发展观。

湘潭一个中学，去年高考考得挺好的，校长很神气，说多少人考上清华、多少人考上北大，多少状元。我说你犯了三个严重的错误。第一 个错误，湖南第一名不是状元，是解元，全国的才叫状元，这是一个常识性的 错误；你这个学校在省里是考得最好的不错，邓小 平说“三个面向”，后来又讲“四个面向”，从来没有说过 “面向高考”，中央讲的都是怎样抓好素质教育，反对搞应试教育，你们“三个面向”不搞，“四个面向”不搞，只“面向高考”，高考 搞得越好，说明你在错误的道路上滑得越远。（大笑）我是有中央文件位根据的，没有面向高考的文件和要求。你违背了中央素质教育的 精神。从来没有提倡应试教育，要改革。他说，我把多少学生送到清华、北大去。我说你这个错误更严重！清华、北大的湖南学生只有3 %回湖南，97%的学生不回来，你把最优秀的湖南人都搞到北京去了，湖南的经济建设怎么办？你把他们送到我师范大学来，我们把他 们培养出来，为湖南服务，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你这都不懂！（大笑）气得他半天话都说不出来。你把湖南的 优秀学生送到北京，是为胡 锦涛作贡献去了。他说你怎么这样说话？我说，我这是新的、科学的发展观。（大笑）所以我们看问题，要从另外一个视角看。我再跟他 讲清“革命道理”，我说，一个省，很贫穷，很落后的时候，考生找不到出路，就想通过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如果经济发展很好，他 就没有必要只走高考这条路了，所以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高考搞得越好，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高考就越淡化，一个省高考抓得好，是 它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性代表标志。气得他话说不出来。中国内地高考好的省份，经济都没有上去，我在北京国家考试中心，做了个相关 曲线，相关度达到90%，福建经济原来一塌糊涂，高考就好，后来经济上去了，高考就下来了。很多人喜欢高考排队，是非常无聊的搞 法。广东省永远也搞不过湖南，现在广东独立，湖南也独立，广东可以一口咬定，我出的卷子比你湖南难，你怎么比，清华、北大分数不 可比，以后就不要排队。高考也 搞多元化。

湖北不愁，因为湖北有三峡工程，国家给了2500亿。三峡每卖1度电0.25元，4度电1元钱，三峡今年可以卖到150亿度电， 明年卖到200多亿度没有问题，一年纯收入几十个亿，以后可以卖到1000多亿度，纯收入就是200 多个亿。1度电发电成本不到两分钱。湖北二汽，每年可以赚200个亿。湖北可以过得很舒服。

中部9个省，还有黑龙江不愁，吉林不愁，内蒙古不愁，山西不愁，湖北不愁，还有一个绝对不发愁的，安徽不愁，因为它出了个总书记 。安徽现在列入华东经济开发区重点建设范围，4个重点港口建设，芜湖、铜陵、马鞍山、安庆。马鞍山的钢铁厂，要搞到1000多万 吨，旅游搞得很红火，看钢铁城，叫做“钢铁是怎么炼成的 ”。安徽现在国家地位比湖南高，安徽人很骄傲，第一个总书记陈独秀和现在的总书记胡 锦 涛都出在安徽，陈独秀做了五任党的总书记，是中国***的创始人，据说比毛 泽 东还正宗一些，在***的祖师爷。三代党的领导人这个说法，现在有争议。第一代党的领导人是陈独秀，这个人现在还有些争议，革命 一生，在蒋介石手里坐了9年牢，出狱的时候，他当时穷极潦倒，蒋介石给他送去10万大洋的支票，当时一个现大洋可以吃一桌酒席， 蒋介石希望他做国民党的农工部长，他坚决不做。他说我是***人，我不与你合作。蒋介石说，你被***开除出党了。陈独秀是因为 “托派”的问题，被开除出党。去年我到陈独秀的墓上去了一下，在党中央立的墓碑，写的陈独秀先生之墓，连党员都不是，这个实在是 有点冤枉，现在传说要给他平反。陈独秀其实是很不错的，北大的教授，很会演说，他的老家有一座山，叫做独秀峰，很漂亮的。安徽出 文人，胡适是安徽的， 胡 锦涛也是安徽的。所以安徽人很神气，说第一个总书记陈独秀和现在的总书记胡 锦 涛都是我们安徽的。安徽还领导了中国的两次改革开放。第一次是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这一次中央又在安徽搞农村改革试点。安徽向中 央要钱很容易，上海过去不要安徽加入华东经济区，现在抢着要巴结安徽入伙，（大笑）所以现在安徽不愁 。

 

现在愁的一个是湖南，一个是江西，一个河南。河南的地理区位比湖南好，处在中国的中原，过去中国人说，逐鹿中原，问鼎中州，就是 指河南，是中国的中心。河南的主要问题是人多，1亿人口。江西还有一个尚方宝剑，是革命老区，实在穷极了，可以到中央哭穷，因为 是老红军的故乡。湖南怎么办？唱《国际歌》！（大笑）前一段，我们开研讨会，讨论怎样把湖南的经济搞上去。在郴州开现场会，郴州 的有些领导呢，有点不太地道，他们的想法和省里完全不同，他们说，怎么一步把郴州的经济搞上去？最好最好的办法，把郴州从湖南划 入广东。这样的主意亏他们想得出来！（笑）广东省的领导表态：非常衷心的欢迎郴州的同志加盟。首先给1 00个亿，以后每年无偿的再给140个亿。我们省的领导非常气愤，说这是你们郴州少数领导的想法，你问问郴州的老百姓答应不答应 ？一调查，结果98%的老百姓支持。不愿做你湖南人。（大笑）我跟省领导说，没有什么错，谁叫你落后啊！省领导最后语重心长地对 郴州领导促膝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说：同志们不能见利忘 义呀！（大笑）我说，你落后就要挨打。邓 小平80年代有一句名言，中国再落后就要开除球籍。我说，我们湖南省再落后呀！你恐怕会被开除省籍。过去叫楚国、楚地，叫做“唯 楚有才”，现在叫“四面楚歌”。大家都唱起歌来，你怎么办啊！贵州的发展也很快，湖南的形势压头。朱 镕 基到湖南来，看到湖南的发展形势很感动，也指出问题，说广告太多，建筑太乱，“一片繁荣，一片混乱”，他用8个字总结长沙的城市 建设。今年1月 份，胡 锦涛同志到湖南省视察工作，最后说了一句话：“湖南省嘛，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话，我们都 “贪污”了，没有往下传达。我们省的同志说，湖南省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从来没有这么好过。这种话也对，也不对，和中央的调子 不同。到底听谁的。我们全党服从中央，还是要听胡总书记的，而不是听我们省长和书记的。中央对湖南评价不高。什么道理？你的经济 没有搞上去。

我们老师工资太低，省里现在在加薪，我们去年，湖南省公务员的工资，比贵州还少430元，大家知道贵州是个很穷的省份。没有这个 道理。我说我们学校加薪，作为高等学校加1倍都不为过。香港的大学教授1年多少钱！120万到140万港币。我们教授（包括我） 算什么？北京、上海教授的工资都是我的1倍多，1个月有1万多。不算高的，北大年薪高的达到30万。北大在搞改革，2万一个等级 。湖南一个等级差几十块钱，那叫什么等？这样搞，人才不跑才怪呢！我的研究生毕业，我最希望他们到基层去锻炼，但研究生都有一毛 病，就喜欢到省政府、市政府和一些政府部门的单位，千方百计找人把他塞进去。进去后才很悲哀地发现，他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一个月 不到1000块钱，这扣，那扣，剩下几百块钱，怎么养活自己？这是一个很可恨的事情。他抱怨，我说你活该！你为什么要钻进去。省 政府现在加薪，每月加几百块，上千块，这不多，这多什么！我们于省长在广东是一万两千八百块，到湖南是两千两百八十块，这儿发工 资，钱一会儿就数完了，他说，在深圳原来要数好久。他就问底下的人，这是月薪还是周薪？我们这儿当然是月薪啦！他问，怎么这么少 ？边上一个省里的头头说，要不还要***员干什么！（笑）***员是哪里艰苦哪里去，对吗。我们跟他讲革命道理。他也觉得省 里要加薪，的确是太低了。

长沙的房子3000元1平方米，株洲的1500，湘潭的才900，衡阳的800，北京的13000.长沙上个月卖了489辆车， 北京上个月卖了5万辆车。北京男的开辆车，女的开辆车。比如天津出的那种车，男的买“威驰”，女的买 “威姿”，就像买情侣手表一样，都有这个水平了。我们老师还不知道车是什么家伙？是吗！没有自己买过，都是坐公家的车。北京3万 块1台的等离子彩电很畅销，湖南卖不动。因为我买1台42英寸的大彩电要占几个平方米的面积，我买1台等离子彩电挂在墙上，可以 省几个平方米的面积，几个平方米面积的房子要几万块钱，节约的面积，买了彩电后，还可以赚几千块钱。北京人就是这么算账的。我们 经济落后，长沙城市太小，太破，盖了几座楼，不多。你到珠江三角洲一看，到处都是楼房，城市和乡村，简直是一体化了。我到东莞的 一个镇，3 8层的楼房，一口气盖12座，你想那是个什么气势。北京四环线建好后，两年多时间，路旁的楼房一下子全建起来。五环线198公理 已经通车，汽车要跑两个小时。今年1月份前五环线还收费，全是解放军的车跑，老百姓的车不跑，北京人说是解放军大道。北京市政府 知道错了，今年不收费了，现在车多，开始堵车了。北京私车已经达到140万辆，长沙市才3万多辆。这就是经济差距。

我们现在说，塌陷在中部。有意见的干部说，是被国家遗忘的中部。湖南几乎是处在湖底，再不努力怎么 办！我们感到形势压头啊！你不要看长沙市盖的房子多，我们底下还有许多城市是很落后的。像湘西、邵阳这些地方，地方财政很困难。 今年中央对农业问题非常关注，温 家 宝外号叫“农民总理”，非常关心农民，为农 民说话；胡 锦涛也非常关心农民，叫“农民书记”。我说，这个事，早就要做了。建国以来，我们实行的政策，对农民的歧视的。我们把人分为城市 户口，农村户口，建国初期是对的，80年代后期就应该改过来，不改就是错的。以后将取消城市和乡村户口的界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公民，人人平等。后只认一个东西，叫身份证，身份证面前，人人平等。身份证的内容将增加，要把指纹、个人资料输进去，全国两年 之内，要做完这个事。建国以来，我们通过户口，粮票，把农民捆在土地上，咱们陈永贵，做到副总理，官不小了，他死的时候，还是个 农民。想起来令人心寒啦。他在北京还没有粮票，吃饭都成问题，不知道怎么东凑西凑给他弄粮票。讲起来可悲呀！现在不要粮票了，我 们长沙满街的标语，买商品房1套，奖励城市户口一个。骨子里看不起农民。我们把农产品价格定得非常低，把农民搞苦了，1斤大米几 毛钱。现在温 家 宝看农民太穷，定1斤大米7毛钱， 7毛钱也不高。1包好的中华烟70元，顶100斤大米。中国的物价体系，一片混乱。一个和弦手机卖3000元，这么大的电视卖1 500元，这种定价是有问题的。

中国民航总局，是一个很恶劣的单位，飞机票一会涨，一会落，油涨价，它就涨价，“黄金周”也涨价， 去年闹“非典”，没有人出去旅游，民航总局亏了，北京飞海南岛基本是空的，“非典”取消后，动员北京的老百姓到海南岛旅游，老百 姓不去，说飞机票太贵了，要1500元。后来5折，750元，还是不去。后来降到1折，即北京飞海南岛只要150元，比坐火车还 便宜，老百姓不相信，认为没有这么好的事，民航总局说，我们是国家的民航总局，怎么会说假话。后来北京的老百姓就去了。当要从海 南岛回北京时，他们傻眼了，返程飞机不打折。他们不可能不回去，只能忍痛挨宰。民航总局说，5折你们不去，5.5折你们争先恐后 去。把老百姓当猴子耍。老百姓到法院去告民航总局，法院说民航总局没有错，他们说去海南岛1折，回来他们没有讲打不打折呀！民航 总局胜诉。国家说，民航总局赢了官司，输了民心。民航总局是一个形象非常不好的单位，温 家 宝批评了他们。一个单位如果把老百姓当猴子耍，我估计它的下场不会太好。不能这么做，要尊重老百姓。

今年5月5日-8日，我在江苏开会，我们到了扬州，参观一个典型，钢铁厂，沿着长江边上，6座高炉树起来了。1座高炉4个鼓风机 ，就是24个鼓风机。加上备料厂，3.8公里长。每座高炉88米高，这就叫“铁本”。中央 说不要建，下面照建不误。温 家宝下了批文“停”。你下你的，我建我的。温 家 宝去年8月5号下文，说不要乱占基本农田。下文后，下面就占，一下占了6500亩。无法无天，为所欲为。50亿投下去了，还有相 关投资100个 亿。温 家宝最近批了一个字，“拆”。全部拆掉。扬州的干部怎么办？中央就一个字，“撤”。18个常委，除了两个出国的，撤了16个。江 苏省的副省长、省委副书记，都撤了。大换班。江苏的经济是搞得不错的，但现在有点乱来。我看扬州的火车站，就修得很荒唐，修得象 北京的飞机场，一个小地方，火车站花了8.2个亿，全部是钢架结构。乱来啊！中国好不容易有了点钱，不能这样糟蹋了。安徽阜阳好 大喜功，修了个天大的飞机场。那个机场比北京飞机场小不了多少，去年多少人坐飞机？1240人。1天4个人坐飞机。简直一塌糊涂 。这些人喜欢吹牛，结果怎样？王怀忠已经枪毙两个月了。中央下决心煞车。

农民种田赚不到钱，有的还亏。湖南养猪、养鱼就亏。有的在乡下活得实在是很艰难，孩子的学费交不起 ，于是进城打工。中国的城市有一个特色，最苦、最累的活，城里人不做，都是农民工在做，工厂里明明有清洁工，要农民工做。今年3 月份，在北京开一个座谈会，农民讲起来，热泪纵横啊！他们说，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豪华宾馆，都是我们农民工盖的，当高楼大厦、豪 华宾馆盖好的那一天，就把我们赶出来了，我们从来没有在豪华宾馆睡过一夜；我们盖了无数的豪华饭店，从来没有在里面吃过一顿饭， 当夜幕降临，饭店内灯火辉煌，只能看着别人在里面大吃大喝；我们盖了无数个漂亮的学校，我们的孩子不能进去读书，因为没有城市户 口，北京的这么多学校，什么时候收过农民的孩子？从来没有。农民自己集资办学校，叫什么勤劳学校、致富学校、丰收学校，听起来不 是味道的那种学校，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基本不给钱，这些学校举步维艰。农民学校的孩子，受的教育都是很差的；城里学校的孩子， 受的教育都是很好的。农民进城做农民工，没有星期六、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更没有8小时工作制，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一年36 5天，年底领钱。当年底向包工头要钱时，包工头说，我是带资进场给政府盖房修路，政府没有给我钱，我哪里有钱给你呢？政府在很多 情况下，都是赖帐，能赖就赖，能不给就不给。好大喜功，政绩工程呀！摊子铺得不怕大。过年时，中国有1/3的农民 工，拿不到钱回家。去年腊月二十四，温 家宝、胡 锦 涛分头给每个省的省长和省委书记打电话，要求农历腊月 二十八号零时，要给农民回家的钱！家里人还眼巴巴的等着他们回去啊！温 家宝腊月的时候，跑到农民的窝棚 里看农民工，农民工没有钱回家，看着家里人的相片在流眼泪，温 家 宝很感动，说是我们政府不能做这样的事。最后中央急了，开了一个政治局的会，腊月二十八号，哪个省不兑现，撤哪个省委书记的职。 省里就慌了神啦，东拼西凑给农民凑钱。农民虽然没有全部拿到，起码拿了一部分，不要看着相片过年，可以兴高采烈回家了。到火车站 一抬头，怎么不对头呀！车票涨价了，涨30%；到汽车站一看，涨50%.这就是我们政府做的事！谁给你铁道部的权利，让你涨价？ 国家没有给铁道部这个权利，宪法更没有给铁道部这个权利。我开了铁道部这个听证会，这是个什么听证会？找的是什么人？听证会的成 员有几个是农民工？找的都是政府官员。找的甚至就是铁道部一伙子的。通过这种很恶劣的听证会，把对农民的非法侵占，变成对农民的 合法掠夺。铁道部说，我们优质优价。很多人大代表拍案而起，春运期间，你什么优质优价？厕所里站3个人，行李架上还趴着人，平时 坐100人的车厢，春运期间坐300人，你这是什么优质优价？今年两会，代表们炮轰铁道部，把部长骂得狗血淋头。铁道部宰不到我 们，我们国家干部，出差都报销，你涨三倍，我还高兴，因为我的出差补助，是根据火车票来提成。你涨得越多，我提得越多，我的补助 费可能就要高一些。（笑）你宰我不到，宰的就是我们可怜的农民。国家干部你宰不到，就是跟我们农民过不去！中国有些人一提起农民 ，马上就条件反射，就想起收费 。不能这样呀！温 家宝同志说，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些部门，代表的不是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的是他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他没有点名，但这个话讲得是很 有分量的。几个部门我看很可能抓，一个是医疗部门，现在是威望扫地；一个是铁道部门；还有我们某些执法机构，那些戴大盖帽的执法 机构；还有我们农村的基层干部。要那么多的基层干部干什么？中央在安徽搞了试点，大的乡镇40个；中等的乡镇30个；小的乡镇2 0个。这些人国家发工资给你，养起来，不准到农民那里搞一分钱。这些人属于国家公务员，多余的人自谋生路。谋生不行的话，你就去 做农民，把皮鞋脱掉穿草鞋。安徽试点搞好了的话，年底全国推广。

 

org 让农民富起来，国家就发展了。如果9亿农民、两亿个农户，都能买空调、彩电的话，中国的工业全部可以开足马力生产。中国的商业就 可以拼命的卖东西，国家可以拼命的收钱，国家富了，补贴更多的钱给农民，农民再买更多的冰箱、彩电，这就启动了中国的农村市场。 两个市场，一个是国际市场，一个是中国市场。工业要反哺农业，城市要反哺农村。农村富，国家才富；农民富，国家才富；农民强，国 家才强。这都是中央的话。长沙今年取消农业税，不是不交，是由政府交。上海今年开始拿出大量的钱来补贴农民。不要和我们的农民 过不去，胡 锦涛同志最近讲了一句话：“善待农民”。四个字，很有分量啊！这是我们现在的国策。

我们干部改革试点是在重庆搞，现在没有张扬，叫做职员制，一级职员、二级职员、三级职员。以后就不搞什么科长、处长、厅长了，一 级一级爬，好麻烦。咱们要做就做职员，不做就什么都不是。当官的你就享受当官的待遇，不当官的，你就做老百姓。不要像我们很多人 ，明明是个处长，却享受副厅级待遇，还有享受什么待遇的调研员，享受什么待遇的督学。我们教育也没有少搞这一套，对不对？这些东 西呀！都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以后全部要改过来。一个人不做官，在学校，你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嘛。美国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总统不做 了，到大学，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教授，没有什么特殊性。中国要改革呀，还有很漫长的一段路要走。有一次在北京和广州开会，有几个洋 人跟我说，你是***吗？我说我是***，而且是老***。他说，你们***有个特色，每次开完大会后，就要开一中全会、二中全 会、三中全会。一中全会是谈政治的；二中全会是谈组织安排，谈落实文件；三中全会你们才谈经济。我们只看你对我们有用的三中全会 公报。如十一届、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都是讲经济。我气得半天话都说不出来，仔细一想呀，确实如此。抓到我们***的痛处了。 （笑）是这么回事。他们还说，你们***总理任期是五年，第一年上台，精简机构，这个砍1/2，那个砍 1/3，（朱 镕 基砍1/2，温 家宝砍1/3）第二年，把多余的干部都塞到二级机构，第三年，二级机构开始恶性膨胀，“胡汉三又回来了”，第四年，更加恶性膨胀 ，第五年，膨胀得不可收拾，比改革之前的人肯定要多。于是下一任总理上台，又开始新的改革。你们***搞了50年，没有走出这个 怪圈。这个洋人还给温 家 宝写了信， 说了他的看法，温 家宝说，我们一定要走出这个怪圈。以本届政府为例，朱 镕 基改革之初，是2.7万厅局级干部，现在是3.3万。减了一半，怎么又多了6千，不知道是怎么改的。北京的处级干部是29.7万 ，现在是34万。我们的把戏，外国人都知道，处级干部在北京是基本革命群众，不配公车，只能挤公共汽车。所以外国人说，如果在公 共汽车上踩了一个人的脚，1/3的概率是***的处长。这话讲得也很对，确实太多了，包括我们学校，管理机构多庞大呀！很多学校 管理人员的人数超过了老师。在国外都是百分之十几，我们国家的学校达到60%， 70%，哪里有这么多的事情要管。作为一个校长，英国剑桥的校长认为，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给学生发毕业证。第二个，培养一批优秀的 师资，请一些大师到学校讲学，做出学校的品牌。给学生发毕业证是最大的事，但中国不是最大的事，中国校长大的事是跟农民过不去 ，校长要扩大地盘，就要侵占农民的土地。想到农民的土地 ，湖南有2/3的校长大人，晚上都睡不着。

我们做了很多事，我们现在反思，机构改革，我们要走出这个怪圈。前几年，我们高校合并，我在北京，教育部当时一直在开会，很多人 对此提出了质疑，大学合来合去是为了做大，做大的目的是为了做强，你做强了没有？北京有个代表公开说，最好的大学一定要有医学院 ，最好的医学院一定要在最好的大学。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我们不敢说话，很多好的大学就没有医学院，你何必非要把医学院和综合性 大学扯到一起呢？上届政府是高举师范大学的旗帜，本届政府没有这么提了。现在全国28所重点大学，只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一所。美国 没有什么师范大学，优秀大学出来的就应该教书。这种大学合来合去，弊病很多，现在后遗症才爆发出来， 非常突出。

现在中专升大专，大专升大学，本科大学再升研究生大学、博士大学、211大学，还有什么28所。我看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211 是中央指定的，28所也是中央指定的。一个学校好不好，不是谁指定，要*自身的发展，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对学校的评价标准是有问 题的，包括对学生的评价标准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准备改革。中学是大改。我在教育部是课程改革核心组成员，也是全国课程改革指 导委员会的委员。中学的改革我参加，大学的改革我也参加。中学的改革，我们是翻天覆地，以前所有的教学大纲、考试大纲，全部作废 ，现在中学的教材，全部作废，我一本也不要。一个文件不留。我们组长是陈至立和李岚清，官够大的了。初中改革给了我们1个亿，高 中改革给了我们1个亿，两个亿的科研经费，做这个课题。我们后面顾问班子是134个院士，中国没有比这更大的课题了。一个大工程 。我们做课程标准，从北京140个大使馆，下载有关资料，根据这140个国家的标准，制定我们的标准，中国的标准，我们一概不看 ，我们派12个代表团，到欧洲、美国、***去考察学习，每个人都出过国。像欧洲的赫尔辛基，教育部派9个团去考察，看人家是怎么 办的。到瑞士去考察，回来就做方案，我们初中的各项标准都出来了，改26了次，高中的改了17次，到明年全部搞完。四年做了美国 40年做不到的事。美国人吃惊啦！高考我们是今年大改，2月份定的方案，高中定了4个试验区，一个是山东，一个是广东，一个是海 南、一个是宁夏，明年把湖南放进去。大学要大改，合并不是大学改革的方向。我们首先改学制，高中我们就搞学分制，182个学分， 有142个学分，就算你毕业，你读一年我也给你毕业，你读8年我也给你毕业，无所谓留级不留级。我们的八个方案全部政治局通过了 。134个院士，133个支持，1个弃权。我们课时大幅度减少，小学生一天3节课，初中学生一天4节课，高中学生一天5节课。谁 胆敢加一节课，就撤校长的职。现在我们那些高中，无聊透顶，正课老师在课堂上不讲，收费的课再讲正课的内容，才把那些所谓对付高 考的真才实学讲出来。他为什么要办班呢？他要创收，什么都和经济挂钩。教育不是产业，是一种公益事业，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现在这 个学校变了味道，一天到晚收钱。小学、初中你收什么钱嘛！那是义务教育。根据宪法，应该是国家全部包下来，个人不要出一分钱。我 到***去看多少个小学和中学，他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国家做的都是违背宪法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国家办，民办你收费也是违背宪法的。 大学可以收费，我们什么东西都照宪法来，我们找了150个学校的校纪校规，每一本都有严重的错误。晚上九点半下自习，十点熄灯， 不准讲小话等，北大的教授说，凭什么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啊！重庆有个学校，两个学生谈恋爱，人家申请结婚，学校不允许，把他开除 了，学生说，我不违反婚姻法。学校说，你违反我校纪校规，我把你开除。闹到教育部，教育部给两个学生寄贺信。中国所有的法律要服 从宪法，所有的三级法要服从二级法，二级法要服从一级法，一级法就是宪法。学校定的校纪校规，不能违背宪法、婚姻法，学生谈恋爱 就是道德败坏，婚姻法没有这么说，重婚才是道德败坏。我们学校的校纪校规有这么一条，不提倡谈恋爱，又不反对谈恋爱。这是什么鬼 话嘛，每当念校纪校规，念到这里时，学生就哄堂大笑。莫名其妙。还有的学校写上，学生迟到一次罚款1元，老师迟到 1次罚款10元。教育部高教总局的副局长说，没有经过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统统是乱罚款，校长没有罚款的权利。所以一当真，我们 发现很多学校都有问题呀！我们学校扼杀学生的天性，把学生所有的棱角都磨掉了。我们学校中学教的课程，有一半孩子一辈子都用不着 。我们高考的内容，有2/3是孩子一辈子不会再考的。你说高考选才，你那几张卷子，就能把一个合格的人才选出来吗？我看你是在考 学生背书。老师就猜题。出卷子的就让老师猜不到，我出了多少年题，我就是要让老师猜不到。你们猜到，我们的水平就无法体现。坑害 的就是中国下一代。我们现在高中毕业生只会高考，不会别的。什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都没有，就是面向高考。中央关于素质教育的 精神，抛到九霄云外了。所以有人说，教育是计划经济最顽固的一块堡垒。这样的教育怎么能培养出诺贝尔奖的得主，再过20年也培养 不出来。

北大总说自己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世界上排在第37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多少人获得诺贝 尔奖，北京大学没有一个，一个重大指标是空的。我们说有院士，但院士是自己评的，人家不承认，和国际上不接轨。你说有多少个博士 点，都是你自己评的，和国际上都不接轨。湖南没有什么学校和外面接轨的。我们和北京一比，说实话，我们差很多，因我今年有4个月 在北京。我在教育部打工打了四五年，对情况比较了解，我们总是说，我们写些论文，SCI又发表了多少论文。教育部明确提出，为什 么要按美国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学 校，我们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标准。

我们的文科，我看绝大多数是失败的，中文系解放后没有培养出一个大作家，政治系培养不出大政治家，政治家都是学工科的。很少有学 文科的。****是上海交大学机电的，胡 锦 涛是清华学水利发电的，温 家 宝、朱镕基也是清华学工科的，李鹏是苏联列宁格勒机电学院毕业的，后来一统计，中国学机电的国家领导人最多。偏偏是中央党校，没 有培养出什么人。清华大学机电系，建国以后，培养出了9个政治局委员，比中央党校还办得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清华大 学也有问题，它没有培养出一个伟大的机电学家。对这个问题， 我们要反思。

我们所设的专业，简直一塌糊涂，我到人民大学去，要他们报所设的专业，他们设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恩格斯理论研究、斯大林研究、毛 泽 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还有“三个代表”。设七八个这样的专业，我说你就搞个马列主义专业就行了。他说，我们这样设错了吗？我说，当然错了。你人 为地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毛 泽 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割裂开来。错误好严重啊！想他们都有点害怕。他们说是这么回事，我们教政治的老师太多了，实在是没有地方 安插，不搞这些专业，老师不好安排，要下岗。我说你宁愿下岗，不能把专业搞得这么乱。当时专业不知道怎么设计出来的，有1000 多个专业，后来我们砍到230多个，现在，我们要砍到100个，上次西安会议说要砍到100个。中央说，绝对少于80个。北京现 在有些大学，就是大文科、大理科、大工科，。进去以后，学生你就自己定方向。挺好的，天下不会乱。很多老师说，这个我怎么上课， 我就会那一点。这就是老师的问题。中国大学糟糕，就是我们老师的水平太低。一本教材、一本教参、一个教案混十年、二十年，你不落 伍才怪呢！你没有融入世界学科的前沿呀，学校评了副教授就评教授，评院士是很难，1000个难有一个。这样教授革命就成功了，只 能混，如果写文章，还要交版面费。现在沿海的博士点乱评一气，我的学生还是副教授，就是博导了。所以博导现在也不值钱了。

我们哪是聘任制，职称评了就是一辈子。我们教育改革的方向，就是把评职称这个东西取消，聘你是什么 就是什么。聘你教授就是教授，聘你是副教授就是副教授。中央在科学院搞试点，大获成功。以后没有评什么职称，聘你是什么就是什么 ，没有聘你，你什么都不是。我们湖南的职称，迟早要取消。我跟人事厅黄厅长再三讲，他也觉得我讲得有道理。比如我，以后可以在师 范大学做教授，也可以在湖南大学做讲师，还可以在中南大学做副教授，谁聘了我，我就是老师，没有聘我，我什么都不是。

学生的学分是相互承认的，清华和北大就相互承认。反正修满一定学分，就可以毕业。同类的学校，我可 以拿清华或者北大的文凭。哪个学校的学分多，就给哪个学校的文凭，不会乱套。如果没有钱，可以到外面打工，赚了钱再回来继续读。 这个文件已经通过了，以后要照此办理。学生接触社会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把它彻底放开。以后的中学，我的想法是每个中学突出一门 或者两门学科，一中搞数学，二中搞语文，三中搞英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学校，学分都算数，修满学分，我就放你毕业，天 下不会乱套。老师也放开，不要师大的老师就一辈子在师大，生是师大的人，死是师大的鬼。没有这样的道理，人才要流动。广东经济搞 上去，人才就很活；湖南经济搞不上去，人才就是死的。这样不行的。湖北从武大调了个老师当副省长，头天还拿粉笔上课，第二就当副 省长，我看也挺好的。没有什么级别，不拘一格选人才。不是象我们组织部一样， 一级一级提，要做到胡 锦涛的位置，要到72岁。这不是害人吗？胡耀邦16岁做少共国际师的师长。现在组织部要跨级选拔，不拘一格大胆启用人才，这样国 家才有希望。这次选拔岳阳和邵阳一个书记，都没有超过45岁。有的人愿意教书，有的人愿意从政，这都很好。湖南要有更多的人充实 经济建设第一线，不要削尖脑袋都往官场上挤。湖南人的心思在做官，广东人的心思在赚钱，上海人的心思在做事，北京人的心思在琢磨 权力。北京出租汽车司机非常关心政治，有70%的政治谣言据说是他们造出来的。所以中央不喜欢他们。广东人一天到晚在琢磨钱，不 关心政治，你问现在开了十几大，问三个人，有两个说不清楚。浙江温岭7个常委，有5个常委挂印而去，办公司去了。长沙市招聘一个 国土局副局长，86个人报名。/p>

 

学校要有定位，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还有东北师范大学，现在都定位为综合大学，不搞师范， 这也不错。有的学校合起来以后，很难，浙江大学合起来以后，把西湖包围了，武汉大学合并后，包围东湖，吉林大学合并后，包围长春 ，长春外围都是吉林大学。长春在哪里，在吉林大学里。长沙市怎么说呢？文化素质大大提高，有个重点大学给我们看门，这个大学叫中 南大学，长沙市东西南北四个门，都是中南大学在看着。这不是我们办学的目的，大学要有重点学科，湖南大学应该办工科，师范大学应 该办文科，国防科技大学应该办军工，什么都搞的话，肯定搞不好。一个省不要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一个学校，也不要建立完整的学科 体系。如果一个校长沾沾自喜地说，我们这个学校什么学科都有了，说明这个校长不懂教育。一个学校要讲它的特色，不可能什么都强。 以后，合起来的学校可能还要分。现在什么学校都升格，中国现在最缺是什么？温家宝说，中国最缺是技术工人。大家都去当科学家，没 有人做工，怎么办？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德国和***的经济为什么腾飞，技术为什么最先进，就是技校办得好，它定位就是培养合格的 工人。中国不敢这么提，这么提，别人就看不起。这说明我们整个社会就有问题了。同样的事，德国的车掉到河里，一个星期不漏一滴水 ，中国做的车，一上坡就哗啦哗啦响，比较小的声音的是***车，没有声音的是德国车，这就是工人，技术水平。我们学校教的很多东西 ，说实话，社会上根本就不用。我们的孩子到社会上，都要重新培养。对一个合格高中学生培养的要求是什么？第一，一个好人；第二， 能养活自己；第三，长大对社会做点贡献，给家里寄点 钱。学生走出校门，不了解社会有什么用？

湖南的问题怎么办？湖南问题很多。湘西可以进国家西部大开发的“笼子”，湖南不可能把钱都投在湘西。国家把钱投在西部，没有多少 效益。国家投一块钱在西藏，只能回收两毛钱。国家投一块钱在上海，可以回收二十块钱。投在上海是为了发展，投在西藏是为了公平。 投在上海是为了倾斜，投在西藏的为了均衡。投在上海是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先富起来，投在西藏的为了先富帮后 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国家穷，开发沿海。国家富了，开发西部。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处理好东西关系，中国50年就是这样 的。我们湖南现在穷，所以我们不能把钱都投在湘西。我们要把大部分的钱投在湖南的东部，投在京广铁路沿线，沿线有11个城市，占 投资的3/4，长、株、潭要占投资的一半。长、株、潭一体化的规划，从1984年搞到现在，我从1992年开始参加这个规划，现 在有十来年了，我看是以失败而告终。我们搞了交通、金融、工业、环保一体化，就是没有搞党委一体化。我说你这是踢开党委闹革命， 怎么行呢！关键是一个市长，一个书记。我们现在的规划就是一个市长，一个书记。把长、株、潭变成副省级市。全国15个副省级市， 长、株、潭是第1 6个。行政区划要调整一下，中国行政区划，毛病就很多，这是中央说的。中央说要扁平化管理。什么是扁平化管理？我举个例子，我们 的院长刘春平同志，是***党派民进的副主委。现在***党派参政议政很红火，中央文件来了以后，***党派的主委和教育厅的书记，一 起到省里听传达文件精神，回到学校后，***党派马上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文件精神，因为它总共才几十个人，两个环节就将精神传达到个 人。作为***的组织机构，要经过五次，才能传达到每个人，我是20多年党龄的老***员，而每次都是非***的刘春平院长向我 传达中央文件精神。因为他只要开两次会，我们要开五次会才能得到精神。讲起来遗憾，***的机密和一些文件精神，我是通过***党 派得到的。说明我们的机构中间层次太多，所以中央说，要减少中间层次。学***党派，减少层级。我们省一级，可以缩小，增加数目， 现在34个省区，能不能做到50个、60个、98个。我们做了个5 0个的方案，是委托华东师范大学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做的；我们做了60个的方案，是委托民政部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做的；98个的方案 ，是委托北京大学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做的。谁是后台，国家是后台。谁给钱，国家给钱。方案都做出来了，但不能公开。因为一公开，怕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闹事。比如象我们湖南一公开，郴州划到哪里，湘西划到哪里，我们省就不会给它投资了，对不对。因为反正是别 人的，何必为他人做嫁衣裳呢？有一个记者，犯了严重错误，把我们印的一个册子，（3个册子我都有，不能拿出来）贴到网上去了，引 起轩然大波。中央面临着强大的压力，很多省就问中央，我们“十一五规划”还做不做？中央说，继续做，没有叫你们别做。省里的同志 说，中央把我们省分为两个，我们还做规划干什么？中央说绝无此事。他们就说，方案我们都看到了。中央说，这只代表少数专家学者的 观点，不代表国家和政府的观点。他们就认为，这些专家学者没有毛病，肯定是国家要他们做的。国家现在是一口否认，2020年，我 们不考虑大规模调整的问题。

不管划多少省，必须有一个中心城市，你把湘西划一个省，中心城市定哪个？定吉首，它带不动。定怀化，怀化没有做大做强。到202 0年前，我们不考虑迁都的问题。都可能以后要迁，但暂时不会迁，因为迁都需要2 万亿人民币。迁都方便国家机关，但不能到国家机关收钱，谁也不敢到中南海去收房租。这个问题不好搞。202 0年前还有一个不搞的事，就是南水北调，西线调水的问题。这是中央说的三不主义，让底下干部吃定心丸。否则中国就会乱套。但直辖 市要设，第一个报名是深圳、第二个报名是广州、第三个报名是青岛、第四个报名是大连、第五个报名是宁波、第六个报名是杭州、第七 个报名是厦门。批第一个可以，批了广州，广东省怎么办？估计可能批深圳。现在全国都开放，都是窗口，深圳开放的窗口意义已经不大 了。深圳和香港都在淡化。香港由于大量的东西不需要在那转口，它的经济开始萧条。香港萧条，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这是我的 一 个观点。这是好事，很多问题要反过来看。

 

湖南省计划调整的有株洲，我们的想法是把它尾巴摘掉，把攸县、茶陵、醴陵三个合起来，变成地级市，首府放在醴陵。醴陵当然高兴了 ，升了两级。长、株、潭裁下来的干部都放到醴陵去。干部是决定性的因素，干部问题解决了，别的问题都好办。把炎陵县划到郴州去， 把株洲县变成一个区，放在株洲市。把湘潭的湘阴放到娄底，娄底当然高兴，湘阴走投无路，准备投到长沙。把湘乡变成一个副厅级的区 ，把湘潭县变成一个区，这是湘潭。长沙呢，原有五区不变，都变成副厅级，暮云市以后划到天心区，天心区为“两场” 伤透了脑筋，一个叫做飞机场，属于解放军的，19架飞机，60个亿，从俄罗斯买的，修个导弹5.6亿，那是打台湾用的。我参观过 ，非常先进，我感到很骄傲。解放军说，你骄傲什么？一打起仗来，你这里就是目标，就要挨打。我想解放军是对的，我们是错的。对不 对！你这里有先进武器，美国和台湾就瞄上了你，这里的飞机一起飞，他们就很紧张，因为卫星都在监控，现在没有什么密可保。另一个 是火葬场，边上还有我们的几个学校。你这边在讲三个代表，它那边在奏哀乐，这怎么受得了。清明节那段时间，简直没办法上课。浓烟 一阵阵飘过来，学生学习呀，闻到一股烧尸体的怪味。学校就去告状，说它破坏环境，影响学校的教学，破坏学校学习马列主义、 毛 泽东思想、三个代表。官司打到省里，火葬场说你学校82年才建，我52年就建了。你非要挨着我建，还要找我吵。现在没有办法，学 校还是要保护，准备将火葬场迁到跳马去。坟不好迁，迁坟打不完的官司。有人说，迁了坟以后，搞房地产，我说，那上面的房子，谁敢 去住。只好把它围起来，做公墓。

宁乡把它设市，现在宁乡的人很激动，听说这几天正在做牌子，长沙市已经警告了宁乡市政府，不要轻举妄动，现在挂牌子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中央没有批文，不能挂牌，否则就是违法。现在设市的事，全国都冻结了，宁乡目前不可能批。即使会批，也要等批后才能挂牌。 长沙县，把它撤掉，变成星沙区。望城县也撤掉，变成雷锋区。浏阳市呢，想变成地级市，和长沙市平起平坐。亏了长沙市的领导高瞻远 瞩，及时粉碎了浏阳市想独立的阴谋。并严厉批评了浏阳的领导，我想他们肯定是口服心不服。我跟长沙市的领导说，浏阳没有错。长沙 市的领导说，他们想闹独立。我说，它独立还是归湖南省管，只要没有独立到外国去，就没有错。搞来搞 去，都是胡 锦涛的地盘，没有错。他们说这是出卖长沙市。我跟省领导说，卖国有罪，卖省、卖市，都没有罪。反正都是卖到中国。湘阴想到长沙市 来，背着岳阳领导，和长沙市的领导举行了多次非常友好和谐的会谈。岳阳领导知道后，大为震怒，说这是变节行为。长沙市的领导说， 湘阴历史上就是长沙国的一部分，长沙市政府明确表态，爱国不分先后，湘阴什么时候过来都行。现在湘阴过来已成定局。

长、株、潭合起来以后，叫什么？我提出叫“毛泽 东城”，如果谁说这是捣蛋，那就是政治上有问题呀！ （笑）大家都通过了。因为毛 泽东是革命领袖，不要做广告的。这是湖南最宝贵的财产，不用白不用。我们湖南浏阳河的酒二十几万卖掉了，五粮液集团每年赚两亿多 。北京人民大会堂，盛行一种国宴用酒，由贵州青酒集团做的，叫做“橘子洲头”。我非常气愤，因为橘子洲头的规划是我做的。当时北 京大学、南京大学和我三个都做，最后我的分最高，比它们两家合起来的分还高。我想把橘子洲头做个品牌，没有想到让贵州做了，贵州 是个很落后的地方，所以我们感到气愤。湖南“毛 泽 东”这个品牌要用好，这个品牌全世界都知道。

长、株、潭方案，三个城市都在做，长沙做了300万，株洲做了100万，湘潭做了100万，有些方案，是当官的做的方案，亏他想 得出来，我们坚决否决。三个城市吵得一塌糊涂。最后它们三个市长形成一个方案，我讲给你们听，哭笑不得，三个城市交界的地方，命 名为井冈山，盖一栋大楼，100米高，33层，三角型，一面朝长沙，一面朝株洲，一面朝湘潭。真是岂有此理，你们当官的怎么出些 这样的主意，这叫坏招。我们所有专家，没有一个人投票，我们有个专家委员会，叫做“土地监督委员会”，10个人，高校两个代表， 我是一个，有8 个***党派。还有个“规划委员会”，我们都是一票否决，所有的专家毫不犹豫地给划了个“×”。所以当官的想法和我们不同，我们搞 规划是搞经济，他们搞规划是搞人事安排，安排尽可能多的干部。但是他们那套行得通，我们这套可能行不通。长、株、潭以后要变成副 省级市，500万人，要和武汉、广州平起平坐。长沙去年工业产值523个亿，广州去年2850个亿，这就是差距。

湘西怎么搞，湘西现在神气，去年人均收入，比邵阳多两块钱。邵阳市长不以为然，不就两块钱吗？湘西 的说，不要小看这两块钱，这可是革命性的突破。说明湘西人民站起来了，不处在湖南最后一名。现在比你多两块，将来可能多两万。气 得邵阳市长说不出话来。湘西现在还是落后，进了国家西部开发的笼子，湖南只有湘西自治州享受国家的政策。湖南现在的想法，是尽可 能多的将一些地方塞到湘西大开发的笼子里去。同样沾国家的便宜，去搞国家的钱。我们前几天开会，商量把怀化划进去，把邵阳西部的 6个县划进去，（城步、绥宁、武岗、洞口、隆回加是邵阳县）把石门也划进去，共31个县市。省里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样呢，以枝 柳铁路为中轴，怀化为核心，张家界作为旅游城市，吉首作为少数民族区域中心城市，靖州作为南部的城市，靖州南部不能搞旅游，因为 解放军二炮基地在那里，是对付美国人的导弹和核武器。湖南没有权，要国家来定。所以旅游还是以怀化为中心，这边呢，凤凰和张家界 连起来，一片一片的开发，张家界开发完了，袁家界开发，我两年前做了个袁家界开发规划，还得到省里的表扬。别人做规划是修路、建 房子，我做规划是拆房子，拆路。拆了700多所房子，因为当时房子建得太多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摘张家界“世界遗产”的牌，省 里害怕得要命，我们就只一块牌。联合国的人说，你不摘牌可以，你要拆房子，要恢复生态。所以拆房的规划让我来做。有个电梯，我们 舍不得拆，北京昆仑公司花了6000多万，在水绕四门那里，让它保留下来了。

过去都是地方割据，这边一伙强人，把山头占了；那边一伙强人，把山头占了。这边这伙人姓杨，那边那伙人姓张，谁也吃不到谁。战争 搞不成就搞政治，立块碑，这一伙人的地盘叫张家界，那一伙的地盘叫杨家界。所以，张家界是土匪的范围。这是我考证的。过去是官逼 民反，搞封建割据，四川、贵州这种情况也很多，这是正常的。所以这是张家界的特产。（笑）张家界那边还有很多好地方，比如杨家界 ，还有天门山，有230亩平地，现在准备开发。那边还有九天洞，雄帝岩，江垭水库，了台，上面还有明朝的建筑，只有一条，养肠小 道上去，上边有406户人家。很多人要在上面搞电气化，我是坚决反对。江垭那个地方还有魏城。有点象希腊的雅典，把魏城建好，这 都是一流的。所以湖南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好东西，关键我们怎么开发。

所有地方的定位，要把它岔开，象长、株、潭的定位，长沙我就做工程机械，如三一重工，中联重科、远大空调等；株洲就做铁路机械， 以田心为中心；湘潭就做电工机械，以湘潭电机厂为中心，还把衡阳变压器厂搞进来。长沙做电池，做不过上海，做不过苏州工业园，做 不过新加坡。我可以做手机电池，做一个手机电池赚150元，做一个手提电脑的电池赚1500元。以后可以做到600个亿，第一期 就50个亿。这个事情已经启动，大学做支撑。今后湖南要做赚钱的事非常多，很多材料的攻关，都在湖南，京广快速铁路，经过湖南， 长沙黎托这里的地价，马上就要暴涨，我们不好说，否则就炒土地。以后时速每小时320公里，长沙到株洲7分钟，到衡阳37分钟， 到广州2小时48分，到香港3小时28分，到北京4小时30分。谁高兴，我们高兴。谁不高兴，民航总局不高兴。4个半小时到北京 ，谁还坐你的飞机啊！陆路和天上竞争。到明年年底，4小时湖南，从长沙开始，到1 3个地州市，4小时直达。12小时湖南，从长沙出发，到72个县，12小时到达。湖南6700万人口，国内生产总值排在全国12 位，人平生产总值排在全国18位，财政收入排在全国16位，人均收入排在全国19位。落后，没有关系，湖南赶。大家都发愁，我说 ，你们愁什么？湖南人过去是领导中国闹革命，连新中国都造出来了，现在造一个经济排在全国前8位的湖南都造不出来吗？这不是什么 大事。大家一想，也是，湖南近100年，历史上多辉 煌，毛 泽东造出了新中国，你们造不出一个新湖南，对不起祖先啊！要赶快造出来。湖南人很聪明，智商很高。广东人说湖南人都是诸葛亮，我 们是刘备。诸葛亮再聪明，为刘备打工。诸葛亮那么聪明的人，让刘备几句话哄得团团转，以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什么道理？湖 南人缺乏经济的帅才。缺乏高水平的企业领袖。这是于省长说的。我说。现在，湖南不要那么多高水平的革命家，咱们以安定团结为中心 。你要现在不打台湾，也不要那么多高水平的军事家。打台湾也要不了几个人，一个小岛子嘛，对不对。实际上你围而不打，比打它更高 明，放些水雷把它封锁住，它经济几个月就垮了。所以说，现在办法很多，打台湾对湖南有好处，我们许多军工厂，可以得到很多生产订 单，否则，现在有些厂要死不活的。沿海有了钱，不想打台湾了。有钱就不 革命，穷人革命的积极性很高。我们现在做追赶的计划，衡阳100万，岳阳100万，常德80万，郴州80万，永州80万，益阳8 0万，邵阳80万，娄底80万。还有17个城市准备做到40-50万，还有20个小城市。这就是我做的湖南城市化的方案。后来我 又和省建设厅、省发改委做了方案。2000年到2005年，我们不提农业大省，也不提农业强省，提出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 ，2006年，还要加上信息化。湖南的经济，更多的要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去思考。要跳出湖南看湖南，跳 出长沙看长沙。你们办教育，更要跳出教育办教育。多研究社会对我们教育的需求，多研究我们孩子，不是以老师为中心，而是以学生的 发展为本。这是我们教育改革，课程改革的核心内容。要树立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积极向上的社会理念，主动负责的公民态度，可持续 发展的环境机制。 这是我们新的教育方针。

现在全国发展很快，各地都在追赶，全国就是一个大洗牌，洗牌要尽量将湖南洗得*前一些，而不是*后。我们说，2008年到201 0年，湖南能不能进入全国前十强呀！2015年至2020年，湖南能不能进入全国前八强呀！前三强，我们不敢想，前八强还是应该 做得到的。湖南这么多的人，这么丰富的资源，这么良好的区位，我们完全可以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做得更出色一些，以一份良 好的答卷，来回答我们三湘四水的人民。今 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汇报到这里。谢谢各位。

作者： 王东京 | 2006年05月22日21时44分 |   

【内容提要】随着经济改革步步深入，官制改革愈受社会关注。经济与政治，一个经

济基础，一个上层建筑，彼此千丝万缕，血脉相通。因此，如果让我们换个角度，即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官场，或许能帮助我们理出一些有价值的思路。
 
 　　随着经济改革步步深入，官制改革愈受社会关注。经济与政治，一个经济基础

，一个上层建筑，彼此千丝万缕，血脉相通。因此，如果让我们换个角度，即从经济

学的视角看中国官场，或许能帮助我们理出一些有价值的思路。

　　少数人选人与多数人跑官

     国人崇尚做官，素有传统。中央虽反复强调：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分工不

同，没有高低贵贱，可现实却是，从政今天依然是许多人的首选。常言道，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可人们为何对做官情有独钟，一定要往“官道”上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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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乐于在政界摸爬滚打，主要受三样东西驱使：赢得尊敬、获取收入和权力。

其中，权力最为关键。有了它，不仅前两样东西唾手可得，有时，权力甚至有通天的

本事，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无怪乎古往今来，无数英雄拜倒在权力的魔杖之下。

是的，掌握权力，就意味着控制了公共资源。对封建帝王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天下都是他的，所以皇权至高无上。从封疆大吏到七品县令，官印在手，管天

管地管空气，说一不二，因此百姓称他们为“父母官”。

　　当然，共产党的干部绝不是封建官吏，但人民给予的权力，同样是对公共资源的

控。计划经济时期，官员大笔一挥，可调拨物资，分配指标，下达任务，可谓字字

千金。时至今日，越是市场经济欠发达、国有经济比重高的地方，人们的从政热情越

高。在这些地方，机构精简难，公务员考试火，千军万马挤官道，大多都是冲着官员

手中的权力来的。

    问题在于，要想当官，就得“跑官”。按公共选择理论的说法，官场也是“市场

”，信息也是不对称的。就像你去商场购物，一定要先弄清该物品的有关信息（比如

质地、价格等）后，你才肯付账。握有选票的人，假如不了解你，你不跑，不向他们

传递你的信息，他们怎会选你？所以，跑官本身并没有错。不论哪朝哪代，中国外国

，做官都是需要“跑”的，不过体制不同，跑官的路径也有不同。有的往上跑，有的

则往下跑。时下人们口诛笔伐的跑官，恐怕是那种只往上跑，不往下跑的现象。

　　其实，跑官往上跑还是往下跑，就看官帽子握在谁手里。如果是上级任命下级，

一言九鼎，老百姓人微言轻，说了不算，那么想当官就得往上跑。“官位”本来就是

稀缺资源，求者若鹜，你不往上跑，不进入上级领导的视野，领导又没有千里眼，那

知你是何方神圣？一旦调兵遣将起来，自然就没你的事。

　　经济学家常说，制度高于一切。过去一位中央领导也讲过：反复出现的问题，要

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向上跑官，所以会遭人们抨

击，说明此类现象已不在少数，追其原因，一定是现行选官制度有缺失。设想一下，

倘若某人能不能升官，不是由上面定，而是靠老百姓投票选，规矩一变，你说他会往

哪里跑？多年来，我们总是埋怨官员不联系群众，说到底，这种由上至下的选官体制

，难辞其咎。

    若从经济学角度看，“往上跑”也符合收益最大化原理。姑且以县级为例，干部

提拔一般要过三关：组织部、书记办公会、常委会。起关键作用的，主要是县委书记

、党群书记、组织部长。即便把常委会成员，包括列席会议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

全都算在里边，总共不过10多人。只要盯住这几个人，经常跑一跑，如果有半数以上

被“摆平”，就算大功告成。而一旦官位到手，日后自然会有更多的人往他那里跑。

屈指一算，跑官的诸种成本，与提升后的远期收益比，只怕是九牛一毛，当事人即使

不懂经济学，也能算得过这笔帐。

    西方发达国家，做官也得跑。不过，人家市场经济搞了几百年，跑官的路径与我

们有所不同。市场经济崇尚的是竞争，对稀缺资源，谁出价高，谁就有权使用。当然

这里的出价，不是让你掏腰包，而是要看你为民造福的本事，此间情形，就有点象工

程招标，要看你的资质，看你的韬略。可是，老百姓对你素昧平生，怎知道你有多大

能耐？于是，从政者要四处游说，要搞竞选，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跑官，与

计划经济体制正相反，不是往上跑，而是往下跑，要争取让公众多投票。

　　西方社会的选举制度，自有它的毛病，且国情不同，绝不可照搬，也不必搬。但

仅就多数人选人与少数人选人，我们一眼便可分出优劣。解决向上跑官问题，其实并

不难，要害是变少数人选人为多数人选人，也就是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在干部选

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增强透明度。面对亿万百姓，原来吃请送礼、拉关系找门

子的勾当，就会因成本高昂不禁自止。

　　要做官，跑百姓；要提升，看民意。同样还是“跑官”，一上一下，路径变了，

官民关系也就有了天地之别，原来的密切联系领导，则会变为密切联系群众。如此一

来，当官者自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也就

有了制度保证。

　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

    官方统计数字常常靠不住，这早已众所周知。中央曾三令五申，统计数字要打假

。可如今的假数字，仍是比比皆是。往往同一个指标，能整出几套数字来，真实的数

字究竟是多少，谁也说不清。为什么统计数字要掺假？答案只有一个：“官出数字，

数字出官”。

    数字和做官，乍一看风马牛不相及，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回事。可如今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成了互动关系，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但在经济学看来，此中道理一点即

破。现行的干部任用体制，是一种典型的金字塔结构。握有干部升迁大权的人，处在

金字塔上层，干部要想进步，必须取悦上级，唯上是从。上面任用干部，当然要看政

绩。政绩怎么看？其实数字最有说服力。如果有人搞出一套考评标准，大而化之，笼

统抽象而不能量化，让人不仅看不出纵向的变化，也难作横向比较。这样的考评标准

，即使有也等于无。因此，考察干部听汇报、看数字，在现行体制下，有一定的合理

性，它至少是一种成本较低的制度安排。

    基层干部工作在下面，上面的大领导不能天天跟着，对真实的数字信息，了解很

不充分，于是，这就使基层干部总是处在有利的一方，虚报数字，易如反掌。俗话说

，没有不透风的墙。在数字上做文章，时间一长，总会露出马脚，搞不好甚至会捅到

上面去，可金字塔型的干部考核体制，却为违规者架起一道防火墙。数字报高了，对

上面领导的提升，也是利多弊少，两相权衡，上级领导也干脆睁只眼闭只眼，能放一

码是一码。由于越往金字塔顶，信息就越不对称，因此，只要数字造假别太出格，比

如惊动了中央，乌纱帽是断不会丢掉的。于是乎，“村骗乡，乡骗县，一路骗到国务

院”，弄虚作假之风愈演愈烈。

    古人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对现行的干部考核办法，若不作彻底改变，数字

和官的“跳背”游戏，肯定还会继续做下去。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不能再

看数字呢？当然不是。数字出官，只要数字没有水分，真正反映政绩，出官也就无可

厚非。现在问题在于，由谁来出数字。若是官出数字，官员为了升迁，难保他不参水

分，如果改由民出数字，情况就大有不同。干部在下面工作，干得好不好，群众的眼

睛最亮，也最有发言权。只要把干部的考察权交给群众，让老百姓给官员打分，这样

打出来的数字，就不会造假。而基层干部，也没有必要再去造假数字骗人。所以考察

政绩，一定要以老百姓出的数字为依归。

　　让老百姓出数字，说白了就是要用“民意”测度政绩。并且政绩的测度，既要看

届中表现，又要听一听“卸任回声”，如对任内的干部，定期进行民意测验，对新任

的干部，到原单位“追评”，这些做法，都不妨一试。也许，有人会担心，那些工作

泼辣，敢于得罪人的好干部，会不会因此吃亏。一个明显的道理是：做好事会得罪坏

人，做坏事会得罪好人，不做事的什么人也不得罪。经济学并不回避这种民主失灵问

题，但仔细分析，得罪坏人其实无关大雅，坏人毕竟是少数；再有，假如让选民明白

，选举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又怎么会选那些无所作为的庸人呢？即便这种情

况真的出现，那也只是特例。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行得端，站得正，群众心里那杆

秤，总会抬举得很高的。

“好人假定”与贪官现象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干部队伍就象大浪淘沙，有的干部挺立潮头，引领风骚；有

的则经不起考验，腐化堕落。对于后者，人们满可以从其思想上找根源，但做经济学

分析，则更应注重从体制上找原因，因为存在决定意识，思想的根源，归根到底还是

在体制。

　　俗话说，制度好，坏人变好人；制度不好，好人变坏人。那么，如何才能有一个

好制度呢？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的假定出

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出坏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

得到好结果。所以经济学里，必须把人假定为“经济人”，把人都看作是自私的。如

若没有这样的假定，经济学就无从建立，经济政策也一无用处。

　　在这方面，西方人倒是比较务实，他们认为，官员也是自私的，小到科员，大到

部长，都想吃饱穿暖，都有七情六欲，都希望能在不损害别人的前提下，实现个人利

益最大化。所以他们在设计激励机制时，会充分考虑物质利益的作用。比如对政府，

实行高薪养廉；对企业，实行年薪制等。可我们的体制，却假定官员们都是大公无私

、毫不利己的公仆，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所以长期以来，我们搞的就是低工资

，大锅饭这一套。对干部的激励，也是重精神，轻物质。应当说，物质激励不到位，

是目前官员经济犯罪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其实，一个人做不做官，自私的本性都变不了。即使当上了部长，仍然有口腹之

欲，也会患得患失。如果他的合理需求满足不了，便极有可能以权谋私。从总体上看

，古今中外，政府官员都是社会的精英，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他们付出的劳动

，等于自乘的或倍加的简单劳动。忽视物质激励，不仅不能使他们两袖清风，一尘不

染，反而会诱使、仍至逼迫他们犯经济错误。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寒微，对官员铁面无私，要求严苛。朱元璋处理腐败

分子，竟然能用“剥皮实草”之刑，措施不谓不重。但腐败却屡禁不止，原因何在？

原来当时官员的俸禄，不足糊口养家，难以支撑用度，官员大权在握，却处境寒酸，

怎能不催生腐败？近年来，干部中出现的“５９现象”，也值得我们反省，“有权不

用，过期作废”，其中折射出的，是激励机制的缺失。从这一点来看，对精兵简政和

高薪养廉问题，应该合二为一，认真作些研究。

    西方政治学里，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假定：政治家无赖假定。即是说，官员若无监

督，必定变成无赖。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此话虽有颇，却也

不无道理。所以西方国家，搞的是“三权分立”，哪怕是官至总统，也要照受监督。

西方的“三权分立”我们无疑不能照搬，但对权力的制衡，却不能没有。因为无论外

人国人，人都是自私的，这种自私的本性，反映到政治领域，便是“创租”，即官员

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所以有腐败分子剖白心迹说，“当官不发财，

请我都不来”，我们对此种心态，不必大惊小怪。现在要紧的，是要找到看住官员的

办法，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让这些人有贪心，没贪胆，想贪而寻不着机会贪。

    这些年，我们对官员的监督，确实做了不少事，抓了不少人，也判了不少刑。但

如果对现行的监督体制作一考察，就会发现它仍有两大硬伤：一是错位；一是缺位。

由于我们把官员认定是好人，并把职务和觉悟划等号，以为职务越高越正确，所以我

们的监督机制，是自上而下的，上级监督下级，干部监督群众。群众啥权力都没有，

大家都来监督；而那些权力大的，相反却少有监督，这就是监督的错位。事实上，大

官之中，贪污腐败的，也不乏其人，成克杰官位不谓不高吧，可他腐败起来，照样不

是触目惊心？再有，就是地方、部门的一把手，至今仍处在监督的真空和断层，公检

法都在同级党委领导之下，如何监督得了一把手？所以对一把手，我们的监督是缺位

的。

    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改变对“官员无私”的假定，实行高激励、严约束

。前几年朱总理就提出过要看住国企的班子，有人曾对此议论纷纷，说朱总理不信任

国企的干部。其实监督制度的设计，是必须从“坏人”的假定出发的。如果我们把干

部都当好人，还需要监督机制何用？改变了对官员的假定，接下来监督机制就得跟着

变。要变上级监督下级，为下级监督上级；变领导监督群众，为群众监督领导，变少

数人监督多数人，为多数人监督少数人。这样一来，老百姓有了监督权，腰杆也就硬

了，说话有人听了，我们的干部，才能真正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反腐倡廉，才能有健

全的制度保障。

日本军工企业“立邦漆”仍在毒害亿万中国人民

“立邦漆”就是“日本漆”，日本军工企业！
“立邦”两个字，是Nippon的音译，Nippon<日>= Japan
“立邦漆”就是“日本漆”。
日本军工企业把产品取名为“立邦”，卖到中国，有两层含义：第一，掩盖其产品名称的真实意义，欺骗中国人民。第二，“立邦”是建立国家的意思，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贼心不死，想再次侵入中国，建立它们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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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邦漆”的老底
鬼子的“立邦漆”的老底，想了解真相的进来

立邦漆”是根据“Nippon Paint”的译音，在中国注册的商标，在日本的汉字商标就是“日本漆”，怕刺激中国人没有敢直接拿到中国。其生产厂家日本油漆公司(Nippon Paint Co.)，是当年为了为鬼子海军提供专用舰船涂料而建立的一家军工企业，在明治、大正、昭和年间，随着鬼子海军的发展，而逐渐发展成为的一家大型涂料公司，到太平洋战争为止，已经成为当时日本最大的涂料公司。在美军的轰炸中，其在东京大阪的主力工厂和海外基地几乎全部被夷为平地。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完蛋，这个主要为鬼子海军和其他军事目的服务的鬼子涂料老大也几乎完蛋，跌倒了日本第5位，并且在“立邦”进入中国之前一直没有根本改观。

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油漆公司(Nippon Paint Co.)这个依靠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鬼子海军而发迹的涂料公司，改头换面来到了中国！将日本油漆公司(Nippon Paint Co.)的中文名称改为立邦涂料公司，将“日本油漆”商标改为“立邦漆”。

通过大量的广告促销，在中国逐渐占领了绝大多数的中高端市场！其质次价高，在行业内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尤其是到处可见的低端产品，其质量远远低于国产同类产品。但销路奇好、且价格还远远高于同类国产涂料！

更可怕的是，众多的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涂料首选“立邦”，客观上“立邦”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的选择涂料的一个重要标准！
仅仅10数年，鬼子的“立邦”涂料，就通过垄断中国的中高端市场，从一个默默无闻、仅仅日本排行第五的小厂进人了世界涂料10强！！！！
“立邦”在中国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

为了环保和最大限度的减少涂料对人体的伤害，我们最新制定的涂料国家标准准备是100gVOC。但在最后关头，这个业内老大“立邦”发话了，认为标准太高，生产不出来！最后竟是我们的国家标准屈从于鬼子的淫威，变成了200gVOC，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标准之争。实际上，欧美涂料厂家的VOC早就控制在50g以下，适用儿童使用的涂料，更是几乎为0。鬼子还是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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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质次价高的鬼子涂料能够占领中国市场？

鬼子的立邦涂料本来在日本也没有什么名气，在世界上更排不少号。但是为什么能够垄断中国的“中高端”涂料市场？

第一、普遍的知识贫乏。买涂料的人有几个能知道乳胶漆和水溶性涂料有什么区别？即使是丙烯酸乳胶漆，也有有纯丙和非纯丙之分？质量和价格有什么不同？
第二、不看价格看广告。鬼子真正摸透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打广告。可记得中国的广告标王有几个都活下去？！为什么鬼子的立邦反而能越活越好？！就是因为他的价格奇高，才能支撑其天文数字的广告费！最终，还是我们中国人买单。要知道鬼子的东西有多贵？其100%made in china的涂料，价格竟然高于质量和名气远远高于他的原装进口美国、欧洲同类涂料；
第三、不少人骨子里媚日。实际上，美国、欧洲涂料技术远远领先于日本！但我们的某些同胞就是媚日，就是认日本货，日本货什么都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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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国标之争再起波澜

近日，刚刚消停了一阵子的涂料市场风波又起。10月16日，廊坊立邦涂料有限公司有关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称要全面理解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欲为VOC“昭雪平反。没有想到，话音未落，今年7月份公开站出来质疑国标的鳄鱼漆立即针锋相对地予以反击。围绕着VOC的争论再度升级，涂料行业巨头鳄鱼、立邦之间开始正面交锋。

如何理解VOC

据报道，廊坊立邦涂料有限公司有关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称要全面正确理解VOC，因为VOC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女士的香水、男士的香烟、炒菜的油烟、汽车的尾气都含有VOC。立邦引用了美国环境保护署早在1979年到1985年进行的总暴露量评价方法学研究（TEAM）测定显示结果，650户家庭中有11－19种VOC，并称此项结果也被德国和芬兰的类似调查所证实。

鳄鱼漆方面则认为，VOC来源的多样性并不能证明VOC的无害性，不能因为香水里含有VOC就说涂料中含有VOC是应当应份的。中国化工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刘庄励撰文认为，经过资料证明和计算，全世界涂料和装修工业每年把1100万吨有机溶剂排到大气中，是仅次于汽车尾气的大气第二大污染源，且溶剂排到大气中后，会造成光化学污染，形成温室效应，对人们造成的危害是长久的，并不是微乎其微的。

众所周知，VOC对人体健康有巨大影响。当居室中的VOC达到一定浓度时，短时间内人们会感到头痛、恶心、呕吐、乏力等，严重时会出现抽搐、昏迷，并会伤害到人的肝脏、肾脏、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记忆力减退等严重后果。家庭装饰装修过程中使用的涂料是室内VOC的主要来源之一。鳄鱼漆认为，VOC是包括消费者、有关环境部门的人民公敌，还谈什么理解。

围绕着VOC的到底更应该关注油漆还是涂料问题，立邦、鳄鱼双方也僵持不下。

立邦引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工作小组得出的VOC对于人类危害的数据称，谈及涂料的VOC时应当把重点放在油漆上而不应过多地放在乳胶漆上。

鳄鱼漆方面则认为，首先，既然连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都显示VOC对人类有危害，那和立邦所称的正确理解VOC自相矛盾；另外，无论是涂料还是油漆，在使用过程中，都会释放VOC，只不过是谁多谁少的问题，不能因为哪个释放的多就高标准严要求，而对释放量少的听之任之，即使是水性涂料也不能害人。

涂料国标低不低

除了对VOC本身的争辩之外，立邦、鳄鱼双方围绕着与VOC相连的涂料国标高低问题也旧话重提，针尖对麦芒。

立邦方面对比国标和发达国家标准，认为“国偏低，是在保护落后”的这种说法不全面。如中国对涂料中的VOC限量标准是小于200g／L；美国对VOC的限量标准是小于250g／L。对于铅等重金属的指标，中国采用的是英法等国用于儿童玩具材料中的数据，相当严格而美国则没有这项标准。

鳄鱼漆方面也引经据典地搬出欧洲标准。据了解，欧共体生态标志产品———色漆和清漆生态标准（欧共体－1999／10／EC）中VOC限量规定，一类（亚光类）是30g／L，二类（有光类）是200g／L；在国内，国家环保总局最新发布的水性内墙涂料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要求也规定，VOC的限量是100g／L；众所周知的《北京市室内装饰装修涂料安全健康质量评价规则》，VOC要求是在125g／L以下。鳄鱼漆徐昌平董事长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原来的关税壁垒逐渐弱化，在这种情况下非关税壁垒，如环保安全、检验、检疫、认证、计量等一些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技术性非常强的手段，成为了另外一种壁垒形式。如果国家标准跟不上，仍然在低水平的层面上徘徊，那么这些标准将成为某些行业被国际巨头吞并的“亡国标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标准问题上国内外企业的态度了。另外，低标准主观上是保护了国内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的企业，但客观上则造成了抑优扶劣的后果。

双方一交手，就连消费者想不到的细节也都给抖搂了出来，如VOC含量计算的中外差异、引用数据的出处。

据介绍，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夏青教授早就指出，基于国情等多种因素，今年7月1日实施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限量》较宽泛，如内墙涂料中VOC含量，世界各国VOC的定义指1升涂料中扣除水分干重时的VOC含量，而国标在VOC指标测定时没有扣除水分，国标中VOC200g／L的指标相当于国外标准的410g／L以上。我国2002年的环境标志标准规定内墙涂料VOC小于或等于100g／L，是按照美国ASTM标准测算的VOC，严格高于国际标准。还有鳄鱼认为，立邦有关人员引用的美国VOC限量标准出处不明。按照中国涂料工业协会和常州涂料研究院出版的《中国涂料工业年鉴》中，美国的VOC不管是溶剂型还是水性，内部装饰性涂料的标准为150g／L以下。

国标严点没害处

“VOC明明是涂料国标中最主要的要控制的有害物质，对VOC要求严一点到底有什么害处？今年建议修改涂料国标的鳄鱼漆公司董事长徐昌平非常激动，“不就是增加点成本吗？鼓吹VOC无害论，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至少两个问题，企业自身技术开发水平的有限和对消费者和环境不负责任的态度。

据了解，目前国际涂料和国内涂料的发展趋向都是向健康型方向发展，逐渐实现低VOC和尽可能少的残存单体。

“任何行业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环境和消费者的健康为代价的，涂料行业也不例外，鳄鱼漆公司董事长徐昌平认为，“目前世界各国环保法规日益强化，大批环保条例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的排放量、使用有害溶剂、固体废弃物以及颜料中的铅等重金属含量都作了严格的规定，迫使各大涂料公司纷纷致力于绿色环保涂料的开发、生产和应用。为什么在我国的涂料行业还会出现这种‘逆流’现象呢？这就非常值得关注和思考了。

鄂尔多斯！滚回日本去！！！
     鄂尔多斯！滚回日本去！！！
    
     （转帖，请继续转）
     一、哭泣的草原
     　　　
     　　鄂尔多斯，你穿了吗？
     　　有穿羊绒衫的吗？有不知道鄂尔多斯的吗？又有多少知道生态难民？有多少人知道骆驼的最后一滴眼泪？？
     　　
     　　今天，我只想让大家知道一些事情，能在看完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昨天上完下午的课，信步来到百年大讲堂（北大）想看看有什么好的演出，却远远看到前边好象有画展，条幅上的“骆驼的眼泪“吸引自己走了过去！　　　　　　　
     已经写不出来当时看的时候和看完时候的当时心情，一幅幅图片都是一个退休老工人近十年自费走遍内蒙全境和青海、宁夏、新疆部分地区拍下来的生态的一步一步恶化，沙*人退，已经到了黄河边上，草死沙进，昔日高可没人的草原现在连骆驼都没法生存而成批饿死！一个个被黄沙湮没的村庄、一堆堆死不瞑目的白骨、一群群看似滑稽穿着各种衣服的山羊！因为山羊只能相互吃彼此的毛生存！牧民不得不用此来保护自己的财产-羊毛！
     　推掉了晚上的约会，早早到理教113坐下，7点，一个铮铮的在蒙古支边几十年的退休工人卢彤景老先生，这个散尽自己家产呼吁生态危机的老先生，要再用语言来让更多的人来救救生态！老先生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牧区真穷、牧民真苦，牧业真危险！“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卢老先生告诉我们，草原如此退化最大的一个魁首竟然是81年日本合资的鄂尔多斯羊绒集团！81年以前，草原没有山羊，到85年山羊开始成倍繁殖，从90年到如今的十年之间，是草原恶化最严重的十年，在鄂尔多斯崛起的背后，是牧区的退化，是生态的急剧恶化！日本人在81年以前是在自己国家养山羊，很快发现了养山羊带来最大的问题--山羊不但吃草，而且吃草根！乘着改革的春风，打着支援中国经济的旗号，用“恩赐“的资金和原鄂尔多斯毛纺厂合资成立了羊绒厂！给内蒙古大草原带来了噩梦！　　　　　　　　　　　　　
     　　看看日本人的手段吧！80年代，牧民的羊绒可以卖到280块一斤，现在是7、8十块钱！先给你甜头，让你大量的养殖山羊，再压价收购，羊毛不是粮食，只能卖给羊绒厂！羊毛便宜了，就再多养一些来维持生计吧，多养一些带来的却是价格的更低！
     　　一方面是日本人满足的笑脸，因为他们的钱包越来越鼓，一方面却是牧民的生活更加穷苦和我们的草原的一步步消失！现在，欧洲大量不养山羊，美洲不大量养山羊，澳大利亚也不大量养山羊，连非洲都不养，亚洲的新加坡、日本、韩国都不养，只有中国，在大量的养殖山羊！　　　　　　　　　　　　　
     　　 当然，小日本和在八年抗战中一样，是需要代理人的！GCD领导的政府号召大家把绵羊换成了山羊，在一个牧区，只能承载20万头的草原，有120万头吃草动物，最多是山羊！用长远的生态换来了短视的当前利益！换来了所谓的经济发展！换来了这些“人民公仆“的政绩和顶戴！就在最近的凤凰卫视西部行中对内蒙的采访中，我们敬爱的领导人依然挥动着胳膊“我们的支柱产业是一黑一白，白的就是山羊，是我们最大的外汇支柱！“是他们有难以言表的苦衷？当然，近几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的政策！可是图片上铁丝网圈起来的禁牧区的铁丝到处都是洞，牧民要吃饭啊!不从根本上想办法，表层上的形式主义只能给那些官老爷们更多敛财的借口！就在今年，在河套地区又兴建了一个羊绒厂，号称世界第一！光鄂尔多肆一年就需要70万吨的羊绒，目前已经注册的三千家中小羊绒厂和那些没有注册的甚至上万家的羊绒厂已经让草原变成了沙漠！我们真的还需要一座世界第一的洋绒厂吗？　
     　　
     　　现在的草原，没有了一点生气，昔日的万峰驼乡现在已经人烟荒芜！连骆驼都不能生存的地方，还有什么可以生存？草原啊！
    
     　　二、哭泣的骆驼
     　　
     　　在自然环境的变化面前，就算有“沙漠之舟“之称的骆驼也无法抗拒残酷的考验。
     沙尘暴时刮起时的强大风沙能够将骆驼的眼睛打瞎。骆驼有双层眼睫毛，可抵御风沙，但是在强烈的沙尘暴之前，骆驼也没有办法抵抗。被打瞎眼睛的骆驼，由于看不见草，结果只有被活活饿死。
     一般情况下，小骆驼在出生半个小时后就能自己站立起来。但是现在由于母驼的营养不良，小骆驼生下来就极度虚弱，结果经过几个小时的挣扎，腿软得就是站不起来。这时人要想过去帮忙也不行，因为母骆驼根本不让人靠近小骆驼。这样小骆驼必死无疑。只要小骆驼死了，母骆驼也会跟着死去。这就是母与子的感情。
     等小骆驼长到一时，就可以自己吃草了。骆驼是三年两胎，而不是一年一胎。白狮子的存活率更为稀少，所以珍贵。卢彤景最为当心的就是白狮子的绝迹。卢彤景的心愿是将整个阿拉善地区的白狮子全部考察一遍，看看究竟还有多少白狮子。
     骆驼可以很长时间不吃不喝，但最多也只能撑半个月时间。饥饿的骆驼开始时站不起来，慢慢地，腿就水肿，最后腿肿得像水桶一样，并且开始溃烂。没等到烂完，骆驼就死了。如果骆驼是夏天或春天死的，马上就会变成木乃伊。这主要是天气干燥，年降雨量不到50毫米。而蒸发量高达4500至4700毫米。牧民只要发现骆驼站不起来，就必须要用人将它抬起来，并且马上给它加强营养，喂草喂料，以便恢复健康。
    
     今年的阿拉善算是旧旱逢甘雨，草原有返青的趋势。目前牧民不用买草料了，但是到了冬天，现有的草是绝对不够的。因为在沙漠里，草原的生态很脆弱。只要干旱时间一长，由于草的根茎很浅，也很脆，就很容易被风刮走，连根都不剩下。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措施。虽然采取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的办法，但是沙漠太大，水太少，而人又太少，所以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眼看着草原上的骆驼一天天消瘦、死亡，卢彤景坐不住了。他从2000年的9月开始来北京进行呼吁，住上一、两个月，没有结果就走了。回到内蒙古后，又去了沙漠。他一趟趟往北京跑，要办“哭泣的骆驼“展览，呼吁全社会对阿拉善骆驼及生态环境的关注。至于究竟能否救骆驼，怎么救骆驼，他心里没底。
    
     　　
     　　三、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吗？
     　　
     　　这篇报道已在报纸上发表过，但有些朋友未必注意到。尽管北方草原的情况未必都是这样，但我们希望通过阿拉善，让大家知道我国北方环境恶化已到了何等程度。
    
     骆驼有草吃就不会死，就这么简单!
     　　 2001年1月4日，本报报道了来自包头的环保志愿者卢彤景携“死亡边缘--沙漠化生态告急摄影展“进京寻找主办单位的事一“哭泣的骆驼“和“你看你看沙尘暴的脸“。一年后，卢彤景携带他近期拍摄的愈发告急的照片再次进京，旨在“我看到了，我要让看不到的你也看到--已绝草而亡和正处于掉毛脱皮死亡进行时的骆驼、穿着衣服的羊、灌满沙子的水井、沙进人退的村庄、向死亡军驼行军礼的政委、骆驼母子死不瞑目、在公路上清理两米高沙暴的铲车、跨过圈养铁丝网吃草的羊群、肆无忌惮的狼、孳生的毒草、国际环保人士的眼泪……
     照片可长期警示，而骆驼死亡告急迫在眼前。为此，卢彤景变卖家产携2万多幅照片进京寻找主办单位--看展览救骆驼。
     　　
     娘吃不饱肚子，它还活的了
     2001年3月3日，卢彤景六进阿拉善拍摄沙尘暴和生态。在没有草的草原上，卢彤景奇怪镜头里的羊群怎么都花花绿绿的?近前细看，每只羊身披颜色各异的衣服。以前，卢彤景见过个别穿衣服的羊，而这次竟全体着装。“不穿衣服不行啊“牧民告诉卢彤景：“吃毛吃得厉害“，牧民解开一只羊的衣服，卢彤景看见肚皮裸露，青筋暴露，肉色分明。2001年，阿拉善滴雨未下，山羊不仅吃光了地表草，还掘草除根。断草绝粮的山羊开始羊吃羊。而这些羊是牧民的命根子，他们靠卖羊绒生存。互吃羊毛的羊等于吃掉了主人的财产。主人说，羊毛没了少了还不算大事，羊在就行。最让他们心痛的是骆驼，他家的骆驼已死了两峰，没草吃，饿死了。现在村里很多人家死了骆驼，还有刚生下就死的。
     果然，卢彤景路途中不断遭遇死骆驼。他说：“隔个一二里路，就见一黄乎乎的东西。沙尘暴一来，它们马上就变成白的了，白骨。“阿拉善左旗，卢彤景观察一刚出生的小骆驼，3小时过去了，还没站起来。一般情况，出生半小时的骆驼就自由行走了。牧民沉重地摇头：“完了，站不起来了。“
     　　卢彤景问原因，牧民说：“娘吃不饱肚子，它还活的了?“
     目前，活着的骆驼在等待草，部分站不起来的更是渴望草。甘肃售草1公斤0．80元，当地玉米1公斤0．90元。牧民计算草价能接受，但运费付不起。等待草的骆驼，最终等待的是死亡。2001年6月，一牧民对卢彤景说：“再有半个月没草吃，我家的60多峰骆驼都得死。“另一家牧民不忍眼看悲剧成真，遂忍痛将家中80多峰骆驼廉价卖了，得款3万元。老两口1万，两个儿子一人万。卢彤景问他们将财产卖了，吃什么?靠什么生活?牧民无话。
    
     在腾格里沙漠，牧民告诉卢彤景生态恶化的后果之一：“狼多了，凶得很“。他家的四峰骆驼已成狼的牺牲品。某天晚上，面临凶恶的狼，没草吃的骆驼连唤主人的声音都喊不出。狼咬住骆驼喉管喝血，连喝四峰。牧民发现后，骑摩托车追了100多公里也没追上。
    
    
     　　四、羊绒衫，你的代价是什么？
    
     　　
     　　“阿拉善就要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没草吃的骆驼死亡前的征兆是掉毛脱皮。卢彤景的镜头里淤满了骆驼的悲剧：瘦骨嶙峋，大块脱落的皮，站不起来，载不动牧民拉水的车，被沙暴打瞎双眼……生态恶化后果之二，草原上长出一种从未出现过的草，牧民叫“毒草“。骆驼吃了它就转圈，肚胀。于是牧民用削尖了的竹子捅进骆驼腹部放气，其结果，命大的活了，体弱的慢慢放倒在主人面前。卢彤景眼见一只被主人杀死的小骆驼。主人口气悲愤：
     “老天要绝它，吃了毒草是死，放气也是死，我有什么办法。”
     同样的心情在内蒙古军区边防某团政委张立明身上是另一种表现。他一见到死骆驼就下车行军礼，后短暂默哀。大漠戈壁，一人一畜，一绿一黑，一站一卧，片子虽好，但卢彤景不明白。张立明告诉卢彤景，他刚入伍时喂军驼，后来骑军驼，骆驼伴随他从士兵到政委。27年，他对骆驼的感情常人不能理解。他感觉每一峰死去的骆驼都是他掉下的一块肉。
     阿拉善右旗某部队，卢彤景跟随战士到60公里外的村子拉水。该地驻扎两个连，供两个连的水井干了，60公里外的水井也面临干涸。部队领导焦虑无奈：“恐怕要搬家了“。卢彤景第一反应：“搬走了，谁来守卫?“领导摇头叹气。
     卢彤景拍下战士如何在井中取水。桶入井，先将一桶桶沙子捞出后再取水。水是混的。卢彤景发现阿拉善人的牙齿都发黄，他们说水中含超标的氟。
     阿拉善右旗诺日盖苏木(乡)，八九年没下雨，九口水井都干了。该乡曾有200多户，2001年6月，卢彤景见到全村仅存4户。牧民逐水而居，四散各地。
     阿拉善右旗，8分钱一斤的西瓜竟没人买。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经济萎缩，进而使牧民生活走向贫困。阿拉善左旗银根苏木(乡)，乌里吉苏木(乡)远离公路，1公斤36元的骆驼毛没人收，主要靠卖骆驼毛维持生计的牧民陷入贫困。
     卢彤景见到了三年前的孩子，孩子穿的还是三年前的衣服。卢彤景奇怪：“怎没长个呢?“孩子家长说：“跟不上啊(营养)“。卢彤景调查：阿拉善地区牧民一天吃两顿，并且吃不饱。
     牧民传统待客礼节：先上奶茶，依次为奶干奶酪奶豆腐。而2001年卢彤景在牧民家见到的是“喂自家羊羔都是买奶粉吃，羊没草吃哪儿来的奶呢。“
    
     自1995年始拍摄阿拉善生态的卢彤景沮丧：“一年比一年糟糕。脚下的土就薄薄一层，踩下去，就是沙子，沙化无可救药。“6年来，他镜头里记录着阿拉善生态渐变过程。目的：教育现代人警示后来人。卢彤景承认惟一好的变化在恩格贝，那儿有种树14年的日本人远山正英。卢彤景描述：“那儿确是一片绿洲，沙化得到有效扼制。“恩格贝之外，卢彤景镜头里全是脆弱生态发出的SOS--“阿拉善就要成为第二个罗布泊“，不少人表示忧虑。
     2001年，卢彤景在本报发出骆驼SOS后，日本，“奥伊斯嘉“民间环保组织请卢彤景带路阿拉善。卢彤景注意到这支考察队伍里有5个孩子，9岁至13岁。日本人告诉卢彤景：“这对小孩子有好处。“
    
     “自80年代初，你们跟我们合资羊绒衫厂后，20年，我们就这样了……”
    
    
     2001年4月8日，一场沙尘暴袭

真正好文－道出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声(转载)

我只是一株野草，低贱而卑微的草，任人弋割践踏的野草。谁都可以以任何神圣的名义把我粉碎了做饲料。没有谁关心我是活生生的人，我可以在微凉的清晨感觉风的存在，我因为爱而受的伤害，我被刀割破皮肤的时候会有鲜血流出来，我是在这世界上真实存在的，而且独一无二，没有任何一个其它人能够替代。
　　
　　因为一个单独的我可以轻易的去放弃，所以我也可以看见其它惊人的事实：
　　
　　在很多年前，有人许诺草民以更好的生活，条件是集中所有的物质力量，统一管理。所以当时草民的工资是非常低的，他创造的财富更多的被集中起来，成为国家的财富。由国家负责他的医疗、住房、教育、子女。一辆自行车要一百多元，而当时的工资却是十几块。我想这是合理的，因为集中起来的财富给了他们食堂、幼儿园、公费医疗、免费住房。这是低工资换取来的，虽然不能很灵活的选择，但是一切毕竟是免费的，而且据说是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宝贵的资源。
　　
　　接下来的事就奇怪了，又一次有人说要有更更好的生活出现，我们要走向市场了！所以我们要改革了，房子要卖给个人，医疗要自己交保险，幼儿园和食堂要交给专门的公司管理。我奇怪的是，一个工人，忍受了40年的低收入，原本是他创造的大部分价值被国家统一征收，已经变成了他的住房、医疗费用、大食堂，这些东西本来就应该属于他的，现在凭什么要他去用自己嘴里、身上一点点扣出来省下的钱去把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再买回来？！有人又说，我们已经考虑到大家许多年来的贡献，所以一套房子在各种政策的平衡下只要一两万块就可以买下来。我就更奇怪了，这好象是已经很体谅了，草民很是占了很大的便宜了。可是，按照当年的承诺，草民本该一分钱不花的啊！几万块是可以拿出来的，可是这是在付出了40年的长期付款后自己省下的钱啊！本该一分不花，变到了“仅仅花几万块”这有本质的不同的啊！草民凭什么要去花钱买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东西交两回钱？最后，终于有人说，这叫阵痛，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我顿时明白了，一代人对于我们的整体，也是野草，所以也是可以被牺牲的。
　　
　　那么那些承诺怎么办呢？我不敢说出“欺骗”这个伤人的单词，所以我怀疑“信用”和“信任”这两个单词。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大萧条时代的“罗斯福新政”，这个国家在1860年承诺自己的国民，政府将是“民治的、民享的、民权的”。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候，国家承担起了银行的信用，美国人在门口挂着蓝鹰标志的银行前排起了长队。当一个家庭的四个儿子都已经战死沙场的时候，有的国家会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把最后一个小儿子接回来，免除他的作战任务。而不是英雄母亲把最后一个儿子送上战场，让最后一个儿子去继续完成一个家庭对国家已经本来超额完成的任务。还有的国家承诺过自己的国民，“世界都已经抛弃了我们，我们绝对不会抛弃自己人。”所以当自己的士兵冰凉的躯体倒在戈兰高地而没有回到祖国怀抱的时候，他们不惜再次发动集团冲锋，更多人倒下而换取那一具冰冷的尸体。
　　
　　我再次拿出了字典，看见了“尊重”这个单词。当一个国家对哪怕是个体的生命和尊严表示出充分尊敬的时候，当一个国家承诺了人民并勇敢承担了对人民的诺言的时候，它就为人民所尊重。只有我自己不被当成是草，而是一个人那样尊重的时候，我才会有为这个国家去死的冲动；我才会在国家艰难的时候，向国家银行捐献自己的金银，作为国家的硬通货储备；我才会在所有的社会活动中坚持我的原则，保证我的信用，努力的工作而不是消极怠工，诚实的纳税而不是拼命逃税。因为我的国家关心我，尊重我，所以我也关心它，尊重它，并且愿意将我的命运和他息息相关，愿意为了他而去牺牲自己。因为我知道即使是我去死神那里了，我的家人，我所爱的人，依然会在国家的怀抱里，他们依然会被尊重，会被关心，会过上承诺中的幸福生活。因为我信任自己的国家，就象信任自己一样，当我明确它必然走在它承诺过的路上，它张开双臂平等的、无差别的拥抱它的每一个子民的时候，我愿意死在自己的工作台上，愿意在险恶的工作环境的奋斗，愿意在战场上微笑着倒下。我没有顾虑，没有恐惧，我以为自己是荣耀的，能为这样的国家而努力牺牲是我最大的荣耀，我相信我无论是在现实中或者天堂里，我都将上升进入荣耀之堂。
　　
　　这和我自己被动的牺牲掉是两个概念，我不愿意象压仓的石头，在漏水的时候，将我抛进大海。草民其实需要的很少，只需要你把他当个人看，尊重他而不是轻视他。当社会的每个个体都如同外国元首一样尊敬的时候，这个国家将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如果我是那条船上的水手，船长如同爱自己的儿子一样的爱我，在船漏水下沉的时候，我愿意放弃我的救生圈，跳进冰冷的海水里，自愿去做那块压仓的石头，把更多生的希望留给我爱的船长。
　　
　　而当以任何借口将我牺牲掉的同时，当以任何借口对自己的承诺的食言解释时，很难想象我的理智会告诉我自己，要坚持道德力量的约束，要有责任和使命感。当将军吹响进攻的号角时，面对战场，我是茫然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而去战斗，为什么要去冒生命的危险。当我死亡了以后，我的家人除了一纸电报以外，生活因为我的离开而变得困顿的时候；当我被俘虏归来，我并没有被认为是已经对国家尽完了义务的英雄，而是象一块耻辱的伤疤而用尽办法遮盖住的时候。我也许依然会往前冲，因为我需要杀死敌人而活下来。我的命运是非人，所以我只是一台杀戮的机器。我的身上是钢印的出厂序列号，我还能创造价值的时间就是我的产品保质期，我被牺牲和放弃的原因是我已经是过期产品。
　　
　　《后记》
　　
　　我再也不能对身边发生的一幕幕的不幸的事情视若无睹。他们处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遭遇无人关注，他们的声音没有人愿意听，他们的痛苦无人给与哪怕只是最廉价的慰藉。
　　
　　我沉默，因为受压迫。我控诉，因为我愤怒。
　　
　　我不会再像犬儒主义者一样躲在自恋上的小圈子孤芳自赏，我要象那离弦的箭奋力飞出。虽然我的力道不足，甚至我不知道仇恨的目标在哪里，但我仍将飞出，哪怕会立刻“砰”然坠落。
　　
　　也许每个人都会有烦恼，领导要为每天喝不完的革命小酒发愁，款爷要为到处找不到处女发愁，王朔之流要为怎样出名赚钱发愁，卫慧等人要为中国男人的阳痿发愁。这是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份，冷酷无情的社会。
　　
　　我每天下班都很晚，常常会买个烧饼回家，虽然我并不喜欢吃。卖烧饼的是个瞎了右眼的老太婆，因为没有路灯，她在摊上挂了个手电筒照明，一个饼只卖0.5元。我住在湖北的一个小城市，冬天的晚上非常冷。可从晚上7点中一直到12点整，都会有无数年龄不超过10岁的小女孩在卖花。每次看到她们，我常常会想起上学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卖火柴的小女孩”。
　　
　　一个衣食无忧的人永远也不会体验到挈诃夫《苦恼》里所描写的马车夫的痛苦。我也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我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9小时，打开一个网页要5分钟，但我仍要说出这些话。为了我，也为了更多的人。

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
作者：张鸣  2004-5-13 21:36:47 
出处：博客中国(Blogchina.com)      原始出处： 读书  b30994c 
 
     大跃进是国人在二十世纪继义和团之后，鼓捣出来的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就当时而言，的确是充分发挥了国人敢想敢干的创造精神，人们说话做事的胆量，似乎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就没这么大过。大跃进很热闹，内容也挺多，人们一般记得比较牢的是人民公，大炼钢铁，亩产万斤乃至几十上百万斤，公共食堂加吃饭不要钱。高校的大跃进，人们回想起来，似乎也就是搭炉子炼钢，上街轰麻雀，其实，在那时，有关高等教育自身的跃进也是不让他人专美于前，跟土高炉炼钢铁一样，同样充满了刺激和荒诞。

　　一九五八年夏天，在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仅仅比后来的土高炉少一点。始终走，不，狂奔在全国前面的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个大学，后来一个县一个，一个公社一个，那个被伟人称赞，说是跃进规划像一首诗的河北徐水县，不仅办起了一个拥有十二个系的综合大学，而且县下每个公社都有一个红专大学。这种大学是怎么办的呢？徐水，还有山西平遥的综合大学，是把原来县里的中学挂上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老师变教授，再配上些老农，算是土专家，教室原封不动，只是原来的教研组变成了系。比起县里的大学，公社更有热闹看，当时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上过报的典型，不可不专门介绍。卫星公社的这个大学有十个系，共有学员五百二十九人，这十个系分别是：1.政治系，主要学习党的政策和基本知识；2.工业系，学习炼钢铁和机械电气，学生主要集中在工业区（炼钢铁的土高炉所在）和拖拉机站；3.农业系，学习农业基本知识，怎么种高产作物；4.财会系，学习财务管理；5.文艺系，学习歌曲、戏剧、音乐，自编自演，在学习之余，要上田头演出；6.卫生系，学习卫生保健和防疫以及接生知识；7.科学技术研究系，学习气象、土壤、作物栽培、病虫害防治、品种杂交，据说经常搞一些震惊中外的试验；8.林业系，学习苗圃管理、果木杂交；9.文化系，所有各系的人员都是文化系的学员，按照各自的程度分为高小、初中班，大概专门为红专大学的学员补习文化课的；10.政法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法文件，据说是专门培养各个生产队公安干部的。

　　这个大学的校舍，就是社员腾出来的民房，学生都是各个生产队选拔出来成分好、觉悟高的青年，教授（原话如此）按他们的话来说是土洋结合，土的教授可能连字都不识几个，但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所谓的洋教授，就是原来的小学教师。上课，土教授有讲不出来的时候，那就由洋教授讲，土教授在旁边操作，叫做土洋结合。这个大学据报道还很有成绩，工业系的不少人学会了开拖拉机、锅驼机（鼓风机）；文艺系的编了很多快板、快书、相声和戏剧，什么“排山倒海”、“幸福灯”、“姑娘们的心”、“跃进老大娘”等等；政治系的当然错不了，学会了怎么“拔白旗” （大跃进时的术语，指批判或者扫除对跃进有抵触情绪的人和事）；最为显赫的是科学技术研究系，人家打破书本教条，一亩芝麻上一百斤化肥（极限是三十斤），据说亩产达到一千多斤（对芝麻而言，相当于稻米的亩产万斤），而且还搞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嫁接，比如魄草接在稻子上、红芋接在南瓜上、蓖麻接在芝麻上等等。

　　农村的土大学如此，城里的洋大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著名的武汉大学，跃进不让他校，物理系一九五八年猛然由原来的三个专业，增加到九个专业，有的新专业连一个教师都没有，就找来某个出身好又特别红的学生当教研组长（当时学习好是要被批判的），教师没有先空着，有的专业连名称都没有弄清楚，就“先办起来再说”。

　　那时候甚至连正规大学的科研成果，都跟土大学非常相似，多快好省，既攀高峰，又放卫星，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群学生（加上青年教师），花了仅三十五天，就写出一部七十八万字的《中国文学史》 。据报道著名学者王瑶等写两年都没有写出来，意思是这些学生和青年教师比王瑶强二十倍不止。生物系四十天编出一本《河北省植物志》 。同样据报道，说是法国大科学家拉马克编跟河北差不多大的法国的植物志，用了十多年，意思他们比拉马克强一百倍不止。北大放了卫星，其他学校当然也不甘落后，北师大编出了一百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比着放卫星的味道出来了），还编了一百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和《苏联文学史讲义》 。中国人民大学弄出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据说，这部书加进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下限写到一九五八年，把大炼钢铁都写进去了。新闻系写出了《中国军事报刊史》、《中国出版事业史》、《中国广播事业史》。清华大学几个月内，编出各种教材与专著九十五部，其中《水工概论》、《农田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测量》、《工程水文学》、《水工量测及模型试验》 是十天工夫就写出来的，最了不起要属武汉大学物理系，人家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短时间内破除“旧”的物理体系，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扫而光，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这期间，由学生参与产生出来的大量“科研论文”，也陆续地发在了今天仍列入“核心期刊”＿名录的学术刊物上（其实，即使今天各高校写校史的时候，统计成果也未必就把这些货色剔出去了），用今天的话来说，科研成果的数量实现了飞跃。

　　历史是面镜子，时常可以从里面照见我们现在的自己，如果看了四十多年前的高教大跃进的种种感到荒唐的话户那么想想今天我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没有什么资格嘲笑我们的前辈。当年徐水和平遥把中学升格办大，和我们今天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竞相办“研究性大学”（大家的升级．也就是有关领导争句话的事），其实也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如果说，当年武汉大学用学生当教研组长，遂平卫星公社社办大学土洋“教授”并举，那么，今天我们有不少大学只有一个学过法学的本科生敢办法学院，没有一个计算机人才能办计算机专业，顶多也就是四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今天由南京大学首创、研究生必须交出在核心刊物上的N 篇（因各校规定不同）论文才能毕业的做法，本质上跟当年发动学生群众著书写论文没什么不同，无非是催生本校的成果数量。效果也差不多，都激化了科研生产的粗制滥造（今天还有一个副产品：催化了学术期刊的腐败，产生了大量有偿稿件）。当年的武汉大学在大跃进过后，检讨自己的跃进时说，“在这种战线长、任务重、指标高、要求急的情况下，只得采取一压（批评、加压力）、二抄（写论文时东抄西抄）、三挤（挤数）的办法”。而我们今天的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动静其实比当年还大，竞相上专业、补学科、办学院（缺人文的补人文、缺理工的补理工）、合并超级大校、争一级学科、争博士点、争基地、进“211”、上项目（人文社科的课题都越做越大，越来越无病呻吟，资金上亿）、各种名目的评比、有资格的则定出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目标梦。这一连串越来越急的大动作，怎么说都摆不脱“战线长、任务重、指标高、要求急”的影子。各个学校用量化管理，物质甚至职业杠杆压出来的科研成果，有多少是抄的，只有天知道，即使不抄、有多少是低水平重复，更是只有天知道。说到底，各个学校的科研成果数字，还是少不了“挤”的因素。只有一点是跟前辈们有所不同的，就是现在的大跃进极大地催化了学术的腐败，这种腐败，甚至不是指前段时间炒得很热的抄袭事件，而是直接和间接的权钱交易，这种交易，已经飞速跃进到了赤裸裸的地步。自从世界进入现代化气或者说西化的发展语境以来，处在后面的学了一阵前面的之后，就想着怎么赶上和超越，这是人之常情，其实没什么不对，至少可以理解。只是幻想通过某种特别的方式（比如发动群众），跨过必要的发展过程，一下子挤到前面去，多少有点做梦的味道，尤其对于一个让别人拉得比较过，差距过于大的国家，定出这种豪迈的计划，做出迈大步之状，则难免让外面的人感觉局中人像是发了疯。老百姓讲话，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世界上有人发疯，其实没什么奇怪，只是发得太大，形成了风潮和运动，就奇怪了，更何况同样的疯要发两次（也可能是N次），则未免骇人听闻了。从前是大跃进，现在是“跨越式发展”，至少从形式上看，其白日梦的浑沌和疯狂度其实是一样的。

　　然而不一样的地方也挺多，除了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之外，最大的不同是，其实大多数身在其中的人都知道自己实际上在干什么，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学校跟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私下里把争基地、上项目的活动称为“编故事骗钱”；内容怎么样没人在意，只要故事编好了，基地呀，博士点呀，项目呀就来了，当然钱也就来了。他们看来，如果你不争，别人也会争，中国一流的大学不争，好事就全让二流三流的拿去了，与其人家上还不如我们上。大家全都心知肚明，清醒得像到了南极冰川上，却不约而同地较着劲干着当年昏热状态下才干的大跃进。

　　说穿了，奥秘在于，凡是大跃进，就容易产生数字式的繁荣，面上看起来特有光彩，用今夫的话来说，就是容易出政绩，就像大炼钢铁可以使极度落后的中国几个月就凭借遍地开花的土高炉，生产出几千万吨钢铁尽管大部分都成了废物，在田间），实现了超英赶美一样，过去和现在的高校大跃进也可以实现规模的迅速扩张，科研成果的极度增长。我们可以合并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可以生产出世界上最多的博士，甚至可以炮制出世界上最多的科研论文。跟当年的领导人一度误把这种虚假的繁荣当真实不同，我们现在的局中人，从头到尾，所要的就是这种虚假的繁荣，因为不仅领导者面上好看．而且在这繁荣的背后，有着实实在在的利益。当年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言道，死后管他洪水滔天。今天人们想到，下一任管他天塌地陷。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说中国总是不能实现数目字上的管理，但却想不到，他们其实是可以实现数目字上的繁荣的。老百姓讲话，数字出官。

　　一个伟人说过，历史常常重复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信夫！（《读书》2004年第3期）

应试教育制度问题
任靖玺
破碎的教育梦
1993年2月，山西南洋国际学校破土动工。为赶在9月1日开学，我和大伙一起拼命干，我吃在工地住在工地，与工人们一起干泥水活，我们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平地建起了一所漂亮的学校。同事们开玩笑，我们大家都变成了大熊猫，我们的眼眶都累青了。开学那天，看着学生们一排排进入校门，看着老师们那种激动和神圣的表情，我心里的幸福感无以言述，更无法用金钱这两个字来说明。我心里想，以费养校，滚动发展。来之于教育，还之于教育。以教育养教育，将我多年磨练出来的经营能力奉献给教育。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事业比这样的事业更有价值和意义了！在县城当过乡镇企业局的小官，对官场实在没兴趣了。以后商海折腾多年，总算有吃有穿了，年轻时到处打短工的那种极穷极苦极累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了，经商对我来说也渐渐变得无趣。我的山西老乡阎锡山现在还能让人记住和肯定的，就是他对山西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了。教育是有意义的事业，我能进入教育领域，就翻开了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新的一页，我下决心，再苦再累再穷，我也要把它撑下去。
　　从山西南洋国际学校开始招生到现在，十二年快过去了。这十二年给我留下的，是难以明状的、复杂而苦涩的滋味。有时对朋友们说，对我来说，搞教育是经历了一场炼狱。最近，我常想一个问题：如果让我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会在1993年进入教育领域吗？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无论你带着什么样的动机进入教育，一旦进来了，面对一个个稚嫩的孩子，你的内心就必然会发生变化，内心的责任感会大大加重，这可是一个会直接影响孩子命运的事业！压在心里的责任的份量很大，比任何过去搞过的其它业务给我带来的内心压力都更大，但是，我也因此有一种人生的价值感和意义感。有过这段为教育事业艰苦拼搏的经历，我感到自己这辈子没有白活。后来我看书，有的专家把我这种感受概括为“教育资本的特殊个性”，从事教育经营确实与从事其它经营有内在价值取向的差异。但是，如果我预先就知道从事教育有这么难这么苦，如果我预先知道我们的教育制度对学校有如此多的压制和干预，如果我预先知道我追求的教育价值在现有的教育制度下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如果我预先知道我关于以教育养教育的路子难以走通，如果我预先就知道我的教育梦终会有被压破的一天，我恐怕真的不敢进入这个禁区。
　　山西南洋国际学校开学12年了，南洋学校在全国已发展到12所，近万名学生和二千多名老师，这担子沉沉压在我肩头，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快被耗干了。在现行教育制度的控制下，在现行教育政策的不断挤压下，我们南洋学校发展的空间和希望何在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南洋学校实现我们的教育价值观和理想呢？我们有没有可能真正走通以教育养教育、实现经营与教育的良性循环之路呢？我们有没有可能真正搞出我们的南洋教育特色将南洋建成百年名校呢？多年来，我们用“百年教育，百年南洋”这样的目标来激励我们自己，而现在，我对此是愈来愈缺少信心。
　　我们南洋学校遇到的困难是什么？熟悉民办教育的人们会说：不就是招生吗？那个民办学校不为生源问题而苦恼？这话说得并不错，如果没有学生，还有什么学校呢？在中国的民办学校中，南洋学校的招生情况相对算好的，我们现在仍1万多学生，但是，从我们的建校规模来看，我们并没有能招满，我们确实面临着巨大的生源压力。但是，仅仅一个招生难题并不是我内心最痛苦的东西，这个难题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解决。最痛苦的，是我体会不到价值，看不到意义、希望和未来。多年的思考使我认识到，南洋面临的本质问题不是招生问题，而是无法走新教育之路的问题。生源问题只是表相，它绝不是我们南洋学校面临的最深层的问题。我们南洋学校、中国的民办学校乃至全中国的基础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症结，就是中国以专制特权、垄断利益、僵死模式为特征的残酷的应试教育制度。我们南洋人给自己设定的使命之一，是探索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教学方式，是探索转变中国应试教育的方式方法，但到现在，我不得不承认，十二年来，不是我们改变了应试教育，而是应试教育改变了我们。我们过去希望在应试教育的夹缝中寻求突破，但是，近年来，教育行政部门把夹缝那点可能的空间都一一填满了，我们愈来愈被关进应试教育的铁牢之中。除了在教育行政部门制造的教育铁牢中强化应试教育之外，我们没有其它选择的可能。中国的基础教育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病，从教育乱收费到占用学生的假期补课，从学生身体被搞坏到个性被压制，从中小学生自杀到禽兽老师强奸小学女生，从老师打骂学生到学生自尊心被毁灭，从考试做弊到教材买卖中的腐败，从应试教育日趋强化到素质教育只喊不做，所有这些现象，都是这个教育制度的烂根子结出的烂果子。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枝叶花果遭到虫害的问题，而是根子腐烂的问题。没有素质教育的空间，我们南洋就无法以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来调整我们的教育，我们就无法学生为中心搞出我们的教育特色，没有素质教育的可能，我们就只有重返应试教育，而这就把我们逼向了死路。12年来，我建起12所学校，但我们的学校最终也不是素质教育的乐土，而仍然被强迫成应试教育的领地，这让我愈来愈怀疑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意义和价值，我的教育梦慢慢开始破碎，我过去所下的苦撑教育的决心开始动摇。

教育供给问题
任靖玺
教育供给为什么不足？
高考的残酷竞争直接控制了我国的基础教育。为什么高考竞争如此残酷呢？正常的理由是，高等学校太少了。家长都渴望孩子升入大学，社会受教育需求极大，而高等学校有限，教育供给不足，所以高考就成为选拔淘汰学生的必由之路。一考定终生，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成千上万的孩子被挤落桥下。虽然残酷，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将来高等教育非常大众化了，大部分人都能进大学了，也就不用这样严格了。也就是说，应试教育之罪，就罪在学校太少。我在第一章“考试制度”中，已说过考试的选拔性作用，不能成为中国特定的应试教育存在合理性的理由。在此我想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学校太少”这个问题。
面对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人们普遍会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太穷。中央分管教育的领导也常说：“穷国办大教育，办不起啊！”真是这么个道理吗？在我看来，将教育供给不足归到“国家太穷”，这是从根本上掩盖了我们的教育制度之恶，从根本上掩盖了为什么教育供给不足这个问题。从这样的逻辑会引出这样荒谬的推理：过去为什么要围绕权力搞关系，为什么要搞配济制？为什么要发粮票、发布票、发肉票，为什么百姓难吃饱，为什么要向领导写思想汇报，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现在为什么出现学生在学习压力下自杀，为什么出现大量的考场作弊现象，为什么中国学生成为世界上最苦的学生，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一句“国家太穷了”，就能把教育的专制特权赋予合理性吗？
二十多年前，中国很穷，但是邓小平想通了国家为什么穷的原因，这就是因为国家部门统得过死管得过多，过多的管制压制了基层的积极性和活力。不能因为穷而要求强化管制，相反，正是因为穷而要求放松管制，因为管制和垄断就是穷困的根源。邓小平因此支持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企业权力下放的改革，这就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序幕。人民公社干部对农民的控制权被消除了，农产品很快就丰富了起来。城市计划部门对工业企业的控制权被减弱了，工业产品很快大批出现在市场之上。邓小平一生的功绩，不就是因为尊重基层的创造力不就是把政府部门控制的权力逐步下放到社会中来吗？同样的道理是，中国教育供给短缺，不是因为什么国家太穷了，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全面控制和垄断了教育的权力。1997年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第5条明确规定：“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规定到现在仍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一定要“严格控制社会力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呢？抬着上桌面的理由是什么呢？根本就不给你一个什么理由，反正就是这么定下了。民办高等教育在“严格控制”下如何发展呢？中国改革二十多年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控制和垄断不是被减弱了，而是变了法儿地更加强化了。教育改革严重滞后，教育行政部门成为中国最后的最大的计划控制的堡垒，这是中国教育供给严重不足的病根。
从历史原因来说，中国教育供给的不足，是从建国后教育的全面公立化改造开始的。
秦朝到满清二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政府也举办官办的学校，但是私立学校总数仍然占绝大多数。即便到半个世纪前的1945年时，中国有高等学校205所，其中私立高校81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39%，占高等学校学生的37%左右。有中学5073所，其中私立中学2152所，占学校总数的42.4%，占高中学生总数的39%左右。这说明即便在兵荒马乱的时期，非政府办学也占学生总数的近40%，社会力量是教育供给的重要依托。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私立学校从来是教育供给的重要来源。建国后直到现在，这起码应该是40%左右的非政府教育供给力量被打掉了，中国教育的供给怎么会不短缺？
在当代富裕的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总数也仍然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美国私立高等学校占学校总数的58%左右，日本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71.1%，韩国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80.5%，我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私立大学也占总数的50%和66.1%。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数也超过一半以上。印度私立大学占全国大学入学率的59%，印度尼西亚则高达94%。按照发达国家的特点，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的高等学校，是教育供给的主要力量。
无论是参照中国历史的教育传统还是参照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我国公立学校一统天下的格局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怪胎。现在人们都在埋怨学校太少了，因此高考竞争严酷。但人们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私立学校被消灭和压制，才造成了学校太少这种现象。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经验，只要开放办学，民办学校的力量将会支持一半以上的高等教育。半个世纪前，中国兵荒马乱，积贫积弱，但是非政府办学尚能达到近40%的全国大学入学率，这说明了非政府办学的社会力量。按1945年公私学校的比例，非政府办学也应当承担起半边天。但是实际情况是，直到今天，我国民办小学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的4.63%，民办高校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19%。所以，中国的高等学校总数不够，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国家太穷了”这类的说法，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太专制太垄断了”，而是因为中国的私立教育在种种压制和打击下发展不起来。试想想，如果近二十多年中国的私营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现有的国有经济如何解决就业！经济如此，教育也如此，逻辑是一致的。一看到教育供给不足，我们善良的百姓就会想，应当加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但是我们想想，现在中国大学毛入学率刚突破15%，与此同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不到3%。按此比例简单推算，我国大学毛入学率要提高到3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6%。如果大学毛入学率要达到6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12%，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样的财政投入水平。显然，走增加政府教育财政性投入的路，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现在美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其GDP的5~6%左右，而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超过80%，原因是什么呢？是社会教育自主化和社会资金的大量流入，是私立教育的大发展。美国人口仅为我国的20%左右，但其高等学校4000多所，而我国仅有2003来所，美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有1450人，而我国仅有500多万人，高等学校总数和大学生在校生数都超过我国一倍以上。这个数字的背后，是美国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59%以上，23.5%的学生进入了私立高等学校。人们可能会说，美国教育供给如此充分，是因为美国经济发达。但我们要问一问，为什么人家的经济发达呢？不就是因为自由开放和保护社会自主力量发展吗？不就是因为政府的控制垄断权力受到了严格限制吗？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管制和教育垄断，是我们教育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要控制民办高校发展，一方面又不能保障多数学生上公立大学，造成教师和学生玩了命地投入考试战争，造成了今天中国教育领域的种种弊端。如果让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来管理美国的教育，那么每年占美国GDP高达1.7%的私人和社会资金将会被逼退出教育领域，短缺一出现，美国学生也非得听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高考指挥棒走不可！一个活泼泼的社会就会被整死。
专制垄断造成短缺，造成教育精神的衰败，所以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悲叹的现象：天下混乱，没有政府统一控制的时期，往往是教育百花齐放大发展的时期。二千五百多年前，如果不是天下大乱，政府教育部门控制不了教育，孔子根本不可能开办私学，他的三千弟子（他们都是平民出身，而这之前平民没有权利受教育）不会有受教育的机会。满清王朝结束后的近代时期，兵荒马乱，政府教育控制松驰，中国教育因此而大发展。在教育开放自由的背景下，中国涌现出了以蔡元培、陶行之等为代表的成批的教育家，直到今天，我们主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仍然达不到他们的水平。天下乱，教育兴，这难道不是中国的悲哀吗？这说明一个专权的政府，一定会压制民间的教育活力。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点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我们需要的只能是一个保障教育独立和教育自由的政府，我们需要的只能是一个服务型而非管制垄断型的教育行政部门。中外历史的经验都说明一点：政府垄断控制教育，教育数量一定短缺，教育质量一定低劣。说到底，中国教育事业的罪人是谁呢？教育行政垄断就是教育供给短缺和教育质量低劣的罪人。从教育供给数量来说，今天的中国，高考毛录取率超过了15%，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大力宣传这个成绩，但我们不要忘了，今天我国普通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仅有50%！大量的初中生与高中无缘了。今天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也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左右，所谓的“义务教育”早就义务不了了。而且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一年比一年在减少，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仍然不到GDP的4%这个印度的水平。从教育质量来说，我们的应试教育摧残学生，因此大量家庭只好将几十万孩子送出国学习，每年大量的外汇流出中国。
中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民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只要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权力被减少，教育独立和自由的空间加大，民间力量一定会迅速补入教育。现在，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家用电器，这是政府重视和投入的结果吗？不是，正是政府不重视、不投入和管制减少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死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在1999年秋举行的面向21世纪民办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驻中国代表马若锦先生在发言中，介绍国际金融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已向11个民办教育机构提供了4400万美元的贷款，但中国还没有，原因是限制因素太多。他提到中国民办教育面临的四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投资义务教育的限制问题；民办教育企业能否上市问题；教育资产的抵押问题。这些问题都抓住了中国民间教育供给限制的要害。到目前为止，惟有第一个问题“股本收资回报问题”被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说羞羞答答，是因为附加了若干限制条款。供给短缺，是由于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千方百计将社会的教育热情和力量挡在了教育领地外面，才使得中国教育缺少了百花齐放的活力。社会不是没有扩大教育的热情和力量，而是没有从事教育的足够的权利。远的不说，我们可以近看韩国，它的高考入学率已超过66%，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韩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80%以上来自于社会和企业。现代、三星、大宇这些企业，都是韩国教育的积极投资者。韩国与中国同文甚至同种，它有这样的民间教育热情，我们中国就没有吗？韩国高等教育供给之所取得迅速提升，不是因为韩国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有多高，而是因为韩国没有“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混账法律。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些教育发达的国家，不仅对公立学校给予财政供养，甚至对私立学校也一样给予财政支持。在澳大利亚，财政支持占到了私立学校经费的70%以上。这是因为它们明白私立学校具有社会公益的价值。当然，我这样一说，可能也会被少数教育行政部门或公立学校的人所利用，他们会说，对啊，我们也将教育财政放到我们的关系户开的“民办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的“公办民校”去啊，这样的钱来得多便宜！中国的事就是麻烦，在公共权力不受公众严密监督制约的情况下，西方的好经验也容易会被以改革之名求腐败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办教育在政策歧视和被不断打压中艰难而迅速地成长，就是中国社会教育热情的明证！我自己进入教育，是邓小平南巡后教育投资政策相对宽松的结果。没有小平南巡，我们南洋集团不可能在短期内将社会和银行资金大量融入教育领域。我们十年建起12所学校，南洋教育总资产价值超过十三亿元，这是托小平南巡之福。为了将社会和银行资金拖进教育领域以扩大教育供给，我为此所吃的苦头，岂是教育部门那些喝茶看报开会过日子的官僚们所能理解的！要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困难，我们不需要祈求教育行政部门重视教育和加大教育投入，而是需要争取教育行政部门少些管制少些垄断，要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结束垄断，开放教育，给中国的教育投资人和教育者们以从事教育的自由和权利。总之，没有教育的民主化，就没有教育的足量、高质量化和多样化。
 
艰难的发展环境
1993年初，我斗胆开始进入教育时，心里有个这样的想法：仅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可能解决中国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百姓教育需求的膨胀，一定会迫使教育行政部门逐步放松教育的管制，逐步给民办教育创造更好的营运环境。随着经济的日趋发展，社会会有愈来愈多的闲置资金，银行的存款也会愈来愈多，如果有一定比例的社会资金和银行资金进入教育，这对教育就会是一个根本的促进。我将自己积累的资金投入教育，牵引更多的银行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教育，实现教育经营与教育发展的统一，如果走通这样的路，创造一些成功的经验，我这一生就没白活了。这种希望，后来变成我们南洋追求的六大探索之一：“探索中国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新模式。”这是一个很社会化的目标。我们这代人受过的教育，使我们很习惯从个人的事情中找出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1992年5月16日，四川都江堰的卿光亚成功开办第一所私立的“光亚小学”，随后广东英豪私立学校也顺利开始建设，这些事例使我看到了希望。1993年2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领》发布，指出“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并提出对社会办学“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我激动地认定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到来了。多年以后，有人问我这些年办学有什么体会，我半开玩笑地回答：“对政府文件不能太认真。”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多年教训的结果。当时我就是过于相信文件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这类话了。
在激动的心情下，我查阅了国外私立教育的资料，重点研究了私营教育管理公司的情况。美国有77家上市教育公司，这些上市教育公司不仅自己开办学校，还承包了美国许多公立学校。美国梅里尔?林奇公司（Merrill Lynch，美国最大的上市教育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Edison，美国上市教育公司）成为我心中的榜样，这两家公司能从资本市场上融来几百亿美元投入教育领域。显然，利用市场经营的力量和技能来发展教育，在世界上有成功的范例，我希望自己成为尝试中国教育管理公司事业发展的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就这么一个初浅的想法，把我十多年的岁月陷了进去。回头想来，当时真是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情况不明决心大。我慢慢才明白，以梅里尔?林奇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之所以能持续稳定发展，除了内部管理的因素外，有利的社会环境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教育自主和教育多元化的社会环境，政府面对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一视同仁的平等政策，健康规范的资本市场等等，都是教育管理公司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些外部条件，在我们中国根本不具备，我们不断在教育行政部门划定的铁笼中四处碰壁，不断在变动不已的教育政策环境中艰难挣扎。教育行政部门打个喷嚏，我们就会感冒，多打几个喷嚏，我们就会发烧。而这十二年来，我们南洋几乎都处在不断感冒发烧之中。我常常会在睡梦中惊醒，“明天又会遇到什么坎？”
　　我将自有资金投入建设起了南洋第一所学校――山西大同南洋学校，随后马上就遇到的融资困难。银行不给贷款，理由有二个：第一个理由是，教育是公益事业，公益资产不能用于抵押贷款；第二个理由是，法律规定教育投资人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今后用什么收入来还款。银行贷款不通，资本市场不通，仅靠自己的自有资金绝对不够，怎么办？这就把我们逼向了储备金的办法。所谓储备金，指家长一次性交一笔钱给学校（不同阶段、不同学校8~20万不等），此外不再缴学费和伙食费，学校用这笔钱建设和运行学校，在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学校将这笔钱如数还给家长。这样的融资方式，是由广东英豪学校首先采用的，以后为许多民办学校所采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种融资来的资金，实际资金成本接近18%左右，这在1994年前后的经济热潮时期，学校还能撑得住，那时经济过热，不少金融机构高息揽储，钱存放在金融机构都可以得到20%左右的利息。但1996年底开始宏观调控，以后几年经济一路冷下来，银行存款利息一路下降，学校的储备金负担逐渐变成了套在学校脖子上的绞索。许多民办学校被逼破产关闭，即便到今天，活下来的许多民办学校仍然没有能把储备金的负担消化掉。只要宏观环境好，生活和融资环境好，回笼的现金流大，学校可以用新到的资金来补偿该还的资金，还有可能最终进入良性循环。如果宏观环境恶化，新进的资金量收缩，正常的资金流就可能中断，危机就可能以各种方式爆炸。面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走低的趋势，民办学校能不能将储备金用于其它经营以换取高收益呢？这样做，一是经营风险性大，二是不符合国家关于学校经营的规定。民办学校从融资方式到资金经营，与银行和教育部门的许多规定并不一致。储备金很容易被扣上乱集资的罪名，用储备金从事经营，也容易被当成挪用教育经费处理。有了学校就有了一份沉重的责任，为了支撑学校运行，有些与政策并不一致的事还得去做，我们天天提心吊胆，就怕出事，对不起付出储备金的家长。可以说，根据上世纪90年代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在银行和资本市场对民办学校关上大门的情况下，许多民办学校就是在半违法的状态中启动的。好在小平南巡后几年，不怕犯错误，大胆尝试仍然是社会的主流风气。我自己这样安慰自己：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也是在违背当时的政策的情况下出来的吗？不敢打破陈旧的不合理的制度框子，还做得成什么事？只有能将资金融入教育领域，增加了教育供给，无论怎么说都是功德一件。今天，小平时代敢撞敢干的精神已一去不复返了，动则得咎，谁还敢越雷池半步？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里面对民办学校创办人能否取得回理回报和银行对民办学校贷款放了口子。但是，政策是不配套的，抵押担保的法律之中，仍将学校资产视为公益资产，学校的贷款仍受到诸多限制。要想越过这些法律设置的障碍得到贷款，个人关系就必不可少，这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学校运行的成本和风险性。将社会资金、银行资金引向教育，这么一个理想主义的愿望，实现起来是多么的困难！个人在其中承担着许多不该承担的风险！在社会资金、银行资金与教育资金需求之间，存在着太多难以打通的法律和政策障碍，学校硬要打通这条路，等于是将负责人的命运赌了进去。教育是神圣的有意义的事业，但在中国，要想把民办教育撑下去，就得有点当年共产党革命家的决心，随时准备牺牲。教育之难，如同穿过炼狱。
好不容易苦撑了十二年，又等来了教育行政部门给民办教育雪上加霜的一天！这是就今年来连续出台的三大政策：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和取消民办学校学历文凭考试。同时，在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民办机构在贷款上受到严格控制。这些政策的合力，一起将民办学校逼向了困境。《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一出台，我就明白了，这不是民办教育促进法，而是民办教育破产法。我没有统计过，但从经验感受看，中国的民办高校应当有70%左右面临破产，能撑下去的为数不多了。

恶性抢夺：化公为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
研究教育行政部门的几十年来的邪门做法，我概括出“集权-养权-分权-享权”这样的历程。
所谓“集权”，指的是改革前几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摧毁私立教育，教育全部公立化，建立起了教育部门在教育领域的惟我独尊的皇权地位。
所谓“养权”，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学校的建设。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并不是一视同仁的，他们将国家财政资源集中起来养出了一批最强的公立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最终表现为“211工程”为代表的重点高校的建设，这些重点高校目前占全国高校总数的3%左右。各省市依样画葫芦，以财政资源重点扶持少数重点中学和小学。目前，全国重点中小学在全国中小学总数的2%左右。也就是说，全国公立学校中，也只有2~3%的学校得到了政府财力和政策的重点支持。目前，教育升学竞争的焦点，就是这2~3%的重点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养权”的做法，使中国2~3的学校成为著名大学、著名中学和著名小学，它们无论在校舍、师资、财力上都远远优于普通学校。“养权”阶段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重点学校倾斜的政策，使重点学校成为家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教育行政部门按区域划片入学的规定成为摆设，下发的成吨成吨的禁止乱收费的禁令成为空话，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领域，“择校生”和重点学校高收费现象愈演愈烈。当然，所谓的“择校生”，无外乎三类人，这就是“条子生”（教育系统领导的条子）、“关系生”（非教育系统，但利害相关的单位领导）、“票子生”（塞钱进校），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家庭。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逻辑：集中政府财力和政策搞重点学校，无论嘴上说得多么好听，其实是为自己的子女在搞重点学校。也就是说，将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转向于培养自己的子女。教育行政部门一边高喊禁止择校生和乱收费，一边继续大力支持重点学校，人为拉开校际水平的差距，这里面的矛盾他们难道会不明白吗？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重点学校”的好处主要被谁占有了？
所谓“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教育行政部门经过多年“集权”和“养权”的阶段，终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点学校。而现在，教育行政官僚们（含公立学校的校领导们）不愿意这些名校继续姓“公”了，他们要将这批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校的好处分归个人所有和享用，中国教育现在就进入了“瓜分”教育权力资源和“享受”教育权力资源的阶段。
所谓“独立学院”，指的公立大学设立民办的二级学院，这些学院依托原有公立大学的声誉和实力，降低录取分数线招生，实行高收费，而且许多独立学院的文凭仍以原校本部的名义颁发。2003年5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鼓励独立学院发展。而且规定，独立学院只能是“民办”。当然，一般的“民”是很难染指这样的“民办”学校的。在这样的政策下，独立学院迅速发展，目前在25个省市已有300多所，在校本科生已有40多万人。
所谓“名校办民校”，指的是公立重点中小开办私有的“民校”，因此形成了“校中校”或“校外校”，这些“民办”学校对外实行高收费政策。在许多点中小学，它们办的“民校”所收学生总数，已超过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本应承担社会公平任务的公立教育也因此被列上了“十大暴利产业”的排行榜！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重点高校办的“独立学院”和重点中小学办的“民校”直接无偿或低价利用原来母校的品牌、师资甚至教室开办，但高收入的学费都装入开办者们的个人腰包。面对社会的批评，教育部门的文件要求“独立学校”和名校所办“民校”要从母校独立出来，做到独立品牌、独立法人、独立核算、独立校园、独立管理等。但是，教育部的要求也只是一种倡导，对那些并不真正“独立”的学校该怎么办呢？没听说过有谁因为“不独立”而受到处罚。公立重点学校的领导一方面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财政支持，一方面将血输到他们自己的私有学校之中，靠纳税人的血来养肥自己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
从公立名校中分出“独立学院”和“民校”，这是一个瓜分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控制“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这是享用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正热火朝天地忙于搞“分权”和“享权”之事。
“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受益人是谁呢？谁能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和中小学名校所办的“民校”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会是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的利益关系户。真是黑啊，教育行政部门的两个政策，就把多年争论不休的教育乱收费彻底合法化了，就把全国人民奉献的税收所养育出来的重点学校的教育资源一把收入个人口袋中，他们还将这种明目张胆的化公为私的行为美之名曰“发展民办教育”。目前，这场瓜分公立重点学校教育资源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之下，教育这块圣地，都成了教育侧所了！教育部门的领导还称这是一项创举，是将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与社会的资源结合起来的创举，是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的创举。但是，有多少“社会资源”进入了“独立学院”和公立名校所办“民校”呢？从我们的调查看，不是社会资源进来了，而是权力资本化了，同一份公立教育资源，被挂上了两块牌子，收入进入了两个不同的财务系统而已。以公立的门脸，收私人的好处。在这样的政策下，教育供给的总量没有什么增加，教育思想和方法没有丝毫改变，但是教育资源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则暗中被改变了。
　　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资源，发出通知，规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进行文凭考试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一律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同时，“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原有的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一些成立了十几年的真正的民办高校不能再搞学历文凭考试，而那些刚冒出来的“独立学院”就有学历文凭考试的资格，这就是我们教育部门的“依法教育”和“教育公平”！“独立学院”占用原有重点学校的资源，加上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的公开配合，马上抢占了原来的民办高校的市场份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竞争？教育上的官僚私人资本就用这样的不公平的行政手段来喂养自己！对公立重点学校来说，垄断造成短缺，短缺造成垄断利润，垄断利润造成腐败，一发而不可收拾。对民办学校来说呢，2003年，在教育行政部门支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的高压之下，原有民办高校和民办中小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等待它们的命运只有三条：破产（生源不足被迫关闭）、被兼并（被“独立学院”或名校所办民校兼并）、被招安（成为“独立学院”的分校或成为名校所办的“民校”）。我们南洋学校在2003年，一样遭到了泰山压顶的命运，招生数锐减1/3，财务困难猛然增加，面对这样的变数和不可抗力，我们大家在苦苦支撑了多年，但这苦难何时是一个尽头呢?

教师问题
任靖玺
南洋学校出不了禽兽教师.
人们常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中国社会中最值得敬重的群体，我自己从来这样想。我对自己少年时期遇到的几位启蒙老师仍留有很深的感激之情，这种感激之情使我对老师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敬重。以后我成为南洋学校的管理者，与成百上千的教职员工一起工作，这是年轻时期想都不敢想的事。1993年8月29日，在山西太原南洋学校开学前2天，我与刚招进来的教师们见面座谈，心里忐忑不安，就怕说错了话让教师们笑话，就怕做错了事让教师们不认同，真是紧张。直到现在，我在心里仍不敢把教师当成受聘来工作的雇员，而是把他们当成我们共同的教育事业道路上的同行者。多年来，我知道自己不是教育家，缺少教书育人的经验，所以我在南洋推行的是“专家治校”的原则，我花力气寻找人才，找到人才后就尽可能将学校的管理权交给他们。我希望将学校管理和教育的权力交到教育经验丰富的校领导班子和教师们手中，让他们有足够的权力空间实施他们的教育理念和发展他们自己的教育专业能力。我相信“好校长+好教师=好学校”，所以重在选择恰当的校长和骨干教师，而将自己设定为专门为校长和教师们提供服务的后勤部长的角色，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学校的资金运行和物质资源保障的问题上。
从山西南洋国际学校开始招生到现在，南洋学校已拥有教职员工近2000名，我与教师们朝夕相处已有十多个年头。与南洋的学生家长们交流，家长们普遍都说，比起公立学校的老师来，我们南洋学校的老师们更有服务精神，工作更累更苦，老师们不敢欺负学生，不敢惹家长不高兴。我们的教们们都明白，家长和学生是否自愿到我们南洋来，决定着我们南洋的生存。在南洋学校，从上到下都十分明白，学校的真正主人就是学生和家长。教师们千方百计地让孩子喜欢学校、喜欢老师、喜欢学习。老师们最担心的是没有学生来，学生来了以后，最担心的又是家长不满意，学生退学，这就形成了以家长和学生需要为导向的教育心态。即便对一些无理的家长，我们的老师也会委屈地尽可能采取解释和化解矛盾的态度。这与公立学校全然不同，在公立学校，普遍的感受是，主人是校方和教师，不是学生。面对学生，公立学校的教师们往往是皇帝是官员，他们往往没有一种师生平等的认识。正因为我们南洋有这种服务家长和学生的共识，那种在公立学校普遍存在的打学生、骂学生、体罚学生甚至侮辱学生的现象在我们南洋学校系统绝不可能出现。我看到一些报道,全国一些地方的公立学校竟然出现教师强奸小学女生、让学生吃屎、啃木头、打瞎学生、用刀片划伤一个个学生的手的这类恶性事件。公立学校老师强奸猥亵女生的事，在江西、湖北、湖南、江苏、福建、贵州、陕西、河南、黑龙江、安徽等地都有发生，许多受害的女生仅有8岁！这种禽兽老师的案件，甚至首都北京也未能幸免。2002年5月22日，北京通州法院一审对猥亵14名、强奸2名女学生的教师陈有海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零六个月。陈有海在2000年6月到2002年1月半年多的时间内，在其教书的永顺小学的办公室里，对16名女生多次进行猥亵，并对其中2名不满14岁的女生多次实施奸淫。禽兽教师的事如此普遍，以至于在2004年3月，由于担心“禽兽教师”，湖南益阳市教育部门出台的教师行为的八条禁令中，有一条禁令竟然是：“严禁奸污猥亵女生。”禁令公开贴在墙上，让许多路人惊诧莫明。这是个什么世道！为什么这类事件遍及东南西北，而从来没有听说某位教育部门的高官因此受到责任追究？看到这些报道，我在愤怒之余也自感欣慰，这类恶性事件不可能出现在南洋，也不可能出现在规范的民办学校里。在民办学校里，家长和学生绝对是主人，是他们决定着学校和教师的生存和尊严。但是，正是在这种最希望以学生为本的学校，总是受到教育部门的不断挑刺和刁难。

素质教育之难
与公立学校的教师相比，我们的教师队伍在服务精神上毫无疑问更具有优势，但是，民办教育十二年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的无奈和遗憾。虽然我们是民办学校，虽然我们的教师有为学生服务的良好心态，虽然我们希望在教育方法上更有创新，但是我们的校长和教师们仍然被迫去适应应试教育，我们还是被逼成了应试教育的奴隶。单一追求学生成绩和升学率，帮助学生读好课本、做好练习、考好试仍是我们学校的核心工作，占用学生的休息时间为学生补课的现象仍然难以根除。我们在学生管理上比公立学校更人性，但是，在教学上，我们与公立学校相比，实在难有大的创新和突破，很难形成我们的教育的独特个性。我一直希望我们的校长和老师们多为学生着想，多以学生为中心，多搞素质教育、个性化教育，使学生在南洋养育出独立自主的思考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力，真正在素质教育这条路上走出南洋的特色，但是，无论我如何强调，无论老师们如何在嘴上说，长期以来我们在素质教育上还是难有起色。开会时，我们讲教育革新，讲我们的新教育梦，讲我们学生的特点和相应的教学模式，讲互动式教学，讲培养孩子自信心的教学，讲得很激动，但会后依然会慢慢回到读书考试做题改卷的老路子上去。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为此苦恼了很长时间。我们绝大多数老师来自原来的公立学校，他们之所以敢跳出公立学校到南洋来，除了待遇方面的考虑外，更多的原因是他们对原来公立学校的人际关系的复杂不喜欢，对原来公立学校的陈旧的教育方法不满意，他们都是有一定独立思想，都是有自己教育梦的人啊，但为什么到了南洋后还是只能回到应试教育的老路上呢？即便在南洋，为什么他们的教育热情和教育创新精神仍然得不到足够的释放？为什么他们的人格成长和专业发展似乎仍然没有特别明显的突进？最初我想，这一定是我的问题，是我这个“总校长”没有把事办好。但反省多年，我还是坚信一点，在教学的专业领域，我是十分放权的，对教师们在教育创新领域的空间，我没有给予任何限制，相反，总是不断地鼓励。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素质教育提不上来，应试教育却愈抓愈紧呢？研究这样的顽症，我慢慢明白了，限制教师独立创新精神的主要是外部环境，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全面控制的考试制度、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统一教辅及各式各样对学校的检查和监控。一句话，是我们国家的专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部门的垄断特权利益全面控制了我们的学校和老师。我与我们的教师们是学校的主人，不是教育的主人，教育的主人是远离学校的教育部门的官僚们。面对这种教育行政部门无所不在的高压控制，沮丧悲凉的情愈来愈抓住了我的心。近二三年来，我心情愈来愈不好，我与教师们的交流愈来愈少，我愈来愈怕面对他们，我担心自己的情绪影响他们的工作。自己内心的激情在涣散，我还怎么去鼓励激励他人呢？
我知道惟有素质教育是我们民办教育的真正出路。大自然的万事万物，千差万别。人与人的差别，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差别是一样的。现在的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社会的人力资源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变化，我们只能按每个学生的差异和特点进行教育。我们不是“传道授业解惑者”，我们只是教练，学生是运动员。教练的目标，是将运动员的竞赛潜质充分发挥出来。我们不是将机械的死知识强行灌输给学生，而是将学生的语言、数学、运动、素美、艺术等潜质充分发挥出来。教育是为学生天然的学习研究能力的成长给予滋润，学习在本质上是学生自己的事，教师只是学生的学习教练，重要的是启发导引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能力，重要的是让学生对自己充满信心，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拥有成功的感觉。但是，这样的教育观根本无法付诸实践。教育部门每年都搞学校考试成绩评比，应试成绩成为判别优劣成败的唯一标准。这样的问题，教育部门的领导不是不知道，但是屁股指挥脑袋，他们的特权利益决定了他们继续化着以高考垄断为核心的应试教育。早在1995年2月27日，教育部门的有关领导就谈到：“高考科目本来是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而设置的。但由于升学关系系到考生、家长以及地方等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家庭、学校、社会乃至政府部门便把高考成绩和高考升学率当作对中国教育质量高低的评价依据，以此以往便形成高考对中学教学的指挥棒作用，造成了严重的偏科现象，使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并影响全面素质的提高。这种应试教育状况严重影响了高中教学，社会各界对此十分忧虑。”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僵死的统一的高考指挥棒造成的弊病吗？不是，他们清楚得很。但是，为什么他们拥有行政权力却不思改革考试制度呢？是利益趋向使然。
教师们私下都说，全国统一的高考，各地统一的中考、会考、测试，形成了层层考试制度控制下的思想专制，教育行政部门直接决定的教师的职称评定、教师的评优，形成了层层的人格依附网；教育部门直接指定的教材、教辅、试卷的印刷和销售，形成了层层垄断利益集团；以“条子生”、“关系生”、“金钱生”、“考试作弊”为形式的腐败病毒，已入侵到层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入侵到校长和教师乃至学生身上。素质教育只能在嘴上说说，真要搞素质教育，考分上不去，考得差的学校的声誉就完了，考得差的班级的班主任和各科老师就完了。“不管黑老师还是白老师，抓住分数就是好老师。”在教育部门这样的控制下，南洋还怎么搞教育创新和素质教育，南洋怎么能搞出特色呢？比较起来，民营企业之所以日趋发展，是因为民营企业能根据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整自己。如果民营企业也必须按照政府计划部门规定的产品结构和工艺流程的统一标准去经营，民营企业如何与得到大量财政支持的国有企业去竞争呢？而这样的情况，正是我们民办学校所遇到的困境。
管制教育下的“好老师”
教育部的文件不断在提倡要加大学校的自主权，但是，现实表现却是对学校愈来愈密的控制。不办学校的人很难体会到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无微不至的“关怀”。教育行政部门各种检查十分的机械和复杂，学校和教师对此皆苦不堪言：例如，面对“合格校验收”制度，学校要上交的检查资料就有安全教育制度、工作制度、教导教研制度、学习制度、考勤制度、办学规划、会议记录、家访记录、各科教学计划等等。面对“年度检查”制度，学校要上交“工作总结”，其中包括工作总结、教研总结、安全教育总结、德育工作总结、少先队工作总结。同时，我们学校还要应付各种定期不定期的“对口检查”，如电脑培训、绿化、安全设施、教学改革、升学率指标、教师听课记录、教学日志、单元测试、抽考记录等等。我们的校领导班子和教师们辛辛苦苦准备好这些材料，教育部门的那些大小官僚们会认真看吗？从来不看，这只是一种形式和程序。教育官僚们不是不知道这只是形式，但是还是要求学校一定要按规定准时交上去。校长与教育部门官僚的个人关系好（吃饭送礼、办个人私事），检查就完全流于形式。如果关系不好，教育部门的小官们就折磨你，有的小官骂校长和教师就像骂孙子似的。这是在为学校好吗？是在为学生好吗？不是，纯粹是在玩弄权术，官僚们只是通过这些复杂烦琐的形式提醒学校和教师们说：我们，只有我们这些官才是教育的真正主人。我们的政府法律和文件从来强调的是公民的受教育权问题，但从来不讲公民社会的教育权的问题。教育官僚们最不愿被削弱的，就是他们控制和垄断的教育的权力。我慢慢明白，我们的老师并不是灵魂的工程师，最多只能算是灵魂工程助理工程师，真正的灵魂工程师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我们的许多老师被迫成为他们的帮凶。中国社会信仰之沦落，德行之败坏，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教育行政部门的灵魂工程师们搞坏的。
专制垄断的教育制度，造成了教师队伍精神上的大缺陷。在教育行政部门以考试制度为手段，以垄断利益为目标的严密的控制体系下，我们的教师们普遍因为没有自由而个性萎靡，普遍因为没有自尊而被迫庸俗。公立学校的教师们为什么要逼孩子拼命补课和做题呢？因为孩子的应试成绩与教师的职称、评比、工资、福利、提拔等完全挂勾了，孩子考不好，不仅仅是孩子自己的问题，而是跟老师过不去。老师威逼孩子提高考试分数，是老师自己的私利在起决定性作用。每补一节课老师都有补课费，每提高一点全班平均分老师就有尊严。公立学校盛行的“评价如儿戏，分低就没戏”的教师评价制度，也自然会延伸进我们的学校管理之中。校长管理和评价教师，主要依据就是学生的考分，对老师的解聘、晋级、加薪最后都得以考分为准。校长为了学校的声誉，狠抓考分。教师为了自己的地位和饭碗，不得不狠抓考分。教育部门的压迫，就这样通过校长转向老师，通过老师转向学生。学生学习压大太大，对老师就有畏惧和逆反的心理，造成了“不让学生讨厌的老师就不是好老师”的现象。谁让我们是应试教育呢？我慢慢明白了一点，在现行教育制度的标准控制之下，所谓的好老师，就是那些善于猜题和压题的老师，就是那些能够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极为严密的控制的老师，就是那些信息灵敏，善于通过关系搞到出题、考卷情报的老师，就是那些在考场上能最巧妙地教孩子作弊的老师！也就是说，所谓好老师，就是那些最不顾孩子的个性和特点，最不顾孩子的身体和心灵发育，最不顾孩子终生命运的老师。2001年，山东曹县高考舞弊案，近80人涉嫌替考，老师成为找人替考的“掮客”。2004年，河南濮阳高考舞弊案，多名中学教师参与传递答案，据说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升学率。由于分数决定到老师的根本利益，一些学校的老师在考试时，从编位置上做起，将成绩好的学生的前后左右，都安排上几个成绩差的学生，让他们偷看作弊，这样来提高全班考试成绩。公立学校发生这种事，处理几位责任人就行了。如果是民办学校发生这种事，整个学校马上就会被关闭。我们南洋不敢搞这样的玩法，又如何去参与分数竞争呢？
令人最痛苦不堪的是，在公立学校这种竞争模式的压力之下，我们校长们为了学校的生源和生存，不得不花钱专门请最善长于应试教育的教师，不得不给予他们更好的待遇和尊重。一位公立学校的校长悄悄给我面授机宜说：“考试分数上去了，生源就来了。要想考试分数上去，决窍只有一个：别把孩子当人看待。要找敢给学生施大压力的老师。”听得我目瞪口呆！怪不得我们南洋的有些教师劝我不要对学生太软，要硬起来！分数和升学率决定着学校的地位，因此教师的等级就是分数的等级，教师的价值就是升学率的价值，这样的规则成了学校一切管理的核心。
小时候我的一位中学老师曾对我说：“语文语文，多读会写。读多了好文章就会写了。”我认识一些作家，他们谈经验，仍然是逃不出“多读多写多想”这几个字。但是，现在的语文是怎么教的呢？我认识一位公立学校高三语文的把关老师，他是最会训练学生语文考试的名老师。他告诉我他的办法是：“根据考试的知识点，一个点一个点地磨学生。成语是一个知识点，那就好好练两个星期的成语。拼音是一个知识点，但占考卷分数比例低一点，那就练上一个星期。什么是语文课，做试卷，改题，改错，重复记忆，训练学生注重考点的能力。考试的决窍是，多做试卷题，多复习试卷题。”这样的应试教育经验，不是在教语文，而是在教如何考语文试，这对学生的思考和写作能力完全是一种破坏。
我们一位数学老师对我说：“任总，数学学习，重要的是学习数学思维方式。而数学思维方式，首先就是相信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都有数学的关系，这个宇宙是由数学规则组织起来的。其次，就是要学会去找这种数学关系，能找出一对数学关系来，就是伟大的科学家。宇宙自然的奥秘，就体现在数的关系的奥秘之中。但是，我们这些数学教材，只是将过去的科学家找出的数学关系告诉学生，让学生死记硬背好考试，而不是刺激学生的数学兴趣，不是刺激学生去找自然万物的数学关系的兴趣。物理所学的，就是物理现象的数学关系。化学所学的，就是化学现象的数学关系。‘数’穿透一切。但是，我们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之间，根本没有密切的联系，各教各的，学生看不到其中的根本性联系。无聊的考试破坏了学生的兴趣。我要当好老师，首先就要以考试为中心，也就是说先破坏学生的科学兴趣。”
我们一位高中教政治的老师对我说：“任总，我教政治课真是一种悲哀。我讲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学生问：‘老师，现在那么多腐败，算不算是主要矛盾？’我只能说，这是次要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因为腐败者是少部分人。学生就说：‘那么说起来，腐败不是大问题了。’我说：‘是大问题，但不是主要矛盾。’学生问：‘如果主要矛盾不是大问题，那么主要矛盾指小问题吗？’现在的学生有想法的多了。我讲我们国家是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和国家领导人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学生就问：‘真是这样的？’我只能说：‘《宪法》和《选举法》上就是这样规定的。无论你们怎么想，要想得高分，只能这样考。’学生就说：‘原来讲假话才能得高分。’你说，我还有什么尊严？我要求讲诚信，但我们自己首先就不诚信了，我们就这样在扭曲学生。”陶行知谈到教育的核心时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但是，我们的好老师，就是那些不敢教学生求真做真人的人。做真人就考不好试了！面对这些情况，当我看到教育行政部门那些强调要“抢抓机遇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引向深入”的文件，心里感受到的，只能用“黑色幽默”这四个字才能形容。
我们南洋许多老师很有思想，很希望在教育上开拓新的空间，但是，在现行专制的教育制度下，我与教师们一样，我们都不得不听从教育行政部门官僚指挥棒的安排，我们都是囚室里的囚犯，我们都是被迫强制劳动的奴隶，我们只是一支难以走出困境的奴隶队伍，我不过是这支奴隶队伍的领班而已。为支撑南洋这12个学校，我累得要命。如果能真能体现自己和许多教师们内心的价值追求，再累也心甘。但是，想到我们教育体制上的这些问题，我愈来愈感到这份自己工作的无聊。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用什么价值观去鼓励教师们努力奋斗呢？鼓励他们当好教育官僚的奴隶？鼓励他们以孩子为敌，为了分数和考试，用大量机械而枯燥的试卷，而把孩子弄成死气沉沉的小老头和小老太太？

专制毁灭人格
南洋学校到现在，使用的仍然是全国统一性的教材，没有开发出自己的校本课程。南洋学校分布在东西南北不同地方，区域差异极大，孩子家庭环境也有很大差异，但所有的孩子用的却是统一的教材，所有的教师遵循的是统一的教学大纲，实施统一的教法。是我们南洋想这样吗？不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曾想过约一些著名科学家、专家学者和我们学校的老师结合起来，开发我们南洋自己特色的教程和能力测试方案，我认为这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要想搞出特色教育，要想发展素质教育，教师、家长和学生就应当成为教材编制的参与者，要让教师成为独立自主的有创新能力的人，教师一定要具有教材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能力。不然，教师年年教一样的东西，职业枯竭，生命发展不了。这样的想法，多年都没有机会实践。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里面提到：“学校可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特点的课程”。我找一些有想法的老师商量开发南洋本校课程的事，但是，教师们的反应打消了我的念头。老师们说：“教育部门的教研室负责出考题，教研室决定着教学大纲、教材和教辅的选择，如果针对学生特点开发我们自己的教材，我们的学生在统一考试上肯定会失败。教育部门的官会看笑话：‘你可以不按我们规定的办法教，但你不得不按我们规定的办法来考！’我们搞自己的教材，对孩子是一定好事，对考试却一定是坏事。学生的平均考分跌下来，教育部门一评比公布，我们学校的声誉就完了。家长不明白道理，要到学校来吵闹，要退学，怎么办呢？”面对这样冷冰冰的大实话，我实在无言以对。学校无论有多少创新的想法，也跳不出教育管理部门的手掌心。这样的控制，毁灭了千千万万教师的首创性，苦了教师，最终苦了我们孩子。教师的创新意识和职业尊严被毁灭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和天生的灵气也就这样毁在教育官僚们手中。我们南洋有一位高中语文老师，很有想法，他对高中课本的选文很不满意，一直期望结合学生特点，搞一套全新的本级语文教材。但今年年初，他约我见面，对我说：“任总，我来南洋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梦。但现在我已失望了，不是对你有意见，而是因为南洋并不是世外桃园，我们挡不住教育部门的控制，我们搞不了新的教育，我实现不了自己的价值，我决定不搞教育了。”要在过去，我会千方百计劝说他挽留他，说些希望在明天，我们一起拼搏这样的话，但是到现在，我自己都快绝望了，我无话可说，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课程决定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权力分配问题，谁有权来决定我们的课程。在我们大一统的专制的教育制度下，教育行政官僚直接决定学生应当学什么，怎么学。就连如何欣赏一首古诗，行政官僚们都规定有严格的标准答案！对学生的学习内容，与学生朝夕相处的教师无权决定，对孩子命运最关心的家长无权参与，对中国教育事业饱含热情的著名的专家学者们无权过问，这一切都是教育行政官僚说了算。行政官僚们完全按照自己的那点智力和他们的权力、利益需要来决定考试和课程选择，以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倾向来塑造教师和孩子的灵魂。在社会舆论要求素质教育的压力之下，教育部在2000年前后开始推出基础教育领域的新课程。比起过去僵死的课程，新课程给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创造了一定空间。但是，令人感到可笑的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思想，是对每个人的独立创造的尊重，这就意味着，重要的是将课程选择和编制权下放到学校或教师手中。教育部统一推出新课程，并没有改变全国统一的模式，它仍然是专制的。教育部门对素质教育的理解模式，成为强制推行的统一模式，这本身就是对素质教育的嘲弄。个性化教育都搞统一的模式，还叫什么个性化教育。究其原因，追求素质化教育，也得按教育部的指挥棒转。在教育部推动素质化教育的课程改革中，专制权力之手也仍然在挥舞。当然，背后就有那些与教材、教辅、考试相关的利益因素。只要是统一的，就有垄断利益。在素质教育搞得最好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地，都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和教学大纲，无全国统一的教育标准，教师和家长对课程和教材具有很大的自治权，教师有权参与课程政策的制定，这就使教师的人格自主和专业能力有了发展空间。我们的现实是，教育行政的集权、课程的统一、教材的统一、考试的统一，一切都是为了教育部门控制的便利，一切都是教育官僚在控制。
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巨大的控制权力，我们对教育部门的政策和文件从来十分敏感。研究教育部门的文件和它们现实的做法，我感到了强烈的反差，我概括为“话讲得好，事干得邪”。教育行政部门下发的各种文件中，新观念满天飞。每届领导都有一些新观念新政策，然后教育行政部门就将这些新玩意写到文件中来，逼着学校和老师学习领会。似乎行政官僚们思想最为高深、道德最为高贵、综合素质最高、办事能力最强，他们完全有资格成为学校和老师们的导师。但是，他们所用的文字愈来愈新，做法却愈来愈陈旧，嘴上讲得愈来愈好，动作都愈来愈黑。《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是教育部门近年来两份十要重要的文件，里面都强调：改革课程实施过程中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的能力。这些话讲得多好！从文件上看，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都是明白的。但是，为什么折磨学生的应试教育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是变本加厉了呢？教育部门对学校和教师的考评，为什么愈来愈严密、愈来愈机械和量化？孔夫子说，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为什么教育部门的言行如此不一致呢？从这样的反差中，我看出了权力和利益的影子。因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既不愿被人说成没有思想水平，所以他们把所有新辞都说完。但是又不愿失去他们专制的权力和垄断的利益，所以他们就强化控制。说归说，干归干。如果各学校有自己的特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教育部门的官员们用什么统一标准来检查和惩罚各学校呢？他们的权力如何体现呢？如果各学校开发自己的校本教材，教育部门规定的教材、教辅和试卷买给谁呢？他们的垄断利益如何体现呢？长期以来，为什么我们民办学校不断受到打压，我们的老师在职称、评比等方面不断受到歧视，我看原因只有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人选不是教育部门定的，因此不会到教育部门搞关系；民办学校的学费不交到教育部门进行再分配，而许多公立学校收的学费要进入教育部门的账号再拨出来。民办学校与教育部门不是权力和利益的共同体。最近，一位教育部门的领导秘书告诉我说：“教育部门的一些领导秘书告诉我：“秘书写文件和领导讲话稿，要参阅世界上许多材料，把新的东西都写进稿子去。领导拿来念念，进得了眼，但入不了心，只是应付场面的需要。文件发完，讲稿念完，也就差不多忘了。简不多就是这样。”怪不得如此！我只能用几句话来形容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行为原则：屁股指挥脑袋，利益控制权力。以不公平的权力来获取不合理的利益。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的老师会有多大的创新空间呢？为了孩子的发展和国家的未来，教育必须创新和变革，应当更以孩子为中心、更注重孩子的身体和心灵的发育、更注重孩子的自尊和个性的发展，但是，为了服从教育行政官僚们的需要，教育就必须应试化、僵死化，教育就要把孩子的个性和自尊彻底磨平。中国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压抑和扭曲，根源就在于此。当老师们经过统一教研、统一备课、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统一答案、统一评分标准的严格训练后，手里拿着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学参考书和统一的教材走上讲台时，他只是在按教育行政部门输入的规定程序在活动，他们只是教育行政官僚控制下的教学机器而已。年复一时单调、重复、僵化的教学生活、激烈的生学率竞争、考试成绩的排序、评比，威胁教师饭碗的量化考绩改革，迫死教师们长期处于应试教育的超负荷运行状态，使教师的教育热情和理想不断被耗尽，造成教师普遍存在的职业停滞与倦怠。我们的老师们挣扎在教育部门的管制和孩子的需要之间，最终还是不得不屈服在教育部门官僚的指挥棒下。最近，一些关心南洋命运的老师们不断来找我，劝我向公立学校看齐，劝我不要再搞那些素质教育的尝试，劝我要加强管制，要以试卷练习为核心进行教育，要将孩子的分数与教师的个人利益完全挂勾、统一起来。看着他们真诚的面孔和无奈的表情，我实实在在感到了彻底的无望。
中国专制的教育精神和教育制度，首先毁灭了教师独立自主的人格，随后让教师再来毁灭孩子的独立自尊。我们这些从事教育的人们合起来在干什么呢？先把自我价值追求和理想主义自动毁灭，然后毁灭孩子自由与独立的精神，最后毁灭整个国家的开放与创新的力量。当我开始将老师们并不理想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与整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时，我感到了巨大的困惑与无奈，怎么办呢？面对覆盖中国各个角落的专制的教育控制机器，我感到了个人的无力与缈小。我人如何来面对中国可怕的教育专制和邪恶的垄断特权利益集团呢？我与我的教师队伍一起，我们都是可怜的任人欺负的奴隶而已。现在，每当看到教育部门要求推动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的文件，我就想到我们每个学校面对的教育部门以应试为中心的千奇百怪的管制手法，“强调素质教育与强化管制”，这两种绝对相反的现象，我们的教育部门可以奇怪地一起用。前者用在嘴上，后者用在行动上。官方文件说：“你们要自主一些创新一些！”但是，囚室中的囚犯有自由吗?有，他可以在囚室里来回走动。官方文件说：“你们要敢于试验敢于探索！”但是，戴着镣铐的奴隶有自由吗？有，他可以戴着镣铐跳舞。有时我甚至想，教育部门的那些行政官僚们是不是由于生活无聊，找刺激，才玩这样的游戏，他们纯粹是在玩弄教师们的人格。

再提教育独立
中国教师身心之疲劳、精神之衰败、人格之萎缩，自尊之低落，对孩子这般之折磨，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独立从事教育的权利，就在于他们没有自由思考自由创新的权利，就在于教师没有对孩子承担责任的真正权利。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没有对孩子命运负责的条件，还谈得上什么“师道尊严”！没有人格完整的独立与自尊，没有对人与人平等的尊重，还谈得上什么“师德”！早在1922年，蔡元培等人就提出了“教育独立”的要求，中国的教育界还联合发出了《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宣言》，里面写道：“吾国教育界同人，所受教育不独立之痛苦，牺牲学业者有之，牺牲生命者有之，大罢课者有之。而受思想不自由之压迫者，更不知多少。”教育炼狱十二年，我算是领教了什么是“教育不独立之痛苦，思想不自由之痛苦”。蔡元培还说过，“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而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从蔡先生到现在已有几十年了，我们现在真是只能彻彻底底、规规矩矩地做到“循教育部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如果蔡元培先生回到今天，他会如何给我们当代的教育定性呢？五十多年前，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但中国还出现了以蔡元培、黄炎培、晏阳初、陶行之等为代表的教育家，为什么？我想那是因为他们在教育上还有一点独立自主的空间。现在我们中国还能有教育家吗？一个都不可能有，剩下的只是专门负责管制教育并从管制权力中谋私利的行政官僚而已。没有教育的独立与自主，从教师中就不会成长起教育家来。而没有教育家的境界和追求，我们老师队伍的人格怎么能够不断完善，老师们的专业能力怎么能够不断提高呢？老师们被逼入奴隶的心态中，被打掉了职业的尊严和上进心，他们还怎么能够培养出独立自主、自尊自爱的学生来呢？在本质上被剥夺了教育权的老师群体，根本无法发展他们的师德，也无法发展他们的专业能力，他们也就成了没有人格尊严和职业尊严的群体了。多少年了，蔡元培先生提到的教育自由和教育独立原则在中国仍然没有实现！甚至出现了大到退！几十年来，我国教育的总量大大扩展了，但精神却大大萎靡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教育不是发展了而是沉沦了，愈来愈沉沦在教育行政官僚们日趋膨胀的专制权力和垄断利益的泥潭中了。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说，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德行，下面必然仿效。2004年6月28日，新华网报出一则消息，原阳县一位叫杜保岑的老师，长期以来上课如同古代皇帝上朝，要求学生向他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学生苗苗回忆说：“杜老师一上课就喊‘上朝’，我们就要跪在地上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杜老师说‘平身’，我们还要说‘谢皇上’，才能回到座位上上课。”正是“杜老师”这样的专制精神状态，才导致了全国性的禽兽老师奸污学生和恶霸老师毒打学生这些恶性案件。公立学校的老师是官员而不是百姓，官员当然可以任意摆布百姓嘛！皇权时代，官师一体化，官就是师，师就像官。这种传统到今天似乎更加严重。教育炼狱十二年，我算是深深体会到，没有人格的自由与平等，就没有人格的自尊，就没有人格的完善。邪恶的教育现象之所以在国内屡见不鲜，是专制精神在作怪，专制精神是层层从上面传达到下面的，根子在上面，现象在下面。永顺小学中发生的这样可悲的现象，无非是以戏剧般的形式，真实地传达了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僚们与我们的教师间的关系。第一所南洋学校建立，我就规定一条原则，教室里不设高一级的讲台，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师生平等的氛围。但是，我们南洋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教育等级专制的外部力量，时时在影响我们学校内部，我们无力与之对抗。以我个人的力量，我知道我无力改变大局。但是我也知道，这样邪恶的教育专制实在没有理由再延续下去了。

教育思想问题
任靖玺
不是教育思想的问题.
南洋教育十多年，就是起起伏伏、问题和困难不断的十多年，也是我天天忙于应付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十多年。我喜欢行动，喜欢直接解决问题，我并不善于抽象思考。我的习惯是见子打子，有了一个明确方向，确定了一个明确目标后，就努力争取去实现目标。如遇到问题，就迅速行动搞定问题。近年来，我们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愈来愈多，我和同事们愈来愈累，愈来愈疲力奔命。南洋分布在全国10个省市，每个省市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会给我们带来这样那样的麻烦，我们能一一去搞定吗？教育部的各种变脸政策，被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层层放大和利用，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内外环境，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搞定呢？教育行政部门是我们的皇帝，他们的想法和政策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说完全是不可抗力，决定着我们的兴衰存亡，我们只能逆来顺受，我们怎么去搞定呢？搞定把关设卡的大大小小的教育官员，要我们放弃人格尊严低声下气，要我们增加学校的经济成本，要我们增大学校规范管理的风险，即便如此，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还有一丝丝努力的空间，但是，对那些由上压到下的教育法律和政策，我们没有参与和影响的权利。面对教育部门利益化，教育部门利益法制和政策化的整体趋向，我感到了个人的缈小和无能为力。我深深感到，我所习惯的这种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老办法，逐渐进入了困境。我们南洋的发展，已接近了中国教育制度所能容许的边界，要再突破发展，就与教育制度相撞了。这不是以卵击石吗？何况我们也许连卵那点微弱的力量都没有。
为什么会是这样？困境逼我去想一些过去不想的大问题，逼我去读一些大部头的理论著作和不少学究气的文章。关于我们现行教育制度的思想背景，我大体归纳出三种看法：一是强调封建传统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观念决定着制度，制度决定着政策，政策决定着具体的管理实践。他们从今天的应试教育制度追到计划经济观念，再从计划经济观念追到古代的科举考试，从古代的科举制度追到秦始皇创立的君主官僚制度，最后追到春秋战国的儒家所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思想传统之中去。二是强调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这是过去计划经济观念的遗毒，是计划经济思想还在控制着我们的教育事业。三是认为这是工厂化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是来自西方的工厂化统一标准制度影响的结果。就我自己判断看，这第三种强调工业化标准化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发达国家经济的工厂化水平和标准化程度肯定比我国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教育标准的一元化程度就比我们高。事实是，愈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教育愈是多元化和自主化。因此完全不能说我们的教育制度的一元化、统一化标准是工厂化标准的产物。按照学术界的观点，我将现行教育制度的思想背景归结为“科举考试+计划经济”。但仅仅这样归纳，似乎也只是现象的概括，没有说明原因。为什么“科举考试+计划经济”这样的形态如此顽固地存在并放大呢？我感到其实不是什么观念上的原因，不是什么教育思想的问题。
观念的力量是不是从来不存在呢？也不是。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观念决定政治，政治决定教育。毛泽东的行为很大程度是受理论和思想观念支配的，他个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确实对现实的政治和教育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和决定作用。他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搞政治挂帅，因此教育全部公立化，教育内容全面政治化；他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和工厂，把知识青年赶到农村；他强调教育要大众化、工农兵化，因此取消入学考试，搞推荐制，使许多工农兵出身的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们不用考试直接进入大学。毛泽东是有一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原则的人，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强行在教育领域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指导思想。1983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说，教育要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要向世界开放。这就在教育思想领域打破了禁锢。现代化是一个包容性极大的概念，这也就意味着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框子里塞进自己的想法，教育思想的边界被扩大了。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具有现代化色彩的教育词汇都进入了教育行政部门下发的文件之中了。我国的《高等教育法》第32条也规定：“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但你去问问高校校长，是这样吗？这些法律规定只是形同虚设，哄人的。与教育部门的官员们交流，有时是一件令人十分难堪的事，因为无论你说什么，他们什么都懂，他们对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向，讲得比你还好。他们考察过全世界最先进的学校，讲起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时眉飞色舞，感叹不已。完了还会告诉你，他们的孩子在国外那所那所大学读书。但一说起国内教育的情况，他们就深有体会地说：“没办法。”从与他们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必要将现在的问题追到孔夫子、秦始皇和科举制，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根本不是观念支配行为，而是利益支配行为，是屁股指挥脑袋。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是意识形态（某种政治理想）支配权力，而现在是部门垄断利益支配权力。只要是对教育官僚们的权力和利益有所帮助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还是现代西方的新玩意，他们都海纳百川一起接收。只要一涉及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进行约束，那就是“没办法。”不是没办法，而是不愿自己的权力和垄断利益的发展受到任何制约。所以，现在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什么抽象的教思想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权力和利益问题。所以，中国真正的教育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如何面对教育专制垄断利益集团的问题。如果我们容忍他们以权谋私、胡作非为，那责任在我们自己，那是我们何该被蹂躏，是我们自己的胆怯和懦弱造成了我们自己的苦难。
1980年5月，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第一次提出“四有”的培养目标，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有体力”，这对少年的成长，是一个核心的标准。但到1985年，这一表述被教育部门微妙地改成了“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将“有体力”改为“有纪律”，这就是说，学生的身体好不好不重要，听不听话才重要。纪律的标准由谁来定呢？当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有纪律，听话，不仅是对少年的要求，也是对全国教师、家长和学生的要求。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就是纪律。理想是什么？由教育行政部门来定。道德是什么？由教育部门来定。知识是什么？由教育行政部门来定。听话，学习领会，这就是纪律。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者也是有孩子的人，他们会不知道孩子身体的重要吗？但为什么他们会把邓小平确定的“有体力”都改了呢？是权力欲望使然。当然，他们的孩子可能不用受中国教育体制的折磨，他们的孩子可以到国外去学习和训练体力。
中国教育的无数弊病，根子就在我们专制垄断的教育制度中。但是，伟大智慧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容忍得下这样一个腐败的教育制度呢？教育涉及到我们每个人，教育暴露的问题如此明显，为什么如此多的家长、学生和教职工只能在私下发发牢骚，没有胆量来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呢？想想我自己，我自己也是逆行顺受这么多年，我们不都是一样的人格低劣吗？这是几千年人格压抑的结果，这是多年来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压抑的结果。鲁迅先生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今天的我们仍然是处于这样的状态。由于我们自己奴性太重，由于我们自己习惯于逆来顺受讨生活，所以高高在上的教育官僚们才如此的霸道骄横！也可以说，我们怪不得我们的教育官僚，我们只能怪我们自己，怪我们自己灵魂深处的力量太弱，怪我们自己太不明白自主和平等的人生价值，怪我们没有形成对不合理管制的强有力的抗拒力量。

在教育上谁说了算？
在教育上谁说了算？现在当然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是官说了算。思考再三，中国教育之所以弊病丛生，就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造成的。有一次参加一次教育研讨会，一位专家盛赞美国的教育，得出的结论是：应当扩大教育经费所占GDP的比例。这完全叫着不得要领。从美国教育发展的经验中应当得出的结论是：教育发展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的减少成正比。中国教育要发展，就要大大减少和限制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如果把教育部划归民政部或扶贫办，成为它们下面的一个教育扶贫办公室，专门负责给品学皆优的学生发放教育补助金，中国的教育马上就会大发展起来。也就是说，没有教育部的中国教育，一定会强于有教育部的中国教育。有一个弱教育部的中国教育，一定会强于有一个强教育部的中国教育。十二年的教育炼狱，十二年多种教育探索的艰难，使我明白了美国当年建国者们在教育思想上的伟大。美国公立学校的管理权在州政府，联邦政府无权制定强制性的统一的教学大纲和统一教材。同时，开放私立学校，企业和民间公益团体有权开办或支持学校发展。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社会的教育自主权和教育多元化，形成了教育领域公私并存多元竞争的格局。联邦政府和各州也搞各种教育标准，但没有一个标准是强制执行的，对学校来说只是一种可以自主选择和参考的标准。在我看来，美国教育成功的经验其实主要就是一条：联邦政府无权控制垄断教育权。美国联邦政府也设有教育部，但是美国的联邦教育部对于全国的教育的权限相当有限，根本无权管制各级学校的课程、教学、行政、人事等事务。教师自主选择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权利，是由联邦《宪法》所保护的。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996年就已超过80%。按平均购买力计算，美国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20，却创造了占世界1/5以上的财富总量，如果没有社会教育自主这一条，这样的辉煌成绩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有一位朋友是老子专家，他对我说，老子的教育思想是“教不教”，这就是说，中央政府要以不管教育作为管理教育的办法。看来美国的教育文化正是“教不教”，当把联邦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一元化教育垄断权取消后，客观上就形成了“教不教”的局面，社会上的各种力量马上涌入教育领域，支持了百花齐放的繁荣的教育世界。蔡元培先生追求的“教育独立”和“教育自由”，是针对谁说的呢？当然是针对当时的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说的。
为什么教育行政部门不应当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呢？别的不说，我只说一条，就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不管就业。只能让能管就业的机构来决定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大多数家长送孩子上学，首先是为孩子今后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了工作才会有出息，才谈得上有所成就，才谈得上有一个好的将来。我这样一说，大家可能会认为我教育的意义看低了，单纯看成了为创业和就业所做的准备。其实，孩子人格的完善、精神的独立与尊严、创新与创业、团队合作精神等等，都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最到培养和表现，没有了工作，人生就失去了依托。如果孩子在找工作上失败了，责任就在教育行政部门，是你把孩子塑造成了一个就业市场上不需要的人，是你毁了孩子的前程。早在1918年，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就强调教育乃“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他说：“吾人在世之目的与天赋之责任，其决非仅为个人生活明矣。虽然，苟并个人生活之力而不具，而尚与言精神事业乎？而尚与言社会事业乎？”找到一份工作以谋生的能力都没有，还谈什么更大的贡献和理想！教育是孩子谋生之准备，是孩子就业之准备，我们理所应当从孩子就业和谋生的角度来考虑教育的结构安排。可惜，教育部门的官僚养尊处优，不受家长和社会的监督，他们有什么心思去追踪人力市场的千变万化，但是他们却严密控制着专业和课程的设置权力，严密控制着从小学到高等学校的教育权力和考试权力。他们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方便、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在决定教育供给结构，他们不是根据市场的人力需求结构的变化而随时进行供给调整，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他们为了自己而垄断了塑造学生的权力，但却不管学生的就业和发展。
根据近年来各种社会调查机构的调查，现在人们最关心的第一位的问题是就业，腐败问题排在第二位。随着市场对优质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大，受良好的教育是提高本领和适应市场变化的重要条件，这就是教育需求日趋膨胀的根本原因。按照这样的社会需求和民情民意，谁决定就业，谁就应当决定教育。教育行政部门不能决定就业，所以它不具备决定教育的合理资格。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我就可以回答本节“谁在教育上谁说了算”这个问题。答案就是：谁是就业的提供者，谁在教育问题上就应当说了算。现在社会中谁在决定就业呢？主要是企业。其实，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就是企业化时代的到来，就是愈来愈多的人要在企业中谋生和发展。我理解的现代化，根本上就是企业化。所以所谓的“面向现代化”，在实际上就是面向企业的人力需求。现在的状态是，一方面企业急缺人才，一方面大量的大学生失业。这种教育失衡现象的原因，就是企业需求的原则没有透入我们的教育领域。企业已成为就业的源泉，但我们的教育制度却是按照行政官员的需要在塑造人，不是按照企业的需要在塑造人。
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企业需要敬业诚信的人，而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说一套做一套，自己就不敬业不诚信，而且在一些科目上（如政治课）上鼓励孩子撒谎；企业需要脚踏实地，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教育行政部门不培养学生面对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企业需要对社会需求极度敏感的人，我们的教育制度却将孩子与社会隔绝开来，一心只读无用书；企业需要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的人，教育行政部门不培养孩子的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而只通过考试斗争刺激孩子狭隘的个人奋斗精神；企业需要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创新精神的人，教育行政部门正在千方百计毁灭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压抑孩子的创新精神；企业需要具有个性的人，因为差异是竞争的优势所在，但教育行政部门却以统一大纲、统一教材和统一考试压制和毁灭孩子的个性发展；企业需要善于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人，教育行政部门从来没有鼓励孩子自主寻找信息和运行信息；企业需要身体健康有活力的人，而教育行政部门却以残酷的考试竞争毁坏孩子的身体，造成成千上万的“分数状元”和“健康白丁”。这样的控诉，我们还可以一排排地不断写下去。
教育行政部门的需要与现实中企业和社会的需要背道而驰，而真理不在教育行政部门这一边。在教育上谁应当说了算，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还是企业和社会说了算，当然只能是企业或社会，因为孩子今后生活的舞台就是企业和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的权利应当还归企业和社会。市场经济已主导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因此在教育问题上，只能听市场的不能听官场的，这样简单的道理，还需要再讨论吗？教育行政部门不代表市场，所以必须还学政于社会，还学政于学校，还学政于教师，还学政于企业，还学政于百姓。
难以实现的愿望
以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和原则为核心进行教育制度的改造，这样的想法并不完全是出自我的实践体会。国外的教育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
1988年，美国出台了一个国家质量奖（马尔科姆?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这是政府授予美国企业的最高奖项，以表彰绩效优异的企业。从1999年开始，这项奖项向教育界开放，美国任何一个大中小学，都有权利申请这一最高质量奖。也就是说，评价企业绩效的标准与评价学校的标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重合，企业标准向学校延伸，这是一个以企业为本位的国家才可能做得出来的事情，但正是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最具竞争优势。这件事在国内的杂志上有介绍，但不可能引起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兴趣，因为这样的标准与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管理正好完全矛盾。这个标准要求学校必须研究和了解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变化，并将这种变化迅速转化为课程的内容。我们的教育部门要了解的只是上级领导的意志和自己的权力需要；这个标准要求培养学生面对市场问题和解决市场问题的自能力，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所要求的，是学会考试取得高分的能力；这个标准要求学校认清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化和人的天然禀赋的多样性，要求对所有不同的学生给予平等的发展期望，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以单一的考试分数对学生进行三六九等的排列，以陶汰多数个性丰富的学生为已任；这个标准要求学校培养学生自尊自信的能力，给学生成就感，但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则破坏了绝大多数学生的自尊自信，使学生厌恶学习，在学习中没有成就感。
在教育思想领域，真的没有什么新鲜事，所有伟大的教育思想家，无非都在强调要尊重和发展孩子的个性，让孩子在学习中感到欢乐、感到成就、感到成长。一个国家的教育搞得好不好，真的不在于教育思想新不新、好不好，而在于教育权力是否被社会所拥有。只要打破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垄断权，多元的社会力量就会营造出多元的教育发展，而企业的原则就一定会透入教育领域，真正培养出有助于企业竞争力提高的人才队伍。我这样说，我欣赏这样的绩效标准，不是我崇洋媚外，而是我自己切身的体会，只是人家搞得更早更系统，引起了我的共鸣。作为一个曾经从事企业经营和管理的人，读到关于马尔科姆?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的介绍资料后，我感到非常理解，心里很激动，我找一些专家研究，希望能在我们南洋学校里进行一些尝试。专家们开玩笑说：“好是好，但等你当了教育部长后再说吧！”一句话就把我推到的冰窟窿里了！我们不是不可以尝试，但如果这样，就把我们南洋学校推向死路了！我们可以组织一些产品让孩子去卖，卖回来的钱作为对孩子的奖励，这可以训练孩子的说服和营销能力；我们可以组织材料，让孩子学习自己做一些玩具，训练他们的生产能力；我们可以根据孩子的不同个性和特点，在学校里开发不同的学习模式，由孩子来选择，这样可以训练孩子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的能力；我们可以组织孩子到校外从事公益性活动，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社会性；我们可以设立小发明奖，鼓励孩子从事创造性活动，让孩子从小习惯于创新思维。我们可以从电灯、校舍设计、自来水这些孩子熟悉的事物来分析数学关系，使孩子知道我们的物质财富是由于掌握了数学关系的结果，让孩子知道数的关系无处不在。水为什么会上山？电是如何到这儿的？这里面有那些数学关系呢？以此培养孩子寻找数学关系的兴趣，实现数学学习的本来目的；我们可以常常举办小小说和诗歌大赛，训练孩子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使他们的文字表达能力提高，实现语文课的真正目的；我们可以找来反映世界各国的电影片科教片，教师与孩子一起讨论分析，让孩子从中学会全球化思维；我们可以组织孩子一起分析他们所用的食品、衣服和用具的来源，引着孩子们搞市场调查，追踪一些商品的市场变化，让孩子明白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的原理；我们可以像《史记》那样，像评书说书人那样给孩子讲解历史人物的故事，让孩子通过具体人物的言行来掌握历史，回归中国历史著作以人为本的传统，这样孩子的历史兴趣会得以提高，实现历史课以伟大人物来教育孩子的应有之意；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医院，让孩子了解一些典型病例，使孩子明白健康生活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自然环境之中，请专家给他们讲解树、草、山、水、鸟，让他们了解自然亲近自然，体会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让女孩子练习体操和芭蕾，使女孩子举止文雅、仪态优美；我们可以让男孩子练习武道武术，使男孩子身体健强、意志坚决、刚毅勇敢；我们可以请各领域的成功人士到学校来，给孩子讲成功背后的努力与艰辛，以活生生的例子让孩子明白“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道理―――从孩子的生命需求和未来市场竞争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探索许多训练的方法，但是，这一切都占用了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与教育行政部门严格控制的应试教育毫无关系，考试分数一下来，教育部门不给你评优，让你出丑，不明就里的家长也不会答应，学校的声誉下跌，好心绝对不会有好报。我如果强行推动这种以企业绩效标准为核心的教育评价模式，等于是自己砸学校和老师们的饭碗。也就是说，为了孩子的命运，我们可以开动脑筋充分想象，探索各种最有益于孩子的灵活机动的教学方式，但是，只要有教育行政部门的严密管制在，我们的理想就变成了幻想，热情就变成了冰水，激情就会走向愤怒。你们要控制全部的教育权力，你们就把事情好好做好呀！你们控制着权力，只知道以权谋私，不好好干事，不管教师的成长和学生的死活，又不让别人来好好干事，你们算是个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你们一定要造成一个好心一定没有好报的社会呢？

教育收费问题
任靖玺

是谁在乱收费？
2003年7月，农民景统仕的女儿景艳梅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学费要1万元。景统仕家里贫困，只好外出借钱。但他家里有的也只是穷亲戚。景统仕外出几天，空手而回。他听说可以为女儿申请大学的贫困生资助，就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家境困难。没想到盖几个公章有这么难，他最终还是没有盖下章来。2003年7月14日这一天，景统仕喝下了农药。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在　　2003年8月6日播放的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面对电视镜头，景艳梅哭着说：“我爸爸回来，我不在眼前。他就跟我嫂子说，我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看完这个片子，我实在找不到语言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我们南洋是民办学校，但我们每年都要免费招收相当一部分品学皆优的学生，东北师范大学是公立学校，公立学校应当为品学皆优的贫困学生提供帮助，为什么要向贫困生收取这么高的学费呢？国家有助学贷款等政策，为什么景统仕的办不下来呢？我心里只有愤怒和茫然。在这样如同黄河般污泥浊水的教育恶流面前，我们南洋学校财力有限，我们自己再努力，也解决不了多少贫困生的问题！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我们个人点滴的努力可以改善的，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必须有一场更全面更深刻的革命。第二天，我将自己在南洋教育集团的股份全部给了别人，我彻底退出了南洋教育集团。我早就知道大学收费愈来愈高，景统仕这件事，刺激我追踪公立学校的收费问题，刺激我思考教育收费与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的关系。现在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教育乱收费背后的邪恶机制了！
我查阅了许多资料，慢慢清理出了头绪。1994年以前，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按计划招收的大学生实行公费培养，毕业后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计划统一分配，大学生的在校学习的成本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承担。“按考分选拔录取+公费生+工作统一分配”这样的政策，从1977年延续到1994年，约有17年的时间。17年的时间，免费上大学给多少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了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公立学校也开始招生部分自费生，逐渐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但在多数情况下，所谓的自费生，主要是单位委托培养，学费由单位交给学校，不由学生和家庭承担。1994年起，高校招生开始改为缴费上学，经过6年左右的时间，到2000年，缴费上大学基本在全国高校推开。一些专家论证说，大学不属于义务教育，是一种教育投资行为，理应收费。就这样，教育迅速与医疗、住房一起成为普通家庭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前面所述的陕西农民景统仕的悲剧，就是被高等教育费用这座急剧升高的大山所压垮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是不是没有行动呢？也有。为解决贫困生上学的问题，教育财政每年拔款约1亿元，用于对中央部属高校中贫困学生的资助，到2002年，这笔资助提高为每年2亿元。高速公路每公里成本就在1亿元左右，面对全国成千上万的贫困大学生，教育财政每年只拿出2亿元，这只能是杯水车薪了！给我的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表达：做秀！
高中属于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我国高中招生，从政策上看应当是按照划区招生、就近入学、学生享受公费培养的政策。高中的收费，是从“择校生”交的“择校费”开始的。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培养支持重点学校的政策，人为造成了校际水平的差距，有权有势有门路的家庭，不愿再按照就近入学的规定办事，拼命将自己的孩子塞进重点学校，“择校生”开始出现，重点学校利用家长这种选校心情，开始以赞助费等各种手段实行收费招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一些本来就属于重点学校划片招生区域的孩子，也必须交费上学了。1995年3月27日，国家教委召开了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全国电话会议，义正词严地指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和小学，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资助同录取学生挂钩。”但是，据《人民日报》科教文部的一份调研报告，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北京海淀区“教育改革试验区”在全区率先恢复了小学毕业升初中的统考，允许各重点中学按分数录取一半名额，其余一半名额收费录取。收费标准是：海淀区的市、区重点学校每名学生收3~5万元，如首都师范大学附中每名学生收4万元。北大附中、清华附中还分别在香山中学、北京47中办“分校”，全部学生高收费，每名学生1.3~3万元。“十一学校”1995年只收了17%的义务教育生，其余名额均是收费“实验班”。初中择校收费马上扩散开来。到1996年，初中收“择校生”并收取高额费用之风已遍及全市重点学校。收费情况如下，北京市重点学校每名“择校生”收4~6万元，如二中、五中；区重点学校在3万元左右，如35中、14中；还有“准重点”，定价为每名学生约3万元，这些学校共有80所左右。初中高收费与高中高收费相互刺激，到1996年，高中招收“议价生”的收费标准，市重点学校已突破8万元，区重点已突破5万元。重点学校不断拉高录取分数线，以将更多的孩子变成“议价生”，收取高额学费。
1995年~1996年，北京教育界的奇观是：一边国家教委在高喊“就近入学，禁止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一边是国家教委眼皮子底下的北京各重点中学开始了大规模的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的收费运动，双方各得其所。一方面国家教委“贯彻落实”了中纪委第五次全会和国务院反腐败工作会议的精神，一方面是北京各重点学校实惠地狂收学费，大家相得宜张。这样的“双赢”（教育行政部门嘴上不断反对乱收费和重点学校拼命不断乱收费同时并存）模式，被全国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和重点学校蜂起效仿，反对教育乱收费的文件愈来愈多，而教育乱收费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曾问一位教育行政部门的朋友说：“明明知道管不住明明不想管，为什么又不断发各种禁止乱收费的文件呢？”这位朋友给我面授机宜说：“发出了文件，说明我们重视，我们的责任就解脱了。上面说过了，下面不执行，这是下面的事。谁想真去执行！过去几年，择校生所交的高额费用，在绝大多数地方都要流入教育行政部门的账户，然后再分出来给学校。大家原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现在，择校生交的费用，开始流向名校所办民校，屁股就控制了脑袋了。实在闹得过分，引出事件，找一两个下面的替罪羊就行了。上面永远没错，永远处于主动。”原来如此！原来他们不是不明白！这就是我们的教育行政管理！
中国公立教育高收费浪潮的引发者，就是教育行政部门多年来以国家财政经费喂养出来的公立重点学校，而它们高收费活动的积极保护者，就是不断下文反对乱收费的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乱收费的保护，从上世纪90年代的暗保发展到了2003年的明保，脸上的面具终于公开扯下来了，这就是鼓励重点中小学“名校办民校”和鼓励大学兴办二级学院的“独立学院”政策的全面出台。至此，教育乱收费全部合法化，而且乱收来的费用，进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的关系户（独立学院和公办民校的股东）的腰包。
2003年7月，教育行政部门发出《关于公办高中严格执行招收“择校生”“三限”政策的通知》，要求公办高中在招收择校生时，必须严格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看到这样的通知，我就会想起1995年3月27日教育行政部门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全国电话会议上“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资助同录取学生挂钩”的禁令。最近，教育行政部门又确定了“公立学校不择校，择校找民校”的政策。多年的经验使我认识到，这样的政策是想说明，择校费不要交到公办学校的账上，要交到我们教育行政部门支持举办的民校的账上。一句话，把钱直接交到我的私人账号上。
根据今年中旬国家发改委提供的信息，全国价格举报的六个热点问题中，教育乱收费居首位，其次才是交通运输、医疗服务、房地产和物业、电力电信、政府职能部门等。教育至此成为中国十大垄断暴利行业的第二名。
过去的十年，中国公立教育领域最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就是老爹们（教育行政部门）不断高喊禁止教育乱收费，而他们的儿子（重点学校）则不断提高乱收费的强度，最后，老爹们、儿子们、利益关联者们，大家一起挽起手来，通通变成“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合法股东，海盗们就这样上岸洗钱了！“独立学院”和公办“民校”，就像蚂蟥一样吸附在重点公立学校身上吸血。公立重点学校录取线只要略提高一点，就会将成千上万的学生逼向“独立学院”或公办“民校”，钱就哗哗地收。教育行政部门仍然沿用传统的老办法，嘴上要求各“独立学院”和公民“民校”名称要独立、财务要独立、学历文凭要独立，实际上则睁只眼闭只眼，以此让这些蚂蟥们疯狂吸食纳税人的血。就这样，教育行政部门这清水衙门变成了铜气熏天的大钱庄，学校这教育圣地变成了黑暗的营利场。
讲到这，谁在乱收费这个问题，相信大家已经会有结论了。
公立中小学不收费，公立大学低收费.
公立中小学校绝不能收费，公立大学低收费，但也要保障低收入家庭品学皆优的孩子上大学的机会。这是一个公正的社会所应保障的基本条件。所谓公立大学低收费，低到什么程度呢？必须有一个量化的标准，这个标准无论如何测定，都不能超过国民人均年收入水平的50%以上。
贫穷家庭有才华的孩子普遍得不到社会承认，这样的社会是十分危险的。教育公平是打破阶级隔层的根本办法，教育普及是让贫困家庭的品学皆优的孩子地位提升的根本途径。公立学校绝不能竖起高收费的围墙来强化中国社会阶级隔绝。社会阶级的封闭的隔绝，从来是社会动荡的深层原因，教育政策不能成为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动荡的负面力量，而应当成为社会和谐和阶级团结的正面力量当代社会，教育日趋成为阶级分化的基础性力量，知识的差异愈来愈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原因，因此普及教育和知识，推进教育公平，是打破阶级隔离和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措施，因此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主要就用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这样的道理，放之世界而皆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公立教育不是承担着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的功能，惟有近几年的中国公立教育改革除外。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大开公立学校收费之门，使教育成为社会矛盾的激化源头之一。
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保护和自由市场经济，为提高效率和强化国家竞争力量，从来都承认并保护合理的社会竞争等级。但同时，为了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也下大力气解决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的问题。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教育部机构法》中规定了联邦教育部7个方面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保证联邦政府关于人人得到平等教育机会的承诺得以实现”。美国联邦教育部权力很小，无权干预学校教学，每年掌握的经费仅为300亿美元，但就在这300亿美元中，有36%左右直接用于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资助。联邦教育部门是干什么的？主要工作就是教育扶贫。
美国有公立中小学88223多所，占全国中小学数的76%左右，承担了89%的学生容量。公立中小学一律免费，孩子上公立中小学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都认为，公立学校是由纳税人交的钱建立的，要对所有孩子公平开放。无论你搬到什么地方，只有有了固定的住所，带上孩子的身份证明，到当地的学区委员会申请，就可以安排孩子入学。如果一个学区内有许多学校，家长有权自由选择其中一家学校让孩子读书。任何公立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所属学区内的孩子入学。美国公立学校不仅免学杂费，也免教材费，甚至还为低收入的家庭的孩子提供免费的早餐和午餐。美国农业部每年向公立中小学提供87亿美元的财物，用于实施儿童营养计划，这些计划也主要是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的。怪不得有人说，发达国家比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色彩更浓。
在发达国家中，北欧国家的公立大学收费最低，而美国公立大学的收费算比较高的。2002年平均收费水平达到了4694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年收入的13%左右。公立大学收费标准，仅相当于私立大学收费标准的23%左右。而且，私立大学设立各种奖学金，国家也开放各种社会助学基金，教会、企业和各种社团对贫困学生也有极大帮助。在美国，股本金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社会基金就有3000多家，它们都开展各种资助教育的项目。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全社会热心于教育的资金都被调动了起来，无论家庭经济情况如何差，只要孩子品学皆优，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不上起大学。与此相比，近年我国北京地区明文规定的大学收费约在4200~6000元不等，这几经达到中国人均年收入的55%~78%的高水平了。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指导性标准，从来低于实际的收费标准。前面所述的东北师范大学并不算名校，但它的收费标准，就已经达到了1万元的水平，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平均收入线。公立大学收费，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但是在发达国家，公立大学收费的水平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除我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的公立大学收费敢超出国民人均收入的50%以上。在保护公立学校高收费的行为上，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算得上是“敢为天下先了”。
公立中小学乱收费，除学校负责人的主观原因外，是不是没有客观原因呢？客观原因也确实有。与公立学校的校长们交流，他们也有苦衷。他们说：“不准收费，那么学校的营运无法维系，财政拔款不到我们支出所需的一半，要我们自筹。学校靠什么来自筹，不靠学费靠什么呢？现在校长们在忙什么？不就是在忙钱吗！没有钱就留不住骨干教师，没有钱就没法搞关系。如果我们不会搞钱，不敢分钱，我们这些校长如何当？”查一下资料，我们就会知道这些公立学校的校长们并不是在讲假话，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为5367.66亿元，其中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83%。也就是说，有2317亿多是各学校自筹的，主要是来自家长们。能不乱收费吗？有人因此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41%，太低，这是全国公立学校乱收费的根源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当提高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财政投入不足，当然是我国公立教育供给不足和公立学校乱收费的一个原因，但为什么这个问题提了多年，仍然没有较大改观呢？近年来，我国税收占GDP的比例直线提高，税收增长速度每年都高于GDP增长2位数以上，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了2万亿元，但是为什么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却一年比一年减少呢？2002年就比2001年减少了5.08个百分点。财政教育投入本来就不足，而且许多资金并没有用到学生身上，这是公立学校乱收费难以遏制的客观原因。我国的教育财政支出和支出审计，从来是一个黑洞，纳税人无法参与决策，为什么财政收入年年增高，但我们的财政教育投入仍然不能保证公立中小学的运行经费呢？为什么教育行政部门的办公大楼、宿舍修得很好、超标准超数量用车，而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学校却破败不堪呢？我相信，如果让纳税人来投票表决，大家一定会支持加大财政教育投入，让公立中小学一律实行免费的。我相信，如果让纳税人来监督，大家一定会让更多的财政教育投入经费真正用到教师和孩子身上，而不是大量用到教育行政官僚们身上。按2002年的数据，只要财政教育投入再增加2300多亿元，就应当可以保障公立学校的免费教育了。据有关研究，每年各级政府公款吃喝，就吃掉2000亿元。每年公车使用支出费用，就耗掉3000多亿元。也就是说，只要管好基层官员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就可以轻松地挤出5000亿元的巨额资金，这笔资金的一半，就足以让全国公立小学中学和大学全部免费招生了。显然，变黑财政为透明，实现财政民主化，让纳税人知晓并参与财政决策，是解决教育乱收费的基本条件之一。同时，要开放社会各种非公教育基金的建立，对企业用于对贫困学生的支持款项，要抵扣税收，以鼓励广泛的社会助学活动。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保障每个孩子免费上公立学校的机会，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对企业和社会的助学活动给予开放和保护。

私立学校必须公平竞争
公立中小学不能收费，这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公立大学只能低收费，这是社会公平的条件。私立学校有权自主收费，地位由市场来定。但是，私立学校的竞争必须公平，这同样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
公立教育不能收费，这在情理之中。私立教育必收费，这也在情理之中。从中国教育史来看，孔夫子是第一位开办私立学校并收取私立教育费用的人。孔夫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修”，指干肉，十条干肉为一“束”。“束修”就是十条干肉。孔子这句话是说，学生自已带来十条干肉，我从来没有不教诲的。也就是说，十条干肉是孔子规定的入学最低价格。教师首先要能活下去，才能教育学生。学校首先要有足够的经费，才得保障正常运行。孔子没有得到当时政府的财政供养，他不收学费，如何养活自己教育学生呢？好在当时没有教育行政部门来规定孔子的收费标准，也没有听说有税务部门来找孔子收税，不然，孔子未必能收到三千学生并培养出七十二贤人。更没有听说当时有什么部门来规定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和统一的考试。孔子如生在现在，他一无文凭二无教案，述而不作，又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又没有教学许可证，又不按统一教材教学，又不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考试，为了因材施教而故意不规定统一的标准答案，而且他还自定教育收费价格，不上税，这些罪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让一个县教委主任禁止他教学，闹不好还要被关进牢里。如果没有教育开放、思想自由、教育自主、收费自由的环境，孔夫子是当不了孔圣人和教育家的。中国二十多年来艰难发展的民办（私立）教育，走的是孔夫子的路，但却没有孔夫子所拥有的那种自由开放的教育环境，大家都是戴着精神和经济的双重镣铐搞教育，所以一个教育家也出不来。
相比起我国，在西方发达国家，教育领域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政府以财政资源提供教育公平的较高底线，人人可以享受基本的教育。但如果有条件的家庭不满意公立学校提供的公平教育的底线，可以自己出钱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从教育资源来说，开放私立学校，使有钱家庭的孩子不用再来占用公共财政资源，省下来的财政资金可以支持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真是一举两得。这样简单的道理，我们教育行政部门过去多年就是不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有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在骂民办学校为高收费的“贵族学校”，要求对民办学校的收费进行调查和控制，真是缺少眼光和责任心！他们不明白到民办学校的孩子，多是不适应公立应试教育的孩子，他们不是什么“贵族”，而是应试教育标准下的“弱势群体”。这样的看法，带来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民办学校的管卡压。从收费来看，“（民办）学校必须按照教育行政部门和其它有关部门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进行收费，并使用有关部门统一印制的专用票据”，类似的规定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的收费问题管不住，但对民办教育的收费问题则盯得紧紧的。在不少地方，民办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的价格，要由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来确定。民办学校要取得学历教育资格，必须提供出以下一些条件：学校校园面积得有150亩，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任教师不少于70人，适用的教学仪器总值不得少于600万元，适用图书不得少于80万册等等。无数的管制性的烦琐政策，将无数教育热情粗暴地阻挡在了教育的门槛之外。
　　从更根本的价值观来说，开放私立学校，不是什么成为公立学校的补充，也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恩赐，这本来就是教育权的社会化问题，本来就是主权在民的原则在教育领域的体现。美国大学公立与私立并存。私立学校中，又分营利与非营利的两种。不营利的私立学校，指学校拥有者不分利润走，而营利的则可分利润。营利的私立学校有614所，占全美高校的26.6%。2003年，全美私立学校学费平均水平为19710美元，私立学校学生年平均花费约为26860美元。虽然美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35060美元的高水平，但这样的私立学费和教育花费水平（占美国平均收入水平的76%左右）仍然是许多低收入家庭难以承受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私立收费学校，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的孩子不再来占有财政教育经费，美国大学的毛入学率才能突破80%的高水平。
私立学校的发展，能为低收入家庭留出公共教育资金，因此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这样简单的道理，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许多人想不明白。正是因为想通了这个道理，发达国家在保障公立教育中小学免费和公立大学低收费的同时，鼓励和支持私立学校大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总是说，要防止有人借教育之名来谋利，他们真的不明白，如果教育是一个十分赢利的行业，那么就会有大量资金涌入教育领域，最终必然在各学校的竞争中趋向平均利润率，而教育供给总量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扩张了。从经济上说，没有赢利的空间和机会，没有赢利的预期，就根本不会有资本进入。如果要使私立学校得以大发展，从逻辑上就应当给私立学校创造出更多的赢利空间，以便让私人资本进入教育。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多年来就是悟不过来。十二年来，我们没有将南洋学校的收入拿出学校系统的范围，我们不断将南洋学校的收益集中起来投入建设新的学校，以收费养学校，以收费扩建新学校，终于建设出来了十二所优秀的学校。如果没有足够的赢利能力，我们南洋学校靠什么来积累和发展呢？资本追逐利润，如果教育领域充满赢利的空间和可能，谁会将资本抽逃出去呢？如果中国的私立教育事业充满了赢利的机会，那么不用教育行政部门做什么说服动员工作，大量的资本会进入并留在私立教育领域之中发展。如果中国的私立教育多一些利润空间，我们的教育供给不应当这样紧张，我们公立学校就不再有理由来狂收费了。
中国的私立教育可谓步履维艰，步步艰辛！粗略概括一下，建国后中国的私立学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改造和消灭的阶段。建国以来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原本占中国教育半壁江山的私立学校几乎被清理干净。第二个阶段，是开放和打压并存的阶段。邓小平改革以来，国家在政策和法律上开始逐步鼓励民办学校发展，但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却紧紧盯死和管制民办学校，就怕民办学校赚钱，千方百计压缩民办学校的收益空间，民办学校这个后娘养的孩子在歧视、冷眼、不公平待遇中艰难生长。第三个阶段，就是教育领域的官僚资本膨胀阶段。教育行政部门打着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的旗帜，以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全力以赴扶持自己的由官僚资本控制的私立学校（公立大学所办的私立“独立学院”和重点中小学所办私立的“民校”），让与自己有关联利益的私立学校来占有生源和利润空间，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私立学校进行围剿。就在短短的一、二年时间内，教育领域的官僚资本就将原有的民间私立学校逼死了一大片，剩下的也只能是赶快投诚受招安，苟颜残喘，难看到出头之日。南洋教育的十二年，是我们辛辛苦苦努力的十二年，现在我们却眼睁睁看着我们养大的姑娘只有为教育官僚资本当小妾或当妓女的份，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有两种命运，一是当定了奴隶的时候，二是想当奴隶而当不成的时候。中国真正的民办教育，似乎就是这两种命运，过去十多年，是多少当定了应试教育奴隶的时候，而现在，逐渐进入了想当应试教育的奴隶都当不成的时候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真是变化快，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教育行政官僚从绝对不准社会办私立学校到以行政权力直接扶持自己的私立学校，他们摸着石头过河，从一块不公正的石头跳到另一块不公正的石头上。他们将教育行政专制垄断转化成了官商合一的教育官僚资本的垄断与腐败，加剧了中国“坏的市场经济”的恶化趋势。
从经费上来说，我国的教育政策三大罪：一是教育财政不能保障公立中小学校免费教育和公立大学收费低收费；二是教育行政对民间私立学校招生、收费、税收、融资等进行打压和控制，使民间私立教育难以发展；三是教育行政部门将有限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向建立重点中小学，人为造成公立中小学校际教育水平的差异，最后又借发展民办教育之名，将这些优势的公共教育资源转为垄断性的官僚教育资本，这些教育官僚资本赤裸裸地借行政暴力的力量，强占和垄断教育市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呼吁要市场经济不要计划经济，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呼吁要公正的市场经济，不要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经济。没有竞争就没有繁荣，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没有公平的竞争就没有持续的繁荣，就没有社会矛盾的缓解，这个道理对现代中国可能更有针对性，尤其是今天中国的教育更有针对性。经济学家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最具有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化，不是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而是静悄悄地发生在教育领域。这里的腐败静悄悄，但却来得更深更广更为隐晦，它是从灵魂的根根上开始腐败的，真接腐蚀着成亿的孩子、家长和教师，直接侵蚀着中华民族的本根。学校的数量似乎愈来愈多，大学也在不断扩招，这些表面成绩所掩盖的，是教育领域里严重的不公平，是教育的腐败，是教育精神的死亡，是教育行尸走肉的存在。
教育乃立国之本，教育兴，国家兴，教育坏，国本坏。再这样下去，中国的教育就死了。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必须严格分离，保障公立教育的公平，保障私立教育的自主，保障私立教育的公平竞争。概括起来，中国社会应当享有以下这些权利；
1、公立中小学全面实行义务教育，一律免费教育，不准收费。
2、公立大学实行低价收费，任何公立大学的年收费水平都不准超过中国人均年收入的50%。
3、教育财政投入必须保障上述原则的落实。
4、公立学校不准开办私立学校，已开办“独立学院”和名校“民校”的，必须完全彻底的脱勾，以遏制教育腐败和保证私立学校的公平竞争；
5、私立学校自主决定收费标准，私立教育服务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力量自行调节；
6、开放社会各界建立各种形式的助学基金，企业助学资金可以抵扣税金，保护企业和社会支持教育的热情。

教育国际化问题：谁在阻碍教育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教育？
任靖玺
两种教育文化的冲突
“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教育的有效途径”，这是我们南洋的六大探索之一。南洋学校建立初期，我们就成立国际合作部，积极努力寻求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1996年开始，我们南洋学校开始组织孩子到国外进行学习交流，聘请外籍教师来授英语。2000年，南洋学校与美国南卡州的本里朋（BEN LIPPEN）中学开始国际课程的合作，探索“中外方师资+中外方课程”融合的教学实践。2002年，南洋与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教育部、经济发展部、塔斯马尼亚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决定开展国际合作项目。2002年9月，大连南洋中澳国际高中开学。2003年，昆明南洋、太原南洋和洛阳南洋也正式开始这个项目，现在中澳国际高中的学生已有200多名。同时，南洋学生也招收了上百名南韩和缅旬等国的外籍学生到南洋学习。
南洋“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教育的有效途径”，可谓步步艰辛。最初我们引进外籍教师和外国教材，目的是希望学习国外好的教学经验，在引进的基础上形成我们南洋融东西方教育优点为一体的教学文化。但从一开始，我们南洋国际合作部与各学校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西方国家的教学活动，建立在个性教育、师生平等、互动式教学的基础上。而我们的校长们在应试教育的控制下，不得不以升学率作为考核标准，不得不以提高应试成绩这个目标来组织教学，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我们国际合作部试图推进的外国教学模式当成麻烦。要么是我们的外籍教师有意见，要么是我们的校长有意见。当国际部的工作人员和校长们的抱怨都将反映到我这儿时，我开始体会到了西方国家教学模式、教育制度与我国教学模式和教育制度的对立。我心里认为，我们外方合作者带来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是以学生为本的，他们更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更尊重学生的人格，在教学过程中更注重学生的参与和师生互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有一种愉悦的氛围。但我慢慢明白，这种以学生为本的个性化教育的花，是以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文化为土壤的。我们可以将花移置过来，但我们却移置不了这花所依赖的土壤。将花移了进来，在不适当的土壤中很容易枯萎掉。虽然外方带来的教学方式更符合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但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下却很难行得通。二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学习目标，不同的教育模式，无法融合在一起。我国教育界似乎有一种提法，这就是说西方的基础教育不如我国，高等教育优于我国。因为我国中小学生基础扎实，而西方国家的中小学生知识基础不好。其实这是一种愚蠢的看法。凡事皆有利弊，我们的中小学生为换来一个“基础扎实”的赞美，却失去了他们的独立个性和创造性的思维习惯，我们这种严格管制下的残酷的应试教育，实在是弊大于利，对孩子的生命发展根本不负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科学成就主要出在西方国家，目前企业领域的核心技术也主要源于西方企业和研究机构，这就是人家教育得法的明证。这几年到美国参观中小学，给我的大体印象是，西方中小学管理宽松，学生自由自在，教师鼓励学生表现自己，文体美活动很多，不像我们的中小学管得这么紧。我非常认同这样的宽松教育模式。我认为中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强化身体和培养创造性的思维习惯，知识记忆只能是次要的。要有一个好身体，就得多玩多运动，要形成创新的思维习惯，就得养育出蔑视权威和独立思考的心态。这两点，正是西方中小学教育的长项，而正是我们的教育制度所不允许的。与我们的应试教育不同，我们的升学压力减少了学生玩弄和运动的时间，我们的考试压力逼学生顺应权威和死记硬背死知识。爱因斯坦说，我从来蔑视权威。如果他不蔑视权威，他如何能突破牛顿物理学的框子，搞出相对论来呢？一些教育领域的学者专家们最近在讨论“学生主体性”问题，我看发达国家的学校就是以学生的身体和自由发展为核心的，就是注重学生主体性的。但是，我们的应试教育，却如同训猴一样地训练记忆和奴性思维。我们南洋虽然是民办学校，我们追求更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但是，如果一点不按国内这种训猴方法来折磨学生，我们学校的平均考分就会下来，那就没有生存的余地。比较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我十分希望能过国际合作，实现一种融合。我希望南洋的教育模式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让南洋学校在国内分数竞争中不落下来，但又要将国外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模式引入。到现在，我承认我这样的希望是破灭了。
在教育环境逼迫下，我们最后不得不放弃通过国际合作而在教育思想、课程设定和教学模式上的探索，转而将国际合作主要定位于为学生的出国留学服务，中澳国际高中正是这样的探索。它的设定是招收高中生进行培养，获国内和澳大利亚的高中毕业书两种毕业书，高中毕业后到塔斯马尼亚大学或其它西方国家大学读书。这样，国际合作的项目就脱离了我国高考应试的轨道，与南洋学校的其它学生分离了出来，成为独立的教学单元，这样国际合作教育与国内教育就不再混在一起，各走各的路。这样的分离，是环境和形势所迫，二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学习目标，不同的教育模式，不同的考试制度，很难融合在一起。从南洋学校的管理上来说，是找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国内教育与国际教育分开管理，但从南洋教育本身的探索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在我们冥顽不灵的、僵死的教育制度抗拒下，我们实在无法将西方素质教育的好的经验吸纳进来，我们融合东西方教育思想和方法的长处的愿望算是失败了。
可笑的被殖民恐惧症
在国际合作上，最令我心痛的失败，是南洋与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的合作谈判。1999年，国际金融公司希望能对中国的民办学校予以支持。作为中国民办教育的代表之一，我代表南洋与国际金融公司开始商议教育合作事宜。从1999年~2000年，我先后与世界银行当时的行长彼德?沃森、副行长斯蒂格里兹（著名经济学家）有过直接的交谈，他们对南洋和中国民办教育的肯定给了我很大的期望和信心。初步商定国际金融公司对南洋给予20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和30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但是，这么好的合作项目，在推进过程中步步艰难，不仅没有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积极支持，而是遭到种种阻挠，直到这个项目无法再深入下去。我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热情支持，而是一些教育官僚种种冷漠的脸嘴和小动作，我迄今仍然记忆犹新。这样的项目，对南洋是一件好事，对中国的民办教育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南洋也有足够的实力承接下来，但为什么就得不到教育行政部门起码的肯定和支持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困惑了相当的时间。除去教育官僚的嫉妒、我不会搞政府关系和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外，是否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呢？这个项目的失败让我左思右想了好几年，最后我将教育行政部门阻挠国际合作的深层原因概括为“被殖民恐惧症”。近几个月来，我有时间来查找资料和与专家交流，希望追寻这种“被殖民恐惧症”的来龙去脉。随着我对此了解的加深，我从愈来愈多的教育国际合作的政策中发现了这种病症，甚至从许多专家学者所写的文章中，我也能闻到这种病症的朽腐气味。我感到，中国现在已经走上了全球化的道理，而我们相当一部分教育官员的思维仍停留在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惶恐心态之中。我认为，如果教育官僚群和一些学者专家心中这种可笑的“被殖民恐惧症”不从根子上消除，中国教育的国际合作难以有一个全新的局面，中国教育管制封闭落后的状态将难以有根本改观。
今年8月初，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位研究人员到我家里来玩，我们谈起教育国际化问题。他十分深思熟虑地说：“教育国际化从短期来看有好处，从长期来看坏处大。过多推动国际合作，过多搞中外合作办学或者外资独资办学，短期看带来了资金和新的教育模式，但从长期看，这会使中国教育愈来愈依赖外国资金和外国教育模式，造成国民对西方教育文化霸权的认同，这就会危害国家的教育主权，危害国家的文化安全。”我们南洋推动教育国际化时，似乎没有从这样的角度思考过问题。对他这样的看法，我当时一时想不好，没有做什么评价。后来与更多的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或研究人员交流，我发现类似的说法还十分流行。我慢慢发现，这种流行说法所传达出来的精神，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许多与国际合作有关的文件和政策规定中都有充分的表现。以2003年3月1日公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为例，中间有这样一些规定：外国教育机构、其它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单独设立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收取的费用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依照国家有关政府定价的规定确定并公布，未经批准，不得增加项目或者提高标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聘任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经审批机关核准。中外合作办学者不得举办义务教育性质的教育的机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委员会的中方组成人员不得少于1/2等等。从所有这些行政限制性规定中，我们能体会出一种担心和恐惧。担心外国教育机构独资办学，担心中外合作大学的校长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权转到外方，担心中外合作教育机构自主收费，担心中国国籍的人控制不了理事会。我发现，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外合作办学及国内民办教育的有关政策，精神都是一致的，都存有一种担心，担心自己失去权力，都希望严加控制。也就是说，对外国教育力量忧心忡忡，对国内社会教育力量忧心忡忡。教育行政部门内部充满着“两怕”，一怕外国人，二怕百姓。在这样的心态支配下，虽然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虽然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已提出“要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加强对外交流，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虽然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也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教育的对外开放，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但是，这样的教育开放思想一落到具体实施环节，就烟消云散了，留给社会的就是层层管卡压，就是种种限制性框架。中国分管教育的有关领导曾很开明地说过，中国的教育要发展，不能仅靠公立教育一只轮子开独轮车，这样难开好。要加上民办教育和国际合作教育两个轮子，形成三轮车，这样才跑得远跑得稳。这些大道理，教育官僚们都明白，但一到具体实施中，就不断砍伐民办教育和国际合作教育这两个轮子，搞得中国教育车走得歪歪倒倒的。民办教育的篇章我已说得够多，在此仅谈谈国际教育合作。从上述规定来看，关于教育国际合作这样的规定首先将国外私立大学排除在外了，而国外最好的大学，往往是私立大学。其次，不准国外资金进入义务教育阶段，这也将国外私立中小学排除在外了。把国际合作教育规定为纯公益事业，要求收费要用在教学上，这就将国外教育资本挡住了。校长要由中国国籍的人担任，而且要经过教育行政部门任命，所收学费要由教育行政部门来规定，这就将国外有影响有规模的正规学校几乎排除在外了，谁愿意来受这种窝囊气？这样的规定，传达出来的信息似乎是：你可以来办学，但必须与我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你如果接受不了我的专制权力，那你可以不来。说到底，你爱来不来！最好别来。中外合作办学对提高中国教育供给的贡献作用，中国的家长和孩子们对此怎么想，他们才不管呢？在这样的限制政策下，要想让中外教育合作成为中国教育的三个轮子之一，怎么可能呢？
我们的家长送孩子读书，追求的是低学费和高质量的教育，为的是孩子今后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过上稳定的好日子。在家长眼里，教育就是对未来的投资，就是为孩子的未来社会生活进行准备。在家长的头脑里，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对“国家教育主权”的担忧，他们也不会管中国教育是否依赖外国投资和外国教育模式，更不会关心什么“西方教育文化霸权”这些概念。孩子能学好外语（西方教育文化霸权的最核心表现），家长会很高兴，因为这有助于孩子的就业发展。孩子能掌握更多的外国知识，家长会很高兴，因为这能开阔孩子的视眼，为孩子今后闯世界奠定基础。学校有外籍教师，家长会高兴，因为这能表现国际化教育的正宗味道。孩子能顺利留学，家长会感到高兴和自豪，这可能保证孩子一生的就业。很明显，我们的家长们和孩子们并不怕孩子出国留学，也不怕外国人到中国来办学，甚至希望有愈来愈多的外国机构来中国办学，这样孩子的教育选择机会就更多了。显然，百姓并不怕外国人。百姓心中的想法，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中国教育的指导思想呢？对国家来说，百姓的需要重要呢还是教育行政官僚的需要更重要呢？是成亿成亿的百姓的判断正确呢还是少数办公室的官僚判断正确呢？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说过：“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这是说，优秀的执政者内心总是没有自己的封闭固执的陈见，而是以开放的心态，追随百姓之心的变化。百姓之心才是自然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执政者的心态不能与百姓之心相左。百姓之心不怕外国教育的进入，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怕，百姓之心不怕私立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怕，显然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没有老子所说的圣人心态。他们本不是圣人，而以胆怯的猜度、阴暗的心胸、小鸡肚肠的气量来强行管制全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和民间化，中国教育的诸多问题不就这样出来了！想来想去，我归纳出教育行政部门在国际合作上的一些特征：
第一是见外国人就怕。这是百年被殖民的恐惧后遗症。总怕外国鬼子阴谋把中国再弄成殖民地。其实，中国现在人口这么多，世界上那个胆大包天的国家还有雄心壮志要来统治13亿中国人呢？这不就是陷入中华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也吗？这不就是如同满清和蒙古一样要把它们自己送进来吗？过去有人说中国人要被开除球籍，谁有这个本事呢？
第二是惜权如命。就怕自己的垄断权力被国际教育力量和社会教育力量所分散。这才是根本的担心，教育行政部门真正担心的，是自己的教育专制权力被弱化。他们的权力被弱化，他们的特权利益也就被弱化了，这当然对孩子和家长有好处，对中国的教育发展有好处，但对他们的个人利益则是损失，他们因此而反对教育权力的分权。他们所谈的国家教育主权，其实就是教育行政部门自己的权力，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而不开放教育供给，造成教育的短缺。中国百姓心胸开阔，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低价优质的教育服务，只要对孩子事业有帮助，会一律欢迎，管你是谁办的学校。中国百姓的这种务实和大度的心态，表现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泱泱宏大的特点。这正是我们的教育行政官僚们要好好学习的。
第三是私利取向。教育部门的许多官僚，他们一方面强调要保卫教育主权，要对国外教育进行控制，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留学，这时他们就不怕自己了孩子被殖民了。这种阴暗的心理，还被他们美之名曰“保护国家教育主权和文化安全”。我还听到一种说法，控制中外合作办学和外国学校到中国来发展，是为了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这真是荒谬，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兼容并蓄，消化融和。中国大唐那种在教育和文化上全面开放的泱泱气度，怎么现在一点影子都没有留下来呢？
第四是缺少教育经营的理念。教育国际贸易在全球涉及200多亿美元的总量。早在1998年，仅外国留学生一项，就给美国带来75亿美元的收入，教育服务业的收入在美国服务行业中排第五位。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盟国家国家都将推动教育国际化作为发展教育、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按我国留学生60万人，平均每人每年花费1万美元，大学4年计，我国这些年来的教育外汇流出也在240亿美元左右，合人民币约2000亿元。大量开办中外合作和外资独资的大学，这笔资金的相当一部分将留在国内，为国内创造就业机会和收入。这样，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口号才不会成为空话。
第五是自相矛盾。一方面对外国学校到中国办学百般遏制，对国内学校与国外学校的合作设定种种限制，一方面又鼓励留学生出国去接受教育，鼓励留学生归国创业报效祖国，所谓“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也就是说，外国人来中国办学，我们担心他们教坏了孩子，而我们把孩子送去留学，就不怕外国人把孩子教坏了！这是什么逻辑？从1978年~2003年，中国在美、日、加、澳、英等国的留学生人数已近60万人。在国内，不准国外宗教机构在中国兴办学校，而在美国,教会兴办的高等学校占到了三分之二左右，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国家学习，是不是上的教会学校？这不重要，不用调查。如果教育行政部门官员的孩子在国外教会学校读书，他们也自然会与普通百姓的心理一样，只管学费和质量，不会管宗教不宗教的。当然，他们也不愿承认近代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发展的贡献。几乎没有人知道，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燕京大学，原本就是一所教会大学。留学生在国外，受过纯西化的教育，但还是都欢迎回来。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在国内大力发展国际教育合作，使更多的学生在国内就能享受国外的教育服务呢？这样费用大大降低，家长也能照顾一点学生，对家长、学生和国家都好。在国内扩展教育的国际合作，等于是让中国孩子在国内就可享受到过去非要留学才能得到的教育，这有什么不好呢？现在中国留学生中的小留学生（中学生留学）愈来愈多，已占到外出留学生的一半左右，小小的孩子到国外人生地不熟，自律性差，闹出许许多多的悲剧，报纸上也多有报导，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就是因为国内的教育成问题吗？不就是因为国内的教育国际合作太少吗？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为什么就不能为家长和孩子想想呢？为什么就不能开放国际教育合作以实现一种不出国的留学呢？
抵制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堡垒
中国有13亿人，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中国已进入现代化起飞的阶段，是世界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已达到GDP的60%左右，是世界上对国际贸易依赖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国内资源严重不足，中国的现代化惟有依赖国外资源进口的不断增加才能保障，中国对世界上的石油、天然气、铁矿、铝土矿、铜矿等金属矿的需求日趋增长，已愈来愈成为牵动国际市场价格变动的重要力量。13亿人下定了决心要走通现代化之路，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壮观的图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别人怕我们的道理，没有我们怕人的道理。我们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紧张，中国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惟有走通两条路才能顺利实现，一是资源要进来，二是劳动力要出去。以劳动力交换资源，是中国国际合作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我们教育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培养能够进入全球交换系统的劳动者。在这个背景下看待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我们才能有新的眼光和心胸，我们才能明白：教育的全面开放和国际化，是中国崛起于世界的重要前提，因为只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才能使中国人具备走向世界的素质，才能使中国人具有参与建立全球化社会的力量。中国人太多，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达成，中国人就必须把全球当成自己的事业平台，我们就应当有心胸将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教育文化和教育模式都吸入中国。毛泽东的导师杨昌济曾说过，教育就是要“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这是何等开阔的心胸！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为什么就没有一点这种开放豪壮的心态呢？
外国人来中国举办合作教育或独资办学，把他们的资金、知识、价值观和教育方式带进中国，这有什么不好？他们以自己的方法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更适合在外国企业和机构工作，一定更适合推动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孩子会有前程，家长会高兴，国家也会因此而富强。李政道、杨振宁、钱学森、钱伟长等人都出国留学，他们不是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成长，但他们就不爱国吗？他们对中华民族就没有认同了吗？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就差了吗？一个人爱不爱国，这是从血里带来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自然养育的，不是我们的教育行政官僚们可以培养的。相反，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管制和对孩子的折磨，正是破坏着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和社会认同。一个人人有出息的国家才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善于从全球吸取信息和资源的国家才可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外国人带来了新的文化和知识，只会使中国文化和知识更丰富，怎么会威胁到什么文化安全呢？一个僵死的封闭的文化系统才是最不安全的。大量的外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开办学校，教的是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活动在中国的疆域内，怎么会管不住呢？如果它们不能提供出家长和孩子满意的教育，它们自己就在竞争中消失了，为什么不能让中国的家长和孩子自己来自主选择呢？教育行政部门有什么资格和能力来剥夺中国家长和孩子的教育选择权呢？剥夺百姓的选择权，除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权力和特殊利益以外，我实在找不到什么正当的理由。
20多年前，邓小平将中国带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才得以发展起来。为解除人们的思想禁锢，小平提出“政企分”、“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智慧地将经济与政治分离，使经济逐步得以脱离政治的控制而自由发展，自由展开国际合作，大量的外资进入奠定了今天中国最有活力的经济板块，带来了就业和税收，提高了中国整体经济水平。没有政企分开，没有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不会如此迅速地上升。2002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达到3302.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就已达到53.1%的高水平，这是否危害了中国的国家经济主权呢？我不明白什么叫国家经济主权，我只知道，有2000多万个中国人直接在18万个外资企业中就业，这些外资企业还间接带来了约3000万个就业岗位。也就是说，5000万个就业岗位是由外资企业带动的。5000万个就业岗位，如果按每家3口人算，就影响到1.5亿人左右的生活。这些就业的受益者们如何看待经济的对外开放呢？到我们在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欣喜的时候，不能忘记了这里面有一半多是外资企业的功劳。中国发展到现在，经济开放的禁锢是开禁了，没有官员还会冥顽不灵地遏制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但是，虽然邓小平倡导“教育要面向世界”，我们教育领域的禁锢仍然没有打破。我们的教育行政官员还在以“国家教育主权”、“文化保护”等莫明其妙地话来为自己遏制教育的国际合作找理由。邓小平要我们面向世界，而我们的教育政策不是面向世界，而是面向教育行政部门，而是面向教育行政垄断利益集团，这是中国教育的最大病根。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各种职业从政治的控制中独立出来的过程。经济的非政治化进程，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空间。同样，教育的非政治化进程，一样能为教育的发展带来空间。中国教育的发展滞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根本原因就是教育的非政治化改革没有展开，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上下其手，大搞教育腐败，谋取垄断利益。1922年，蔡元培先生在《教育独立议》中说，教育行政官僚把自己的意志“参入教育，便是大害”。他所倡导的“教育独立”，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教育的非政治化。我们中国百姓已经尝到经济领域对外开放非政治化的甜头，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尝试教育领域对外开放的非政治化呢？强大的心态才能带来强大的国家。世界上教育国际合作和贸易最为开放的国家，就是发达国家。它们是因为强大而自由开放呢还是因为自由开放而强大呢？这是一个鸡与蛋谁先谁后的问题，谁也难说清，但是，两者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开放与强大是相互联系的。美国在教育市场准入限制上除个别州的成人教育外，基本无限制。欧盟十二国中，除少数国家如英国、意大利在高等教育的市场准入规定上有少量限制外，中小学教育和成人教育领域无限制。教育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国民待遇，学校自治，招生收费自主，成为指导发达国家教育国家化的普遍原则。目前世界上已有42个国家和地区在开放教育市场上签了字，我们中国也在其中。中国已经加入WTO，WTO规则强调的是自由竞争、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这就要求各成员国改革限制性的教育法律和法规，例如要求各国政府下放办学权利，取消政府对教育市场的垄断，允许外国教育机构或企业自行确定招生规模和收费标准，自主聘请教师，自主颁发学历证明或学位证书，由市场来决定学校的生源和信誉等等，这些都与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发生着冲突。我深深感到，这些规则，不仅在教育国际合作上有意义，对我们国内的教育改革更有意义。南洋十二年，我们脖子总是套着绞绳，如果我们有上述这些规则支持，我们不会发展得如此艰辛！这些规划的作用，正在于把套在中国教育界脖子上的这些绞绳切断。切断了这些绞绳，中国教育才有希望。中国改革几十年，中国的其它行政部门都在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市场化和全球化时代的要求，但我们可以负责地说，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是中国所有行政部门中抵制改革开放的最顽固最庞大的堡垒，它们要么不动作，一动作就是以改革的名义来谋取特权利益，在全社会毁坏改革的名声。
在教育国际合作改革领域，只有从孩子和家长切身利益出发的标准才是有生命力的，惟有以百姓愿望为本的标准才是最真实的：能不能增加教育供给，能不能给孩子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服务，能不能将孩子培养成就业市场所需的人才，能不能使孩子成为生产力的推动者，能不能使孩子成为遵守法治的公民，能不能使孩子成为创造知识利用资源的高手，能不能让孩子今后有出息。百姓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百姓的追求就应当是国家的追求，百姓能不能过好日子，一切价值和意义只要在百姓满意这个前提下具有合理性，这才是衡量一切善恶是非的根本标准，违反这个标准的东西就是错的。教育官员们认为自己比百姓更智慧更高贵，更能判明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利益，更能在教育上保卫国家主权或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愚昧落后的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时代的歪道理。主权也好，文化也好，只有能服务百姓的、为百姓欢迎的才是值得保护的。违背百姓之心的那些歪道理无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冠冕堂皇，都只是少数人权欲的反映，都只是代表着少数人利益。十二年来，在种种约束和限制之中，我们南洋“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教育的有效途径”的追求并没有能实现。十二年给我留下的只是一点苦涩的感受，我终于明白了一点，学校如果没有开展国际合作的自主权，教育的国际合作就是一句空话。如果说教育国际合作是中国教育三只轮子中的一只，那么必须还国际教育合作的自主权给学校，不然，中国教育这辆车难走好。教育搞不好，苦的是谁，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和他们的孩子，而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家长和孩子。

民办教育问题：民办学校为什么哀鸿遍野？
任靖玺
80年代：应运而生，意气风发
中国现代政治家中，最令我敬仰的就是邓小平先生。不幸出生于旧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就饱受社会歧视之苦，在别人的冷眼中艰难长大。没有邓公给我脱掉头上的黑帽子，我很难挺起腰来做人。我这半生还能有机会做点事，主要是托邓公的福。有人曾问邓小平同志在长征期间做了什么，他的回答是“跟着走。”他不仅在长征中如此，在后来治理国家时也如此，他习惯于跟着百姓走。这不是贬低小平同志，而是称赞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从来尊重百姓的创造，他曾说过，所谓政策，就是要将百姓自发的创造合法化。人们称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实小平同志的伟大之处，正在他不设计，他放权让利，给基层和百姓空间，让基层和百姓去设计，他只是鼓励和保护基层和百姓的自我设计活动，打破禁锢百姓积极性的条条框框。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己的创举，这样的创举得到了小平同志的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这样开始了。“不敢为天下先”，正是小平同志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官员不来强行领导人民向前进，百姓才能学会自己看方向自己走路啊！这样的社会才会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社会。如果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能体悟邓公的精神和原则，任民自主，开放探索，中国的教育不会如此落后。中国的民办教育是那些有志于教育事业的前辈们自己看路自己走出来的，但二十多年来，这条路崎岖不堪，大家都走得太艰难，政策时好时坏，我们时时紧张，就怕坏天气落到头上，就怕遇到教育行政部门这个栏路虎，但是，教育行政权力之嘴总是无处不在，各民办学校都有被咬被伤的痛苦经历。用一位专家的话来说，我们民办教育是步步跨栏，步步冲卡，稍有不慎就摔倒。从小吃苦太多，养成了我凡事如履薄冰，谨小慎微的习惯，现在斗胆写这本册子，实在是因为内心不平、激愤难受，才来这样冒触怒教育行政部门之大险。
民办教育不是政府教育部门设计出来的，而是百姓自发搞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应运而生。这个“运”是什么？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公立教育不能从数量上和结构上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需求带来供给，人们教育需求的提高和多样化教育需求的出现，给民办学校带来了空间。改革开放后民办教育再现中国，是顺应社会需求的结果。从我的了解看，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考补习的强劲的社会需求就出现了。一些老师为了挣点钱，开办高考补习班，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中国民办教育的开始。1981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始，学生复习需求迅速增加，高考自学考试复习班雨后春笋般出现。从高考补习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复习班的力量中，成长出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民办学校。一些退休教师成了中国民办教育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贴出广告，收点学费，租用教室，利用晚上或周末休息时间，组织教师授课，为学生提供考试补习或复习的服务，赚取一点微薄的利润，从一开始就走的就是市场化的路。80年代初期，这样的补习班遍及中国各地，不用多少资金，不用固定场所，不用登记，不用上税，自主收费，自主招生，那真是一个政府管制宽松、民办教育大发展的阶段。河南郑州胡大白兴办民办教育的经历很有代表性：1981年冬天，郑州中文系讲师胡大白因公被烧伤，办了残疾证。1984年，胡大白以30元起家，租教室，请老师，满大街贴招生广告，办起了自学考试辅导班。这就是现在的黄河科技大学的由来。另外，中华社会大学的创建也很有代表性。1982年，年已花甲的于陆琳等人从人民大学借了1000元钱，在别人的账户上开了个户头，在北京租了两处四合院共1000平米，就这样开始招生，中华社会大学这靠1000元开办了起来，到现在仍有在校生几千人。当时由于受到一些政策障碍，于陆琳上书彭真，彭真和胡耀邦都给予支持和肯定。1000元钱，租的1000平米四合院，几个退休老人，就这样开办了大学，成为首批国家学历文凭考试试点校。现在听来，简单不可思异。进入门槛如此之低，政策如此之开放，不可想象！但是，这就是时代精神！如果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现在的“规范化管理”规定，这样的大学不可能出现。现在的门槛越来越高，仅就建筑条件而言，要举非学历高等教育，必须有固定、独立、相对集中的土地和校舍。校舍一般应包括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含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校系行政用房及其它用房五项，学校建筑面积标准为：文法财经类学校每生10平方米，理工农医类学校每生16平方米。学校的质量，不在外在的条件，重在教师的质量，而教育的质量是很难考评的。一个讲师的水平就一定比一位教授差吗？学校的质量，应当由教育行政部门来把关呢还是由市场来把关呢？上世纪80年代的精神就是，让社会自己来把关吧！这种开放进取的精神，在我们在的教育行政部门中早已枯竭！他们现在只会借规范管理之名，拉高进入门槛，压缩教育供给，以维持自己利益系统的垄断利益。
社会有这种教育服务需求，有人愿意并能提供这种教育服务，供给和需求互相促进。80年代初，整个社会充满着改革的精神，对新生事物持有一种开放和支持的态度，这类民办的补习班、辅导班、幼儿园、职业培训学校、特长教育（如文艺）学校和民办高等学校得到了政府的认可。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提到：“国家一定要用足够的力量举办教育事业，同时又要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国家批准的私人办学者，采取多种形式和依靠广大群众来举办教育事业。”彭真的报告肯定了“私人办学”，强调依靠广大群众来办学。也就是说，民间走在前面，政府跟在后面予以法律上的规范和肯定。以后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规定》和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都鼓励社会力量办学，80年代中后期，民办教育进入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到1989年，仅北京、上海等十几个大城市，各类民办学校已有2000多所，在校生达到了300多万人。300多万学生的不同的教育服务需求在民办学校中得到的实现。这是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和放权让利精神的体现。
90年代：层层设卡，层层突破
1992年小平南巡，强调“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针对民办教育“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强调要“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我与许多民办教育的同仁一起，正是在这种充满开放热情的氛围中，大胆地闯入了教育领域。这时的教育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出现了一个流动性极高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收入相对较高，但却无时间和精力照看孩子，他们希望孩子有一个学习和托放的地方。寄宿制学校又应运而生。寄宿制学校要建设宿舍，意味着更大的教育资本投入。因此，在其它形式的民办教育的总量和多样性继续发展之外，有资本的公司和个人进入教育，就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办教育的特征。而且，针对这类家庭孩子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特点，大量的资本进入了中小学这类基础教育领域，大规模、高规格、高收费的民办学校成批出现在中国。我们南洋教育算是首批进入基础教育领域的投资规模最大的民办寄宿学校。新的教育需求结构再次带来新的教育供给结构。1999年6月15日，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召开，***、朱基总理等中央领导高度肯定民办教育的作用，朱总理甚至动情地说，解决中国教育供给的问题，除了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之外别无它法。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我们南洋决定收缩在其它领域的业务，将所有力量集中起来干教育。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民办教育大发展的年代，也是民办教育与教育行政部门摩擦开始加剧的年代。为什么会这样？我最近想了许多，归纳出以下几条原因。第一，民办教育的发展已开始侵入到了传统公立学校的地盘上，竞争生源和教师，对公立学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教育行政部门开始站在公立学校立场，利用行政权力来限制和对付民办学校；第二，民办学校数量和规模已日趋膨胀，教育行政部门已不得不重视，力求将其纳入行政统治范围。但是教育行政部门过于简单地试图用管理公立学校的老思路和老办法来管理民办学校，摩擦因此而出现。民办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矛盾开始普遍出现，表现在人事权、财权、课程权、招生权、收费权等等方面。旧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与新兴的民办教育内在特点不相适应的状况日趋明显，整个社会对民办教育配套的环境也没有出现，谁听谁的呢？当然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只有民办学校听教育行政部门的，但是，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办，民办学校开始面临重重困难。无论在土地、融资、税收等方面，民办学校皆面临打压。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办学校开始抱怨说，在民办教育“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中，中央只管“积极鼓励，大力支持”前两条，而教育行政部门只管“加强管制”最后这一条，中央与教育行政部门嘴里出来的不是一个味道的气。谁更管用，不是中央领导的开明讲话，而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红头文件。我开始体会到了中央与部门的微妙差别，中央管方向，这往往是正确的，部门只顾自己的利益，这往往是不公平的。教育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与政策化，这从90年代后期开始突显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1994年《教育法》中有关民办教育是公益事业，民办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规定就开始构成对民办学校的重大制约。因为是公益事业，所以不能抵押贷款，这就无法从银行融资。因为不以营利为目的，民间资金进入有限。1997年《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也沿用了《教育法》的原则。这些规定，把民办学校逼向了收“储备金”、“集资款”等风险极大的融资活动。与此同时，控制民办学校的招生、聘请教师、收费、广告等恶劣行政行为也愈来愈多。教育行政部门千方百计控制民办学校发展，管制愈来愈细愈来愈密，民办学校的日子愈来愈难过。每次民办学校的同仁们开会，除了抱怨还是抱怨。
21世纪初的民办教育：教育权力资本围剿，民办学校哀鸿遍野
　　如何描述2000年以来中国民办学校的状态？我只能用“哀鸿遍野”这四个字来形容。今年8月份，我到河南、山东等地考察了数十天，民办学校真是万户萧条，惨不忍睹。商丘立博学校，学生最多时2000多名，于2001年倒闭。商丘南开附中，最多学生数1000多名，于2003年8月倒闭。洛阳凯通外国语学校，学生最多时1200名，于2003年2月倒闭。洛阳育良中学，最多学生数700多名，2001年倒闭。另外倒闭的学校还有洛阳三明中学、焦作市新世纪学校、开封盖亚学校等。现在仍有一些民办学校挣扎于死亡线上。洛阳市光华学校，最多学生数约2600名，现在只有学生约300。郑州市亿龙学校、先锋学校、绿荫学校、国栋学校等学校最多学生数都在1000名以上，现在普遍只有200~300名，根本不够维系学校的正常运行。河南如此，山东也如此。济南致远学校建校十来年，校舍设备精良，颇有声誉，最多学生数1000多名，刚于2004年春倒闭。老牌名校齐鲁私立学校因生源锐减，于2003年秋天被公立重点学校“济南市铁路第一中学”兼并。建于1999年的聊城市文轩学校，最多学生数2000多人，现已被聊城市公立学校聊城一中收购。位于潍坊的英才学府成立于1993年，2000年时还有学生数1500多人，今秋开学仅余学生100来名，只好卖掉了学校。孔阜中英文学校2001年建校，260亩地，1.2亿投资，2003年秋学生不足40人。情况还好的就是山东民校的大哥大“双月园”，投资3亿多，占地560亩，最多学生数4000多人，现在仍有2000多人，减了一半左右。刚于2003年建成的泰山国际学校一片冷清，设计3000人的能力，现在招生人数不到300人。
　　按山东、河南的情况，我粗略算了一下，2000~2003年，中国民办学校倒闭一半以上，还活着的也只剩不下几口气了。二十多年发展起来的中国民办学校如此迅速地全面崩溃，原因是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我在前面已零散分析过，这就是中国教育权力垄断资本（官商勾结）的全面出笼。
　　就我的接触而言，全国人大对中国民办教育的理解最为深刻，对民办教育的发展最为关注和热心。1996年底，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民办教育列入了1997年的立法规划，由科教文卫委员会负责起草。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其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为了制订好《民办教育促进法》，全国人大组织了许多次的调研、考察和讨论。每次重要讨论，都以开放透明的心态，组织各部委、各专家和民办教育的负责人共同研讨。我多次参加这样的讨论会。全国人大立法过程的公开透明，平等参与，讨论协商令我激动不已。我从中看到了中国政治公平、民主和清明的一面。虽然我对民办教育事业的信心日趋减弱，但是，当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时，我内心激动不已，心想，虽然存在这么多的问题，便我们终于有了一部不错的法律，教育事业，应该还可以再干下去。这部法律解决了多年困绕中国民办教育的几大问题。例如，第五条：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第三十五条：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第四十八条：国家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支持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第五十一条：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我们政府还是能够着眼大局、与时俱进的。
　　我的兴奋并没有能持续多长时间。当教育行政部门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和《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随后出台时，我的心一下子就冷透了。这两个文件，把全国人大多年辛辛苦苦制订出来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变成了民办教育破产法。我担心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教育权力资本全面出笼了！我知道，原有的真正的民办教育完了。
　　进入民办教育以来，我一直高度紧张地关注着公立学校的转制问题。教育领域的权力资本化，化公为私，一直都是在偷偷摸摸的进行，但规模都不算大。早在1994年，教育行政部门就已开始进行“民办公助”和“公办民助”的试验，小步推进部分公立学校进行转制探索。我明白，这就是化公立学校教育资源为权力关系人私人教育资源的试验。我想，无论如何，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公立学校承担着公平的基本责任，别的经济领域可以采取股份制等形式来完成所有权改造，但教育部门一定不敢在公立教育资源私有化上打主意，这可是牵动千家万户的大事。即便在最资本主义化的国家，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的管理也是严格分开的，谁都不敢忽视公立教育承担的社会公平职能。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公立学校的校长们再贪再坏，恐怕也不会大规模把公立学校的优势教育资源占有已有吧！历朝历代，相对来说，学政往往是干净的地方。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不敢胡来吧！我清楚得很，公立名校是纳税的钱养肥的，在应试教育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只要公立大学开办民办“独立学院”的政策一放开，真正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就完了。“名校办民校”的政策一展开，真正的民办学校就倒大霉了。要么是经济上完了，要么是被公立学校收编，民办教育承担的素质教育探索的功能完了。不是经济上死了就是精神上死了，更有可能的是经济与精神的双重死亡。我真的没有想到，教育行政部门做事如此肆无忌旦，如此胆大包天，如此急迫地要瓜分公立教育资源，如此没有底线！教育行政部门以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来谋取自己的垄断利益，竟然如此不顾国家政权大局！他们胆大妄为到我不敢想像的地步。有教育部门这样腐败透顶的行政机构在管制我们，我怎么还敢搞教育？《教育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行政部门过去用《教育法》来管制我们民办学校，对民办学校的收费严加控制，不顾民办学校的市场化性质，就怕民办学校多收了学费。而现在，教育行政部门以政策的形式大力保护公立学校以民办的名义赚取利润，自己也参与分成，这时他们早已忘了还有一部以规范公立学校为目标的《教育法》。马克思关于法不过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的论断，我切肤般痛地体会到了。这是利益控制下的意志，这样的黑色意志和利益竟能如此轻易地变成堂堂的教育法律！
　　81年前（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的校长，他的辞职宣言中称“我决不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当今中国教育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蔡先生的一分一毫。蔡元培先生以自己的辞职来抗议当时政府教育部门对教育自由与教育独立的压制，他出于精神的苦恼而辞职。81年了，与当年蔡元培先生的处境相比，今天中国教育界承受着更大的双重的压力，精神的压抑与经济的压抑。这双重的压力摧毁了一个个学校，摧毁了一个个教育梦。我无德无能，不愿再承受这无理的压制和破坏，不愿再在这种无意义无希望的状态下过艰苦而无聊的生活。我选择了离开南洋，我选择了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抗议、批判和我对教育官僚们最强烈的咒诅。

层层争权分利的罗网
考试控制的权力带来相应的垄断利益，所以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各层都在争夺考试控制权。我们的教育部牢牢掌控着高考，这根指挥棒直插入中国基础教育的心脏，一切教育手段都得围绕着高考展开。高考升学率直接决定学校的声誉，直接决定校长和教师的地位和利益。教育部以高考指挥棒，轻松地控制着各学校的高中应当教什么和如何教，应当选用什么样的教材和教辅。教育部有了明确的权力和利益空间，省级教育部门怎么办呢？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如何体现吗？除了从高考制度中分权分利之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就有了一个高中会考。高中会考的权威性如何体现呢？许多省教委规定：会考共九门，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一门考不及格，高考时不准报重点院校，二门不及格，高考时不准报本科，三门不及格，不准参加高考。这样的规定一下来，会考的控制权直线拉高。省级教委对高考录取招生有很大的影响力，它的规定谁敢不认真呢？但是，与省级教委的人交流，他们还报怨说会考的权威性不够，一些学校不认真对待会考，它们弄虚作假偷偷让学生全部过关。要想领到高中毕业证，我们南洋学校也必须参加会考。会考指挥棒指定的高中教学大纲、教材和教辅，谁敢不理呢？各地的每套会考试卷要交20元左右不等，我们南洋学校系统一下就将几万元交上去了。全国的学校要交出多少钱去呢？全国有高中在校生2900多万人，9个考试科目约26100万份试卷，每份卷子仅以10元钱算，就是26亿多元。这还不算与会考有关的指定复习资料了。省级教育部门有会考，市级教育部门也不示弱，它们也要控制一份权力和利益，所以就强化高中重点学校的建设，以此强化初中升高中的中考竞争。近几年，初中升高中的中考竞争的残酷程度，已经不亚于高考了。上了重点中学就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这是决定孩子命运的大事，家长、孩子和教师就不得不全力以赴备战中考。不少公立名校在初二就将初中全部课程匆匆上完，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全力准备中考。市级教育部门决定着中考，也因此决定着初中应当教什么和应当如何教，决定着相关利益的分配。中央教育部门有高考、省级教育部门有会考、市级教育部门有中考，县级教育部门怎么办呢？那就是县教研室指定教辅以及不定期的各式检查罚款和年终测试。
教育行政部门不同级别的管理分工的核心，就是权力分层，层层都有权，层层都有利，层层都有吃的，层层都有灰色收入。为了保证这种灰色收入，教育行政部门把课程设置权、考试评估权、发毕业证书权等学校教育的核心权力，紧紧攥在自己手里，不给学校一点空间。在这样教育权力高压和垄断利益的层层控制的天落地网中，素质教育的空间何在呢？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我们的教育不是为学生的身体、心灵和智力的成长提供滋养和训练，而是不得不以教育行政部门官僚的权力和利益为标准来利用、挤压和折磨学生。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只是教育官僚手中的玩物而已。
学校的自主空间何在呢？我过去一直纳闷，教育部多年来也在强调要改变过去那种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毛病，而且关于发展素质教育的文件下了一个又一个，但是为什么教育现状就是没有任何改观呢？仔细研究才发现，教育部发出的所有文件或禁令，都只是倡导性的，没有硬性的约束，没有明确的惩处性的规定，这是故意放松。最近，教育部门的领导强调要“五不准”，不准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唯一指标；不准小学、初中招生举行选拔考试；不准随意增减课程门类、难度和课时；不准占用学生休息时间组织集体补课；不准按考试成绩排队。但是，如果省、市、县、校违反这“五不准”怎么办呢？没有明确规定。教育部的文件中为什么不加上“如果违反五不准，经某某机构查实，教育局长撤职，校长下台”这样的提法呢？这样的提法是不会出现的，因此这“五不准”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只是获取社会名声的提法而已。上上下下都明白，大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吃香的喝辣的，小弟们（下级教育行政部门）也不能只啃光骨头啊，所以大哥说归说，小弟们干归干，大家都要有份才行。百姓不明就里，就认为教育部好，坏事只是地方教育部门干的。在这样的控制体系下，我们的考试制度只是教育专制权力和垄断利益集团利益的体现。
“我不喜欢这个世界。学习的压力真的很大，让我喘不起气来。-----学习给我的压力真的很大------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有个好的将来，不要像我竟输给了学习。所以，我必须选择离开。”2004年3月11日下午，重庆市忠县拔山中学的两名女高中生陈薇和陈艳玲，在写下上面这些遗言后，拥抱着从楼顶跳下。
当看到这则消息时，我在难过之余想，这两个可怜的学生和全国许多因学习压力而自杀的学生一样，他们并不是“输给了学习”，而是输给了教育部，输给了中国专制垄断的教育制度。全中国的学生和教师都输给了教育部门的官僚集团。教育部门的官僚和维护他们特权利益的制度应当为全中国因学习压力而自杀的孩子们负责。
以行政集权之手段，行利益控制之实
建国以来，中国的高考，前后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不同历史阶段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粗略分起来，高考的第一个阶段，是政治控制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分数控制阶段；而现在，则进入利益控制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私立高等学校仍占学校总数的38.2%，各高校仍按过去的办法实行单独招考，没有什么国家组织的统一标准考试。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以后经过三年左右的过渡期，统一高考制度逐渐成型。与此同时，经过几年改造，全国私立的中小学和高等学校（含教会学校）全部被改为公立学校。原本多元竞争的教育格局被整合，政治权力对教育高度控制的制度框架全部完成。1958年7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在招生机构中，各级招生机构和高等学校没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没有政治挂帅，有严重脱离政治的倾向，不是以政治质量为首要条件，而是单独按照学科考试成绩高低依次录取。”政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的指导思想全面登上中国教育舞台，中国教育全面政治化。1966年中旬，“文化大革命”爆发，高等学校招生停止。1970年~1976年，部分高等学校恢复招生。新的招生办法无需进行入学考试，而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这是高考的第一个阶段，政治控制阶段。
1977年底，中断了十年的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制度恢复，群众推荐入学的招生办法被取消，千百万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青年有了“考分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的机会。当年共有570万人报考，录取了21.7万人，录取比例是1：22。由于起点公平，“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逻辑判断开始深入人心，甚至有人称“高考是中国惟一公平的竞争”。可以说，高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承担着公平竞争的社会功能。
现在，随着社会的变化，高考的社会公平价值开始变异，而其带来的教育的低效率的弊端则日趋显现。从公平性来看，高考的社会公平竞争内涵已发生很大变化，高考的考试和录取的起点开始出现诸多不公平现象。例如教育行政部门以财政资源重点培养重点学校，人为造成了校际应试教育水平的差距，以“条子生”（教育部门领导写条子）、“交系生”（与学校有利害关系的其它部门的领导）和“票子生”（家长对学校的贿赂）为形式的“择校生”屡禁不绝，优势应试教育资源开始为权势所享有；城乡教育财政投入不平等，人为造成农村孩子在应试教育上的落后。近年来，农村孩子占大学生的比例日趋下降，城乡教育起点的不公平开始全面反映到高考中来；各地区录取总数和最低录取分数线不一至，造成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孩子低分即可进入重点大学。上海的考生只要460分就上重点，而江苏、四川等地却要500多分才行，这已不是什么公平竞争了。区域不公平也明显表现在高考领域；最近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学校”政策使公立大学降低分数线乱收费彻底合法化，公立重点学校为不公平的阵营。这些现象，已使高考原有的分数竞争的公平性大打折扣。
从高考的效率性来看，其低效率的特征日趋突出。家长投入费用，孩子投入时间和精力，目的是为了孩子素质和能力的成长。我们的教育制度产出的不是孩子的健康、素质和能力，而是以孩子的身体和心血来换取单纯的考试分数。面对中国社会基础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高考的效率性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不能适应多元化的人力资本需求。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社会对多元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加了。差异性和特质性成为市场追求的东西，而我们的教育制度正好是毁灭孩子的差异性和特质性，孩子难以适应就业市场的要求。我们的教育是按教育行政部门的需要和规则在培养人才，但是教育行政部门又不能为学生提供就业。2003年12月12日，新浪网对大学毕业生进行的调查显示，面对“找工作时首选什么机构？”这样的问题，6070个调查参加者中，首选公司、企业的占59.14%，选政府部门的占26.21%。个人自主创业的占6.08%，无所谓的占8.57%。这说明读书做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是公司和企业在决定着学生的就业。公司和企业所需要的，是具有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人，是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结合作精神的人，但是，公司和企业的原则并没有体现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之中。公司和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普遍印象是：工作不踏实，缺乏实干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差。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训练这些精神素质。从道理上说，谁是就业的主导者，谁就应该是教育的主导者，但是，面对以公司企业人力需求决定就业市场的时代潮流，教育行政官僚们仍然逆流而行，他们仍然千方百计强化对教育权力的控制，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计划来安排学科设置，其培养目标、课程内容与公司企业的需求脱节。2003年底，据中国社会调查所调查，63%的人认为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在教育集权的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占有了过多的超出他们责任承担能力的权力，这是权力的滥用。我们青岛南洋的一位高中孩子对我说：“我们的学习是形式化的，就像学习京剧一样。我们天天训练舞台上那些子武打招式，但与现实真刀真枪干不是一回事。为什么要我们玩命学这些用不上的东西？我们到底是为了谁在学习啊？”
第二，不能适应孩子的个性发展要求。现在孩子信息量大，很聪明，自我意识强，对自尊十分敏感，他们需要一个能给他们自信自尊自主的学习环境。但我们的教学和考试方法不断毁灭着绝大多数孩子的个性与自信，因此孩子厌学恨学的现象十分普遍。对许多孩子来说，学校如同牢狱，老师如同牢头一样讨厌。我们南洋一直想将学校营造成孩子的乐园，但是在现在的考试竞争的制度控制下，逼孩子就范也演化成了普遍的风气。我们的孩子生而有的灵气和个性，却无往不被磨灭。
第三，不能适应教师追求职业发展的需求。教师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们天天面对孩子，了解孩子的心理，对教育都有自己的一肚子想法。给他们更大的教育权力，他们教育创新的力量就会得到解放，中国的教育就会百花齐放，形成活泼生动的局面，教师的人格尊严和职业素质就会得以不断提高。但是，现在的教师只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奴隶，他们没有教育的自主权，没有教材选择和课程安排的自由空间。我问过许多有想法的老师：“如果没有教育行政部门的管制，如果不是现在这种应试制度，你还会这样教吗？”他们百分之百的回答是：“肯定不会这样教！”多元化诉求的家庭、多元化个性的孩子，被迫进入一元化的教育行政机器，毕业后他们又要直接面对多元化的就业市场。以高考为统一指挥棒的教育制度，就成了多元化社会发展的障碍。统一的高考带来了学校间、教师间和孩子间围绕分数的残酷竞争的负面效应日趋显现。教师为了分数而竞争，为了分数竞争而折磨孩子，他们的人格愈来愈单调，自尊愈来愈被毁灭，他们的职业活力愈来愈枯竭。
无论是从公平的角度还是从效率的角度，现行的高考制度都弊端重重。但是，为什么高考制度却逆潮流而动，愈来愈严格愈来愈不人性呢？为什么在越来越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教育部门控制的高考制度就一直没有根本改变呢？专家们说，这是由于大学有限，尤其是重点大学有限，所以总得有选拔甄选人才的考试嘛。我们不反对考试的选拔功能，但是，我们不得不置疑现行的高考考试的内容和方法，这些内容和方法是与教育行政部门控制的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和教辅一体化的。在这里面，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因素起了多大的作用！发达国家也有各种考试，进入著名学校一样要面对竞争，各大学一样要选拔人才，为什么就没有我们教育部门如此严密和残酷的控制系统呢？美国的大学是招考分离的，各学校有招生自主权。他们的大学一样要参考一些考试成绩，如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学术能力测试）和ACT（American College Test美国大学考试），但是，与我国高考制度不同的是，一是这些考试的举办者根本不是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而是民间考试机构。二是这些成绩不能成为学生进入学校的惟一标准，学校要根据自己的特色和标准，对入学申请者进行综合性测试。三是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学术能力测试）这类测试一年举办7次，学生交钱就可以参加考试，也可以多次参加考试，直到考到自己的满意的分数为止。这样的招考制度，将更大的自主权放到了学校和学生手中，这是对人民的尊重，这是主权在民的社会价值的自然反映。在这样的招考制度下，教育行政部门根本不能高高在上控制一切，根本无法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之手延伸进入教育圣地。所以，仅从考试的选拔功能出发，不能证明我们这样的高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我们的教育制度，反映出来的是权力在官不在民的专制精神而已。
“现在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对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是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行。”这话是谁说的？这是毛泽东说的，是毛泽东在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毛泽东反对应试教育是对的，但是他又走上了将教育完全政治化的错误方向。也许他想不到的是，他留下的两项遗产，在今天转变成了应试教育的基石，成为目前教育官僚们垄断谋利的基础，这两项遗产一是政治权力对教育的高度控制权，二是公立学校占了学校的绝对主流。这两项遗产到今天，构成了教育行政部门专制垄断权力的基础，这是高考制度难以动摇的根本原因。
考试制度不改，教学制度就改不了，教学制度改不了，不仅民办教育没有出路，公立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们也一样又累又气、痛苦不堪。我们的考试制度是一种权力和利益制度，它高度向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倾斜，所以考试制度的改变，背后就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大调整，就是社会应当监督和约束教育行政官僚的权力和特权膨胀，想到这一层，人们会说，改什么改，谁有力量来动他们吃在嘴上的肉呢？在教育官僚的专制压迫下，中国社会似乎失去了良知和胆量。很少有人来问一问，这一切合理吗？正义吗？教育行政官僚们吃在嘴上的肉是什么呢？是孩子的痛苦，是孩子身体体质的退化，是孩子近视眼的急剧增加，是孩子灵性和个性的被消磨，是孩子的自杀和被欺侮，是国家的自由和创新的活力。
2004年8月12日，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北大校长许宏智说：“实行当前的高考制度，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目前来说，没有更好的高校招生生选拔的办法。”同济大学校长万钢说：“一个人的知识可以在考卷上考出来，但一个人的能力和素质是不能在考卷上反映出来的。------高考是一把尺，学生进入教育是他的权利，你必须要有一把尺来衡量他，这把尺应该是多维的，但我们现在只是一维的，一个总分就决定了终身，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在我们国家现阶段的条件下，改起来太复杂了，也中有这个办法。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也说：“就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方式而言，我认为全国统一考试是好的。”真是遗憾，代表中国高考教育水平的北大、清华的校长们都认为高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为什么就不敢想一想招考分离呢？他们为什么就不敢为孩子着想，呼吁一下高考一年多考几次呢？他们为什么不敢想一想高校独立招生呢？他们为什么不敢想一想共同成立一个非教育部控制的高考出题机构，为形成中国的多元考试体系而贡献力量呢？他们为什么会认为专制垄断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呢？道理很简单，他们的任命与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相关，他们也只是被控制的官僚而已，不是有教育家独立追求的人。
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在我们洛阳南洋学校，我看见三个学生睡在草地上。我想他们在偷懒，走过去责问他们。他们对我说：“我们太累了，早上7：00开始上课，晚上到10点才完成补习，中午吃完饭就开始上课。我们实在太累了。”我找校长商量，校长说：“考分上不去，孩子就上不了大学。学校升学率低，北大、清华升学率低，排名一出来，我们的声誉就完了，招生就招不到了。实在没有办法！”我无言以对，这不是我想要的南洋的教育，但这是我不得不要的南洋的教育。把孩子推入考试地狱，毁坏他们的身体、个性与灵气，然后把他们送入大学，这样做的价值和意义何在？考大学就耗干了他们的元气，他们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成为没有竞争力和创造力的人群，这样的教育，价值何在呢？一位研究教育的学者们对我说：“中国的教育已进入一个以内涵发展和制度变革为主的新阶段。”我问他：“内涵发展指什么？制度变革指什么？”他说内涵发展指素质教育替代应试教育，但对制度变革，他就顾左右而言他了。他不是不明白，而是不敢说。制度变革，其实不就是变官僚专制的教育制度为自由民主的教育制度吗？不就是在教育上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吗？不能落实主权在民的原则，不能冲决教育行政部门专制垄断的教育罗网，我们的孩子无望，我们的南洋无望，我们的民办教育无望，中国的教育无望。我向全中国的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们呼吁，为了中国的教，为了孩子的身体和心智健康，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将其侵吞独占的教育权利还给社会：
第一条高考一年不能少于6次；
第二条高校有权自主命题招考。也有权自愿联合起来出题招考。公司和企业也可以组建考试中心。形成中国的多个高等教育考试中心，从事出题考试业务，市场化运行，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其地位和生死。以此形成中国多元竞争的考试制度。原来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的高考考试，只能算是各种高考形式之一，不能享有什么行政方面的特权。多种所有制、多个考试中心、多元测试方法自由竞争，由学校、家长和孩子来自主选择；
第三条考试和招生分离，还招生自主权全部还给学校。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们，人格不会比教育行政部门的人低贱，有了自主的权力，他们会承担起自主的责任。学校选择什么样的高考测试标准、以什么样的综合标准来招收学生，由学校自主决定。形成多元化的考试制度和多元化的招生制度的统一。
第四条取消教育行政部门对毕业证书、学历、文凭的控制和垄断，各学校自主决定颁发毕业证书、学历和文凭，各学校毕业证书、学历和文凭的价值由社会竞争来决定。
第五条各学校和教师具有自主设定课程、选择教材、编写教材的神圣权利，教育行政部门只能按照《宪法》和《教育法》进行宏观原则规范，不能以政策方式进行微观干预和谋利。
第六条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工作要由对学校和教育的全方位管制转向对贫困学生的扶贫，以教育券等形式免费支持贫困大学生上学。有任何一位品学皆优的贫困家庭学生因经济困难而不能上大学，要追究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
第七条公民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有从事教育事业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有权在法律的范围内举办教育机构，还教育权于社会。

应试教育的利益根源
所谓应试教育，指的是为了考试而开展的教育。这个概念，是与为了学生发展而开展的素质教育相对立的。只要是教育，只要是学校，都必然会有考试。中国绝大多数教师、家长和学生对中国的考试制度深恶痛绝，是因为我们特定的考试制度不是以学生为本的，不是为了测试学生的整体素质并改进学生素质上的缺陷，而是压制了学生的个性、毁坏了学生的身体、破坏了学生的自尊和自信。我们的考试不是帮学生的，而是整学生的。为什么多年来，应试教育的弊端有目共睹，成为社会共识，为人们所普遍痛恨，但是应试教育为什么不仅没有丝毫改善反而变本加厉了呢？我思考再三才终于明白，应试教育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观念认识上的问题，因为上至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至普通的平民百姓，谁都知道应试教育害苦了孩子，对应试教育的反感不存在什么观念上的阻碍。应试教育之所以长期不改，根本原因还是在权力和利益结构上，是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代表的教育专制特权利益集团需要应试教育，惟有这种一统天下的应试教育模式，最符合他们控制的方便，最符合他们的权力和利益诉求，是他们的私利在不断强化着应试教育的神经。惟有通过应试教育来吸食成万上亿的孩子的青春少年之血，才能很便利地把他们养得愈来愈肥。考虑到这一层，我感到了恐惧、愤怒和无奈。
考什么和如何考，决定了教什么和如何教，考试制度决定着教学制度，教学制度则决定着学生受教育的命运。没有人性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就没有人性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没有人性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学生就会受到非人性的对待。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下，学生受制于教师和校长，教师和校长受制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是教育领域的皇帝和主宰，他们利用他们控制的统一的高考、中考、会考和种种测试的指挥捧，将全中国的学生、教师和校长指挥得团团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巨大的教育特权给教育官僚们带来了巨大的特权利益，他们巨大的特权利益又使他们不愿改变教育险恶的现状，就这样形成了以教育行政部门为核心的权力与利益的相互滋养和相互强化。
搞素质教育，就是搞适应学生个性特点、以学生素质发展为核心的教育。从课程选择和设定上来说，就必须权力下放，应当以教师、家长、学生和专家为核心，共同来选择和设计每个学校的校本课程。但如果这样做，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教材和教辅卖给谁呢？他们的垄断利益如何实现呢？全国中小学的课本定价总额，每年在200亿元左右。全国中小学的教辅定价总额，每年在600亿左右。如果再加上试卷等有关费用，要突破1000亿元。根据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辅的回扣费用约在30%左右，也就是说每年约有300亿左右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这就是统一教材教辅和考试的好处。在美国，公立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向学生提供教科书。由于教科书是公共资产，所以学校要求学生要爱惜好教科书，学期结束后，学生都要将教科书还给学校，给下一年级的学生用。一本教科书，要经过许多届学生的手。但是，我们教材所每都有一点变化，学生不能从上一届学生处借用，这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教材每年销售的利润吗？近年来，面对全社会要求素质教育的呼声，教育行政部门也于近年在全国推广称之为素质教育和个性的新教材。也就是说，搞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也必须是全国统一模式，只准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一种模式的素质教育和个性教育，这不是素质教育的笑话吗？其实这不是笑话，而是权力和与此相联系的垄断利益。2001年初新课程出台，教育部开始全面推广，就有专家批评“课程改革领导者”的三重身份：以行政官员的角色在制订新课程，以学者的身份在宣讲新课程，以商人的身份从新课程中获取利益。
从考试内容来看，与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和教育部门规定的教辅环环相扣，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知识点就是考试的重点。为什么考试的出题不能活一些呢？为什么考试的出题不能给学生的想象力和素质发挥以更大的空间呢？原因还是在控制。如果出题过于宽泛灵活，那么考试与统一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内在联系就会松散，这种联系一松散，统一教学大纲、教材和教辅就失去了权威和价值，各学校就会自已选择教材和创新各种教学方法，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和垄断利益就会大打折扣。垄断利益需要僵死的统一大纲和教材，因此考试出题和考试办法就得随之而动，这是根本原因所在。1983年，教育部就下了死规定：从1984年起，高考按基本教材命题。利益指挥权力，有这样的特权利益在控制，所以教育部门一切关于素质教育的宏论都流于形式。在1997年1月16日前后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家教委领导人就提出要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强调的理由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应试教育以升学为目标，围绕应考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是一种片面的淘汰式的教育。它的危害，一是教育对象主要面对少数学生；二是教育内容偏重智商，轻视德、体、美、劳诸方面，忽视实践和动手能力，影响青少年生动活泼、健康地成长；三是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而素质教育较好地体现了基础教育的本质，它以培养受教育者在思想道德情操、科学文化知识、身体和心理素质、劳动和生活技能等方面得全面和谐发展为宗旨，为学生学会做人、求知、生活、健体、审美打下扎实的基础。”这话讲得多好，体现了多少优秀秘书的心血。但是，到1999年，高考新一轮改革的命题原则仍然是“遵循教学大纲，又不拘泥于教学大纲”这样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学校和教师们都明白，模糊中有不模糊的核心，谁敢不遵循统一教学大纲教学呢？显然，教育行政部门早就知道应试教育的弊端了，但是为什么近年来应试教育反而愈演愈烈呢？不知者不为罪，如果教育行政部门不知道应试教育之害而推进应试教育，这还不算邪恶。知道了应试教育之害而强化应试教育，这就是在故意坑人害人。分析近几年我国教育行政部门的做法，是不是在坑人害人呢？结论是明摆着的，简直是在谋财害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近公布了上半年价格举报的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居首位。据教育专家保守估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有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辅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就不应当是2000亿元，而应该是约5600亿元了。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这都是由应试教育这个杠杆弄出来了，所以应试教育就愈来愈厉害了，这有什么奇怪呢？真想搞素质教育的人，就是要与控制行政权力而且每年有500多亿黑色收入的这个特权利益集团作对，谁会有力量坚持下去呢？由应试教育生长出来的垄断利益集团为了独占垄断利润，拼命维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垄断权力。对普通的学生、家长、教师来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试卷、教材、教辅专制权+教育垄断特权分利集团”这个黑色堡垒，成了独占行政暴力的难以违抗的邪恶力量。

一个睡不着觉的中国人的十大不明白

我想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活了这么多年了，在国外还是被称为‘讨厌的中国人’，在老外的眼睛里，我们这些中国人更象一群只会工作、吃饭的虫子，虽然我比他们大多数人优秀。回首前尘，我还真的有点糊涂了，到底中国进步了没有？中国人进步了没有？我算了一下，我有十大不明白。我觉得不把这十大不明白搞明白，就难以安心。

一、为什么从古至今，中国任何朝代、政府在建立五十年内都会有一个瓶颈期和兴盛期，然后很快就会衰落？奇怪的是一千多年来一直如此，没有人总结出经验教训来？所以一提到形势大好，我就胆战心惊。

二、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安全感？是不是因为从古至今，中国任何朝代、政府都不把老百姓当回事（各朝代政府的头五十年除外）？所中国人从来不信任政府（从古到今，中国百姓与政府永远是在对立的两面，从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来）、不信任规则和秩序，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能拿得到手的东西，孩子从小就被教育‘不要吃亏、不要信别人’。所以中国人看起来总是象忙碌抢食的蚂蚁，不团结，不文明。另外，究竟有几个中国人在劳碌一生后能够肯定地说他自己很幸福的？

再例如，为什么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是二等人？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总是比中国人受到更多的保护，甚至犯了罪也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更不会见到警察的疾言厉色？而中国人的处女也可能被诬为卖淫？

三、为什么中国重视教育几千年，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文明素质还是得不到本质上的提高？教育方法、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中是不是存在有着上千年历史的缺陷？例如中国学生普遍地有知识却没有思想，再例如教育义务教育搞了几十年，学费却还在涨？上不起学的孩子（特别是乡下孩子和城里失业工人的孩子）却越来越多？

四、为什么中国人总是需要皇帝和家长，而不需要公仆？为什么中国永远都存在着特权阶层？为什么中国的专家层总是斗不过决策层，拍脑子的人总是干错事（不只限于经济方面），造成重大损失，却从来不必负责任，而且下次还是如此，交费交不停？

五、为什么中国没有象IBM、MICROSOFT那样的国际性大企业？原因是什么？凭什么说中国的竞争力比较强大？

六、为什么中国人、中国政府都那么爱面子，却不在乎实际利益的得失？国际上的国家利益争执先不说，单说国内常见的，例如为什么中国干正事时总没有钱，而干没有用的事时却钱大把地花？例如搞航空母舰编队没有钱，但每年吃掉的公款就天文数字；例如教育经费上涨很慢，但大戏院、磁悬浮之类的却成百上千亿地扔。

七、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反思自己？总是给错误找理由？为什么中国人上千年来没有改变自己，而日本人却很容易地改变自己国家的一切？为什么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能不能认真客观地分析出原因，找出中国没有能象日本那样进步的道理来，而不是‘骂’？为什么中国人、中国政府只盯着经济（也就是钱），却如老美所愿，弱化使中国屹立上千年的民族精神？

八、为什么中国从来不侵略别人（虽然有征高丽等，但总体看不算有侵略性，而且对外征战的皇帝总是被指为穷兵黩武），从来都爱护、帮助邻居，从来都在国际上主持正义，却总是受到恶霸和瘪三邻居的欺负？总是出力不讨好？

九、为什么别的国家可以拿出流氓的手段来为国家争取不正当利益，而中国却连合法利益都不敢出声维护？

十、为什么我这些想法不敢在国内公开地说？为什么自由民主科学的口号喊了一百年，现在还在喊？

以是只是我在辗转反侧时的粗浅想法，没有从深层次上整理出来，欢迎补充修正。可怜的中国人，英国、美国、德国的平头老百姓好象从来不必在床上想这些事。

一个拳头的中国，还是一盘散沙的中国？【转贴】
一个拳头的中国，还是一盘散沙的中国？──抗美援朝停战五十周年有感
作者：黎阳
中国抗美援朝收获何在？最大的收获在于让全世界从此认识到中国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拳头，就是说，整个中国社会已经高度组织起来了。这个事实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不得不承认。（如果谁一口咬定中国还是一盘散沙，不必嘴硬，放马过来跟中国打一打就知道是散沙还是拳头。）要问这种认识有多大意义？试看此例：朝鲜人擅闯日本驻沈阳领事馆，中国武警应日本外交官请求进入领馆处理。就这么件小事传到了日本国内却变成了“中国警察未经许可强行侵犯日本领事馆”，顿时掀起一阵反华歇撕底里。一份日本报纸更宣称：“要在几十年前，这意味着战争”！回顾回顾“几十年前”“九.一八”、“一.二八”和“七.七”事变，就可以知道日本人所言非虚：那些“事变”即战争的导火索哪次不是在现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不是说丢了个人，就是说怀疑有人黑夜里放枪，接着立刻升级成战争。狼要吃羊需要理由吗？侵略一盘散沙的中国需要借口吗？“说你错，你就错，不错也错。”如果中国还是“几十年前”那样的一盘散沙，那“沈阳武警”事件肯定就是一个新的“九.一八”。为什么这次日本人只敢嚷嚷不敢打了？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成了一个拳头，归根到底是中国抗美援朝的国威所致。新的战争尚未未发生便消于无形，这就是人家对待拳头和散沙的区别，这就是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又一次具体收获。这样的“具体收获”中国五十年来有过多少次？老实讲，不计其数。抗美援朝之前五十年，中国和平了几天？严格讲，一天也没有。而抗美援朝之后五十年，中国战争了几天？屈指可数。虽然有边境冲突，有台海冲突，但发生在中国本土内陆的大规模战争一天也没有。这难道不是黑白分明的历史事实？这难道跟抗美援朝毫不相干？这难道不是抗美援朝带给中国的具体收获？这难道不该归功于中国“一个拳头”的地位？

然而如此黑白分明的历史事实到了某些人嘴里却恰好黑白颠倒，好象中国处于一盘散沙时从来天下太平，而自从变成了一个拳头之后就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只有重新变成一盘散沙才会美妙无比，“百姓幸甚，天下幸甚”。这些职业骂人家们从来只骂“一个拳头”的中国，从来不骂“一盘散沙”的中国，几十年前赴后继，骂来骂去万骂不离其宗，无非是骂中国不该变成一个拳头，而应该变回一盘散沙去。实际上如果说成了一个拳头的中国要挨骂，那成了一盘散沙的中国则要挨打。面对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家倒是不那么起劲地骂，而是根本没那么多废话，一言不合上来就打：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抗日战争……除了战争外一盘散沙的中国还盛产什么？一是不平等条约：如 “南京条约”、“北京条约”、“望厦条约”、“瑷辉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每个条约都意味着中国在割地赔款、丧失主x权，而且愈演愈烈；二是各种各样的“惨案”：如“五卅惨案”、“沙基惨案 ”、“南京惨案”、“万县惨案”、“九江惨案”、“济南惨案”……每次惨案都意味着外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随随便便就向中国居民动枪动炮，打死了人扬长而去。这还不算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而如此残酷的事实那些“人x权卫士 ”从来不提；如此一盘散沙的中国那些“民x主精x英”则从来不骂。

落后要挨打，一盘散沙则更要挨打。只要是一盘散沙，不落后都要挨打，落后就更不在话下。北宋亡于金时比金落后多少？明挨清打时明又比清落后多少？同是赴朝作战，是甲午之战时中日两国间的差距大，还是抗美援朝战争时中美两国间的差距大？一个拳头的中国与一盘散沙的中国，两次赴朝作战，两种不同程度的落后，两种天差地别的结局，充分说明了一个拳头的中国和一盘散沙的中国的区别。不错，落后是要挨打，但想不落后就必须先变成一个拳头，否则刚追上几步就会被人家一个巴掌又打下去，永远别想翻身。比如当年杭州钱塘江大铁桥，虽然用当时比较先进的技术建设，但刚建成日本鬼子就打过来了，亲手建了先进的铁桥的建设者又不得不亲手把铁桥炸掉。一盘散沙、动不动就挨打，想不落后可能吗？总之，中国一盘散沙只能任人宰杀，只有坚持一个拳头才有活路。

别看中国自从变成一个拳头之后骂声不绝，但那些骂人大师基本是“狗掀帘──全是嘴上的功夫”，真敢扑上来的恶狗没几个，孤注一掷倾巢来犯的更是一个没有。这也算一种进步。俗话说“咬狗不叫，叫狗不咬”，只叫不咬的狗虽然讨厌，但比只咬不叫的狗多少“文明”点。人家从“动不动就打”进步到“动不动就骂”；从“动口更动手”的恶霸进步到“动口不动手”的泼皮，这已经够乖的了。

但是必须牢记：这种“进步”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中国必须是一个拳头而不是一盘散沙。只要这个前提一去掉，所有那些“进步”马上烟消云散。那些专门诅咒一个拳头的中国的“民x主精x英”们使尽浑身解数干的其实只有一件事：把一个拳头的中国拆成一盘散沙的中国，其所谓“民x主”其实乃是“无政府”， 最终目的是颠覆。他们拼命想让中国人相信的就是中国所有不幸全是因为成了一个拳头，而只有把这个拳头拆成一盘散沙才可以人人上天堂。如果提及一盘散沙的中国受屈辱的历史，这些“饱学之士”马上会说那是中国人自己惹的，现在人家文明了，讲人权民x主了，再也不会欺负人了，等等等等。这就好比某大汉吸x毒吸得倾家荡产、皮包骨头，不管谁都上来煽他几嘴巴。最后这个大汉被打急了，下狠心戒了毒，恢复了元气。几个不识相的泼皮又打上门来，被大汉一顿拳脚揍了个鼻青脸肿，于是一干泼皮赶紧躲得远远的破口大骂。可骂归骂，谁也不敢再挑头上前了。这时跑来个“民x主牌”鸦片推销员，跟大汉说你长得这么魁梧实在吓人，所以才挨骂。人家众泼皮现在早已经改变本性了，变文明了，讲人x权了，要民x主了，不会再欺负人了，你用不着再长那么壮了，还是享受享受这“民x主牌”鸦片的美味吧，这可是你“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这大汉该怎么办？是该相信毒品贩子们的如簧之舌，把自己的命运押在那些泼皮的良心发现上，还是相信自己的亲身经历，把自己的命运纂在自己的拳头里？

历史上外国主动送货上门、逼着中国人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的东西只有两样：鸦片和宗教（现在改名曰“民x主自x由”）。至于中国人自己想要的东西，如先进产品、先进技术等等，往往拿钱买都不卖给你。人家向来坦率得很，公开承认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自己利益，决不舍己为人。既然如此，那怎么能指望人家硬塞给中国的东西就是中国最需要的好东西，又怎么能指望人家所做所为是在“学雷锋”，真正为中国着想呢？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生活中别指望天上会掉馅饼。真正的好东西，比如好工作，好机会，大彩票等等，别人争还来不及，怎么肯白给？走在大街上如果有素不相识的人莫名其妙跑上来热情套近乎，首先应该留心的就是自己的钱包。同样，对那些跟中国人从没什么交情却偏偏不请自来对中国的一切都指手画脚的“民x主牌”鸦片推销员，中国人当然应该尤其警惕：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

外国大兵长驱直入巴格达，伊拉克的几十万件国宝文物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抢而光。对中国人而言，这跟当年“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故宫国宝情景何其相似乃尔。就凭这一条，这个世界比当年“文明”了多少？尽管人人满口仁x义道x德民x主人x权，不过嘴上说说而已，本质的东西半点没变。英国的历史教科书现在仍把“鸦片战争”称为“中英贸易战争”，意思是说因为中国赖账才打起仗来的。人家从来没有正式承认当年发动那场毒品战争是做错了，更遑论纠正错误，比如赔礼道歉、归还抢去的中国文物等等了。有了前科，又不认错，如果中国再变成一盘散沙，谁能保证人家不再干下去？谁能保证那种局面不在中国再现？

只要是一盘散沙，即便有了和平协议也不敢说可以高枕无忧。要想捣鬼，什么情况下都能玩出花样来。美国电视连续剧“乡村女医生”里有这么个情节：又一次和平协议之后，美国军队送给印第安人一批毛毯。不久印第安人部落怪病流行，人们束手无策。主角──一位白人乡村女医生最后发现印第安人得的怪病是天花。但美洲印第安人从无天花病史，这位乡村女医生开始怀疑那批毛毯有鬼，便跑去质问当时负责送毛毯的军官是不是故意把天花病人用过的毛毯送给了印第安人。军官只简单回答了一句话：“很抱歉，我是奉命行事。”实际上的历史事实比电视剧上披露的情况要残酷得多。当时的白人殖民者的确蓄意把天花病人污染过的毛毯卖给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从没得过天花，没有丝毫抵御能力，结果往往整个部落的男女老少全部死绝，他们的土地财产全部被白人殖民者白白占有。印第安人在美洲大陆几乎灭绝，“天花细菌战”功不可没。只不过对这些事实那些西部牛仔片往往讳莫如深，美国媒体也从不象对中国出现的问题那样大肆宣扬，只有有心查询才能发现这极其血腥的历史一页。（利用Google.com搜索一下”Smallpox blanket□走K可以查出一些这方面的历史资料。）

满口“人x权”“民x主”“自x由”的“精x英”们从来不肯告诉中国人那些“民x主国家”的老祖宗的这“辉煌”的历史前科；也不肯告诉中国人那些“民x主国家”从来也没有对此公开正式认罪认错，更不用说反省、赔偿、退赃了；（恰恰相反，人家每年要庆祝“哥伦布节”，纪念这血腥历史的开创人。）当然更不肯告诉中国人只要条件符合，当年发生在北美印第安人身上的事同样有可能发生在中国人身上。什么条件？一是有动机，二是有手段，叁是无制约。

有动机──确保自己的根本利益。印第安人是美洲大陆本来的主人，欧洲殖民者担心有朝一日印地安人不再是一盘散沙时会清算他们巧取豪夺去的一切，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他们杀光，一了百了。黑道土匪杀人越货就是这种心理。那对中国的动机何在呢？很简单，第一要确保自己独占地球资源。不是已经有 “专家”告警了吗，“地球的资源承受不了中国变成发达国家”，言外之意中国必须停留在不发达状态。（克林顿在清华大学的讲话中也曾说过如果中国象欧美那么发达的话对地球的污染就承受不了了。）但中国有过历史的辉煌这个事实本身和中国人的能力决定了中国人不可能甘心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总要千方百计发达起来。不管是谁，不管以什么名义，有可能说服十几亿中国人放弃生存、发展、富强的欲望吗？既然哄不过，吓不倒，骗不了，那萌发杀机有什么可奇怪的？第二是心里有鬼，因为过去把中国人欺负苦了，生怕中国人强大起来清算老帐。不管中国人如何委曲求全不称霸，人家照样整天嚷嚷“中国威胁论”，因为人家从来是“耗子趴秤杆──拿自己秤人家”。偷儿眼里别人都不干净，婊x子眼里别人都不正经。自己强大时收拾起别人来老实不客气，怎么肯相信别人强大起来会对自己手下留情？难怪整天盘算着“先发制人”。

有手段──技术上的“专政”，只许我打得着你，不许你打得着我。当年欧洲殖民者掌握了印第安人毫无抵御能力的天花病菌，可以杀人不见血，印地安人则束手无策，只能等死。而根据现代基因工程技术水平，发展出可以灭绝整个种族的基因武器并不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种族不同，基因特征明显，正是基因武器大显身手的理想所在。只要中国变成一盘散沙，自然没能力发展出自己的对抗手段，在基因武器面前只能束手无策，当年印第安人无声无息“自动消亡”的历史完全有可能再现。

无制约──外部无力对抗，内部无人反对。当年殖民x主x义思想盛行，充满“征服劣等民族有理”的论调，加上信息封锁，美洲大陆无论发生什么灭绝人性的惨案一不会为外界所知，二不会为外界所动。所以欧洲殖民者搞起种x族灭绝来既心安理得又毫无压力。而今天虽然是“信息时代”，但世界主流信息是被西方垄断的，可以不留痕迹地对要害信息随心所欲地放大、扭曲或封锁。实际上有关中国的一切信息在“民x主国家”仍然一直是被封锁和扭曲的。别看西方媒体泛滥成灾，但别指望从中发现有关中国的任何正面报道。有关中国的消息本来就少，而报导出来的消息只要跟中国有关，稍微客观一点已经算是不错了，如果大肆宣扬，则保险不是什么好事。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整个社会已经培养出了一种潜意识，即中国无好事。在这种大环境中要掀起反华浪潮实在易如反掌。所以中国人最好别指望西方社会会仅仅出于良心而自动制约任何反华行为。任何压力和制约如果有也只可能是出于实际的利害关系：跟一个拳头的中国作对吃了苦头占不着便宜，不得不缩回去。只有一个拳头的中国才是制约一切反华浪潮的真正力量。如果中国变成了一盘散沙，那这种制约和压力马上就不存在了。

总之，历史也许不会重复，但完全有可能惊人地相似。只要条件符合，谁敢保证当年美洲印地安人被灭绝的历史不会再现？即使有人来“保证”，这种“保证”又值几文？人家能够强行占领整个大陆而沾沾自喜，能够灭绝整个种族而毫无悔意，能够制造、装备足以毁灭整个地球多少次的武器而犹嫌不足，能够多次公开谈论要把整个国家炸回石器时代而心安理得。面对这些，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死存亡是应该寄托在中国保持一个拳头的实力上，还是应该寄托在那有前科，有动机，有技术手段，又没有什么东西能自我制约去灭绝整个种族的人的“良心”和“保证”上？对中国人来讲选择只有一个：是愿意挨打还是愿意挨骂，怕挨骂就别怕挨打。要么坚持一个拳头的中国，挨骂不挨打；要么退回一盘散沙的中国，到头来挨了打还得挨骂，亡国又灭种。

从一盘散沙变成一个拳头，历史只给了中国人一次机会，而这唯一的一次历史机会也是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死了不知多少万人才好不容易抓到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摸索了一百多年，挣扎了一百多年，奋斗了一百多年，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法子，包括一切今天“民x主x精x英”们孜孜不倦教诲的“民x主之路”，目的只有一个：把中国从一盘散沙捏成一个拳头，摆脱挨打的命运。但所有这一切全都失败，只有毛泽东成功了。不管他后来做错了多少，反正他把中国从一盘散沙变成了一个拳头，而没有把中国从一个拳头拆成一盘散沙。就凭这一条就可以说毛泽东是英雄。毛泽东去世几十年了，骂他的人仍然如蛆如蝇，层出不穷。但所有这些骂手及其嘁嘁狺狺嗡嗡嘤嘤都如同放屁，臭一阵子就消失了，没有一个能因此而历史扬名，更没有一个能因此而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分一毫。相反，他们的所做所为更衬托出了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份量：只有他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以至于他的敌人在他死后这么多年仍然能感受到他的存在。诚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别看如今中国有些人似乎把毛泽东了，但别忘了，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危机之秋的产物，一旦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些中国人一定还会把毛泽东找回来，因为保家卫国毕竟离不开毛泽东思想。

回顾抗美援朝前后中国的处境，总结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对中国人而言，今天区分敌我的根本标准是看其主张一个拳头的中国，还是主张一盘散沙的中国。凡是主张一个拳头的中国的，必然是“我”，凡是主张一盘散沙的中国的，必然是“敌”。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一家之言：严厉打击正版！
作者：长卿  2003-9-28 20:09:16 
出处：博客中国(Blogchina.com)      原始出处： 世纪沙龙 
 
       我没写错字，我也没喝醉，这句口号在心中压抑了许久，只不过一直没有勇气喊出来。

　　恩格斯是这样评价哥白尼的，“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像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动，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我虽然胆怯，畏惧这‘私有财产神圣’的铁律，但我终究是要呼号，以检验自己的良知与这社会的公正。

　　在杰弗里．迪弗的《蓝色虚拟空间》中引用了一句话“要想铲除电脑黑客和电话飞客，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消灭所有计算机和电话。。。。。。二是充分满足需求，让人们免费获得所有信息。在这两种办法的任何一种成为现实之前，什么也不会改变。（《黑客与飞客攻略入门》）”

　　黑客，他们最喜欢做的大概就是解密了，他们客观上促进了‘盗版事业’的发展，不得不承认，我个人是受益于盗版的，曾经有朋友问过我，你拥有的软件价值多少？我开玩笑的说，如果按照盗版来计算，那不值几个钱，如果按照正版估算起来，估计有上百万。可以毫不客气的说，没有盗版，那么我可能仍然在田间种地或在车间苦干，一辈子仰望富人们的神圣权利。

　　专利、版权、知识产权这些由私有财产制度衍生出来的律令，横亘在富人、精英与穷人之间，穷人欲改变自己贫寒卑微屈辱的地位，他们却没有经济能力来取得这些可以致富的手段，他们只能继续卑贱的出卖体力，一辈子处于被压迫被蔑视的位置。

　　没有知识就没有了一切，要取得知识却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这就是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的根本原因，穷人为了取得知识，改变自己的地位，他们一定要得到知识！

　　得到知识的手段要么是富人良心发现，要么是穷人自己去争取！

　　这个时代，知识是如此的昂贵，上大学需要缴纳天价巨额的费用，学习软件需要昂贵无比的金钱。我上大学的时候，学费很低廉甚至免费，所以我现在才能和诸位平起平坐，讨论问题，如果我晚生几年，那么我只能是一个农民！可以问一句，哪一个软件从业人员最初自己买得起正版软件、正版书籍？简单的如一套微软开发工具包，盗版只需要四十元，凭借这四十元学来的知识，我可以足够的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并跨入白领的行列。哪位是拥有私人正版的？复杂一点的如ＵＮＩＸ开发手册，一套正版价格大概是１６００元，这几乎是我学生时代两年的生活费用，而我得到它却是一个电子文档，一文钱没花过，凭借这个盗版，我可以此生不被饿死。

　　时代在发展，私有制的弊病越来越隐蔽越来越肮脏，它们借助法律和世俗的庇护，义正词严的打击盗版，高傲的垄断知识和技术，在社会前进的轨道上，越来越多无力得到知识和技术的人被抛弃被碾轧！

　　于是有了黑客，于是有了盗版，他们也许动机并不是太高尚，但是有的黑客的的确确是喊出“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技术共享”口号！他们让更多没有能力购买知识的人廉价甚至免费的得到了知识！他们在做的是，挖掘一个足可以埋葬私有制的墓坑！

　　维护正版权益的公司、朋友们，我体谅你们知识、技术被窃的心情，但这是私有制无可免的‘阿喀流斯’之踵。打击的手段再严厉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穷人是大多数，他们必须得到知识和技术，你们不应该也不可能阻止这个趋势，虽然政府和法律是站在你们那一边的。

　　当然我有一个建议，既保护你们的产权，又能兼顾穷人得到知识的权益！那就是由国家来购买，然后免费发放给大众，当然你们损失会很惨重，不过你们仍然是富人，穷人却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你们坚决的说不，你们咬牙切齿的痛恨我和这世界的黑客，你们彻底的消灭了我们，那么穷人未必会永远忍耐你们伪善的法律和正义，他们可能会疯狂盲目残忍的摘掉你们的脑袋！你们可以烧死我，但是我所说的终究会是一个现实，你们的后代以及受我言论蛊惑的穷人，他们更会坚信众生平等，每个人都有得到知识的权利，都有改变自己卑微命运的权利，他们会不顾一切的去追求，而你们将成为我的殉葬品。

　　你们可以说共产主义从来都是一个空想，但是穷人要追求自己的权利，他们要生产资料要知识要技术，你们继续漠视他们的要求吗？漠视即意味着死亡！！！

　　刚刚去书店转了一圈，想买一本《哈利波特》，一看价格，吃了一惊，５９元整，我只好苦苦的笑着，我不得不去看盗版，网络上真的有盗版，穷人有了网络真好，我才明白美国人为什么要在贫民窟实现免费上网，为什么那个温姓台湾人要在大西北搞什么‘千乡万材’计划，因为他们知道，网络是知识盗版的天堂，而穷人最需要的就是知识！！！

吴洪森：学费暴涨的三大后果

我国从1989年开始实行大学收费制度，当时每学年学费是200元。1989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年收入，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1376元人民币，200元学费占平均年收入的七分之一，加上生活费和其他学杂费开支，平均以每年500元计，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占年收入的50%左右。与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和落后的）相比，这比例已经算很高，但还承受得起。十二年后，学费暴涨到5000到1万不等，涨幅为25倍到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是6860元，比1989年增加了5484元，增长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十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学费加上生活费等开支，供养一个大学生，平均每年支出为1万2千元。等于夫妻两人平均年收入。但是，做爹妈的自己也要吃饭活命呀。因此，学费暴涨后，家中出了一个大学生，而父母年收入只是全国平均水平，就难以承担了。
　　
加上高中也实行收费制度，稍微好点的高中，学费和大学一般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孩子进了高中，又利考上大学的话，只有平均年收入的家庭，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将处于负债状态。而大多数家庭的收入就是平均年收入水平，甚至更低。
　　
提出教育产业化的初衷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亮点，据一些所谓专家的测算，每个学生收费5千，200万人头，可以给大学直接带来100亿收入，间接可以带动2400亿的消费。我不知道他们这2400亿的消费是怎么算出来的。实际是，自从学费暴涨后，老百姓更不敢花钱，甚至小孩还没有出世，就开始为他将来的教育存钱了。
　　
因此学费暴涨的结果，不但没有刺激消费，反而使消费萎缩。
　　
学费暴涨的另一个严重后果，使广大贫困家庭子弟更无出头指望。通过考上大学来改变自己命运，几乎是贫困家庭子弟唯一希望，现在掐断了他们这唯一的希望，我们的社会会变得更美好更令人可爱吗？
　　
通过科举考试，实现社会高低阶层之间纵向流动，是中国几千年的优良传统，这传统是有助于社会稳定的，可是学费暴涨，关闭了底层人向高层流动的途径，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优良传统就被彻底破坏了。
　　
自从大学学费暴涨后，大学生源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在实行收费制度之前，农业地区来的学生，在大学里占60%-70%，和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还比较接近，实行高额收费后，农业地区学生只占30%左右了。如今的大学，已经成了富家子弟的乐园。这些从小不知民间疾苦的学生，将来当了官，政府机构都是由这样的人把持，他们制订的政策恐怕会更加脱离社会现实。
　　
在高收费利益驱动之下，大学年年扩招，短短几年，招生人数就翻了一倍多，2003年招生规模已经达到655万。只是为了赚钱的低质量扩招，大大降低了大学水准，由于扩张速度远远超过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毕业即失业将成为3、4成大学生的必然命运。
　　
几年前，为大学高收费辩护的官员，振振有辞地喊道“谁得益，谁投资”，那么毕业即失业，这投资不是成了泡沫投资吗？为了得益的投资，结果成了泡沫，谁来负这个责任呢？让投资者自己来负责，考大学就变成买股票了。问题在于大学是股票吗？
　　
除了中国，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纯粹从商业赚钱的角度来看待高等教育。大学不是简单的商品和消费的关系，大学办得好，得益不仅仅是受教育者本人，而是全社会。这就象喂养婴儿吃奶，如果做母亲的对婴儿喊道，谁得益谁投资，否则不给喂奶。那么儿童保护机构一定会把这母亲送到疯人院去，另找人来喂养婴儿。
　　
望子成龙是中国人最顽固的心态。学费暴涨，广大家长只好在其他方面拼命节省，攒下钱来供养孩子读大学。可想而知，含辛茹苦几十年，换来的是毕业即失业，对大学生本人、对供养他的家庭，所带来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在这样沉重打击下，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对政府将产生怎样的心情？
　　
因此，高收费导致的大学生供过于求，将不是一个简单的就业问题。
　　
因此，大学学费暴涨所带来的三大负面后果，消费萎缩还算是最轻微的后果。大学生源结构的改变、毕业即失业这两个后果更为严重，对社会的影响也更为深远。教育部门在高收费政策中赚了钱、发了财，可是负面后果却会让全社会来承担。
　　
当初制订政策的时候，为什么就不愿多思考一下？为什么就听不进反对的声音？
　　
教育产业化口号最初斯坦福大学提出来的，本意是将大学的知识和技术优势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由此，斯坦福联合周边几个大学创办了硅谷，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作用。可是到了我们这里，教育产业化却变成了高收费。这种不思创业，只想捞现钱的习气，不但鼓励大学盲目扩招，而且卖文凭的风气也顿时在全国蔓延开来，严重败坏了大学的道德，使得大学日益腐败。
　　
这表明，涉及全民利益时，只从一个部门的利益出发、只从眼前利益出发来制订政策是万万要不得的。
　　
治理国家，治理社会，需要全局的、综合的、长远的眼光和头脑。只顾眼前一时需要，没有综观全局联想将来的头脑，是治理不好国家的。
早在3年前，中国青年报等报纸就刊发《教育产业化不是教育商业化》的文章，代表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高额的教育收费和大学毕业就面临失业的现实，一方面关闭了农民、城市低收入者阶层子女上学的大门，另一方面使得他们失去了上学的信心，直接造成了更多的农村新文盲。很多经济落后地区，农民的孩子10多岁就去打工。试想，长此以往，国家将要有多少低素质人口？将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

教育产业化不是变着法儿敛钱！！！

现在国内的学校为了发财，掠夺性收费几乎像黑社会，除了对学生敲诈勒索，对干部搞文凭也是放宽的令人咂舌：交一大笔公款给学校，不消一两年，就可拿到所谓的研究生、硕士、博士学位。

还有就是举办各种名目的培训、委培、联办学校，不遗余力搜刮民财。呜呼！我大中华的教育，竟然发展到如此令人可恨、可气的地步。

教育经费的不足，固然有政府拨款不足的因素，但多数学校乘机利用政府的默许，超额榨取家长的腰包。

高额收费同时也使学生减负成为一句空话：为了不至于在考初中、高中时因为分数不足被收取巨额的费用，家长们平时只得请家教、请老师补课，除了增大开支，学生根本没有休息的时候――实际上，中国的学生的竞争，从小学时代就开始了。而这是人为造成的极不正常的竞争，无异于一个民族的灾难！

当那些贫困生被迫撕毁大学录取通知书走上打工路的时候，当那些家长因为筹集不起成千上万元学费上吊自杀的时候，当他们的姐妹为了哥哥、兄弟上学，不得不买身的时候（这绝不只是报刊的新闻，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们应当这样发问：

――科教兴国，绝不只是少数富家子弟的事情，他们也绝对承担不了这样的重任。

教育高费，其实就是搜刮民财的“高费”！而它的使用，漏洞百出！！！
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早已提出：加强对教育收费的管理和监督迫在眉睫。但是，这样的整顿治理到底有多少实质效果，只有天知道了……

最重要的一点，教育经费绝不能由学校筹集，政府应当多拨款，这才是治本之策。因为，教育是关系到国家、民族振兴的大事，绝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市场经济”而让一些人打着“市场”的招牌胡搞！

向日本人学习!――对日全攻略 (好文，转联合早报――中日论坛)
 
 
 
中日“友好”都几十年了，回首过去，不难发现倭夷民族更本就没有像我们理解的友好那样的内涵，而是坚守了它一贯的侵略野心。这里固然有文化背景的差异，扪心自问我们也有上当受骗的感受，也就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友好”交往，换来的是倭夷民族的肆无忌惮。个中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我们应该彻底摒弃那些所谓的“世代友好”的陈腐观念，也像日本人那样彻底的奉行“实用主义”。针对倭夷民族欺软怕硬的民族贱性，本文提出以下这些观点以抛砖引玉，可能有人会持不同观点，笔者欢迎商榷。

　　关于经济往来

　　自改革开发起，由于我们自己的原因，致使倭狗产品在我国的泛滥，不仅如此，日本民族搭上我们改革开放的顺风船复苏了他们的经济。但是，这些倭狗不仅不好好的跪拜谢恩，还不断的挑起种种事端，政治上右翼势力嚣张，军事上磨刀霍霍扩军，经济上摩擦声声不断。不仅如此，在向我们出口的废旧钢材中夹杂足以炸毁一个大型炼钢炉的废弃炸弹，向我们的三峡工程塞不合格钢材，特别是臭名昭著的丰田公司，居然把有毛病的汽车反说成是优良品质的表现，就连一个小小的五十铃也专门制造不合格的车桥来坑害我们。所有这些事实的发生确是非常令人痛心！也足以证明倭夷民族实在是一个不屑与之为伍的下贱民族！所以，我们应该从现在起，就应该对倭夷民族采取彻底的边缘政策：也就是要充分的利用我们拥有庞大市场的优势，有计划有步骤的采取有力措施，逐步的、彻底的把倭狗货赶出中国市场去！在这里我们还应该确立的思想是：虽然我们已经加入了WTO，但我们不应该一味的全面贯彻“经济全球化”那一切的一切，要学会娴熟运用WTO机制，有极强针对性的、有理有节地对倭夷民族的软肋进行全面封杀，比如高铁、三峡工程等等项目，我们就完全有权拒绝它们参加此类国际招投标。这里应该清楚的看到：虽然日本民族有技术优势，但我们的优势是它们的这些技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其他国家的渠道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对它们开放市场而养虎遗患呢？！我们为什么要与中华民族的世代仇敌为伍呢？！就像我们反对为了生存而破坏环境一样的道理，难道我们仅仅为了倭夷民族的那点蝇头小利就置民族自尊心于不顾？？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样的民族是伟大还是窝囊呢？倭夷敢于公然违背处理废弃毒气弹有国际法，签了条约都可以狡辩，我们凭什么要对这些背信弃义的狗东西理论什么WTO规则呢？所以，对这样的下贱民族也就只有全面奉行以牙还牙才是正道！比如：我们不是有那么多的政府部门要精简吗，利用这些下了岗的编外人员来专门整治这些倭狗企业，放手让他们去这些倭狗的企业里横挑鼻子竖挑眼，放手让他们去罚款。这样，这些人就不会因为下岗而不满，进而推动我们政府机构的改革，何乐而不为呢？再次应该强调的是：我们需要的搞技术完全可以通过其他国家的渠道获得，倭夷民族如果离开了中国这个大市场又该怎样呢？可以想象吗？市场在我们手里，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我们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所以我们还应该建立专门的部门来加强对倭狗货加强监管，对倭夷民族的一举一动密切关注，一旦它们有什么动作，我们就立刻反击！就像 “大葱与汽车”的对峙一样立即反映、迅速反击！把妄想搭上我们经济起飞顺风船的倭狗毫不留情的踢下船去，对于世代血仇的倭夷民族就是应该毫不手软！

　　倭夷民族不是采取及其卑劣的手段窃取我们景泰蓝和宣纸技术吗？那么，我们的全体企业家也要有心计的采取实际行动，有计划有步骤的对倭狗产品进行必要的“似是而非”改造，以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完全可以达到“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的目的；我们还应该大力支持在日留学生像昔日倭狗的商人或者浪人那样，有计划、有组织的找机会搞情报搞图纸，没有机会搞到有价值情报的人就去放手的骚扰倭夷民族社会，就要把倭岛搞得上下人心惶惶，看它倭夷民族怎么办。

　　关于脱亚入欧与与时俱进

　　这里我们应该认真反省的是为什么仅仅两百多的美国比我们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民族要强大？所以，我们就应该彻底的抛弃那传统中糟粕的成份，应该像日本民族那样认真学习西方的所有先进理念，认真虚心地学习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果，分享这些人类共同的智力财产，认真总结和虚心学习他们强国的经验和管理国家的手段，在经济上加强交流与全面的合作，真正的、实事求是的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以我们的实际行动脱亚入欧！真正融入到国际大家庭之中去！以此来切实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在这个只认实力的国际环境中，又有谁来理睬这些和平友好的高谈阔论？没有强大的国防，在强权环绕的环境里，渲染“和平崛起”就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与虎谋皮” （崛起在于竞争，而竞争的残酷与和平是对立关系，连这些基本逻辑原理都不懂的伪专家学者们居然提出如此荒谬的概念来误国误民，真正应该滚回老家去等死）。既然倭夷民族不遗余力的围堵我们，屎原慎太狼也口口声声的辱骂，我们的政治家们为什么不公开称呼倭狗？！在这里根本就用不作客套而口忌什么才是！倭岛报刊大肆炒作犯罪问题，我们也应该鼓励所有的媒体对在华倭狗的丑形大肆爆光才正确，倭人胆敢犯法，我们就是依法严惩，可抓可不抓的就是要抓！可判可不判的就是要重判！可杀可不杀的就是要杀！特别是在小犬纯色狼拜鬼的时候，我们就不失时机的多抓、多判、多杀它几个倭夷犯人，难道天就会垮下来不成？！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倭夷政坛和媒体的各抒己见而不应该是一言堂，我们的政治家什么时候也公开称呼倭狗，什么时候我们就真正的与时俱进了，难道不是吗？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像倭夷法院那样判小犬违宪了，就真正的实现了依法治国，难道不是吗？

　　关于国民教育

　　倭夷民族右翼公开的反华游行行为及其更深层次的根源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它们的这些行动对倭夷民族的下一代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既然如此，我们的对策就应该是确立“爱国主义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战略方针，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加强对我们下一代的教育，要教育他们勿忘国耻。虽然我们已经免费开放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应该加强全国各地抗日纪念馆的建设并且有计划的组织学生们轮流去免费参观，接受这些教育。此外，我们要鼓励一些软件公司设计这些游戏软件，出版系列的幼儿读物，从小学语文课开始，有系统措施的加强这些教育，激励他们发奋读书，长大以后奋发图强，励精图治。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采取有力的措施，立法对文化经营公司实行专营管理体制，一旦违规就严惩，看这些狗汉奸还敢不敢赚昧心钱，在海关严格目录检查制度，对违规者开除公职，看这些人还敢不敢犯法。只有这样，才能杜绝倭夷民族的文化对我们下一代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应该对倭夷右翼的活动及其屎原慎太狼的所作所为随时告知全体国民，让中国人民牢记倭夷民族犯下的罪行。

　　倭狗地方政府不是立法严禁它们的学生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吗？不是有倭狗学校以中国为假想敌展开军事训练课吗？对于倭狗政治家的这些险恶用心，我们不但不采取对应措施，反而还自欺欺人的高唱什么“世代友好” ，实在是荒唐之极！所以，我们也应该命令各级地方政府迅速立法严禁学生使用倭狗产品，恢复学校的军事训练课并且教会他们如何在战争条件下歼灭倭狗，如有不从立即严惩违法校长。我们的官员不都是些政治家吗？为什么只抓行政事务而对这些危及国家未来的大事不闻不问呢？倭狗政府恣意放任的对小倭狗灌输丑化中国的行径，难道我们就无动于衷了事吗？难道当今之世真的是“世人皆浊我独清” ？如果是这样，即使壮大起来的中国也仅仅是一个不堪一击的泥土巨人，难道这就是我们伟大民族复兴的目标？我们的政府官员究竟是政治家还是些窝囊废？实在是应该好好反省！

　　关于民间对日索赔和与归还ODA挂钩问题

　　日美关系好都年年纪念广岛被挨原子弹，美国也公开展出当时承担原子弹投放任务的轰炸机，难道我们不可以法定“9.18”为国耻日？我们凭什么要顾忌倭夷民族？实在是不应该作茧自缚！面对我们的民间对日索赔一再采取抵赖的狡辩，对它们遗留的毒气弹遗留问题虽然签订了条约也一再采取拖延术，所以，我们完全有权首先通过全国人大来重新定义“对日免赔” 并且作出新的司法解释，然后建立专门的班子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指导和鼓励民间对日索赔。同时，我们还应该鼓励中国的民间组织与韩国的相关机构和民众组织联合起来与日寇论理到底，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支持和鼓励亚洲其他国家成立相关的机构和民间组织轮番发起对日索赔行动，问题不解决就不屈不挠的一谈到底，这些问题有搁浅，经济交往就不向前，看它们怎么办（倭夷民族在朝鲜问题都是要一揽子解决，我们为什么不把索赔和经济交往与倭夷民族捆绑谈判呢？）。我们就是应该大张旗鼓的把这些问题弄成一个很大的国际问题才罢休，就是要把倭夷民族搅得焦头烂额以伸张人间正义！

　　如果这些措施仍然不见效的话，我们就有权利将这些问题与归还它们的ODA挂钩。倭狗不是通过ODA来干预我们的核试验甚至还干预9.18网站的建立吗？我们也应该通过人大立法，把遗留毒气弹问题以及倭狗的右翼反华、修改教科书和小犬纯色狼拜鬼等等问题通通与归还ODA挂钩，如果它们不听话，我们就依照我们的国内法不归还它的ODA，如果它们仍然要狡辩，我们就理直气壮的根据国内法在它们的ODA中如数扣除！如果倭夷不服，把这些问题闹到国际社会中去的话，如果有些国家或者团体、组织不明真相而帮倭夷打抱不平的话，我们就盛情的邀请这些国家或者团体、组织来中国实地考察并且把这些费用通通算在倭夷的头上，当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就是这些朋友抛弃倭夷的时候，如果是这样，倭夷就给了我们提供了一个揭露它们丑恶历史并且死不认帐的大好机会，彻底打破倭夷妄想做政治大国的狼子野心。如果倭夷不作声，我们的那些饱受屈辱与摧残的受害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赔偿而大大的节约了诉讼时间和免除了他们再次受到的精神打击。所以，面对倭夷这样狡猾的敌人，我们一定要彻底屏弃按步就班的假清高思维，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和智慧，像倭狗那样，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完全可以不按所谓的“规则”来出牌。否则，我们将再次面临“甲午海战”那样因为体制带来的无尽伤害！

　　关于对日外交

　　我们应该全面调整我们的外交政策：除了日本民族以外的任何国家我们都奉行互惠互利的原则，而对倭狗，即使对我们有利的也置之不理，中国人就是应该有中国人的血性！！！对于我们的政治家而言，如果过去有倭夷民族的ODA为借口的话，现在没有这些理由了，也就应该放手的采取有力措施，彻底的边缘倭夷民族！！！

　　倭狗卑劣的在国际上大造“中国威胁”和率先鼓吹“人民币升值”，妄图利用国际压力来阻止我们的前进。面对倭狗的修宪扩军，我们就是要充分利用遍布全世界的大使馆和驻外新闻机构采取各种手段制造和大肆渲染“倭狗军事威胁”的国际舆论，充分利用G7分歧和欧盟与美日的矛盾，在国际上还原倭夷民族是一条恶狗的国际形象，让美国去约束倭狗行径和让欧盟国家鄙视倭狗，以此来阻止倭狗妄想进入安理会的企图，同时采取一切措施并且把拉登队伍的注意力引向倭岛，减轻欧盟与美国的安全压力，用我们实际行动来脱亚入欧和与发达国家之间达成真正的默契。

　　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首先应该彻底批判“弱国无外交” 的陈腐观念，彻底奉行“外交是强国最重要手段”的政策，彻底放弃对台湾声严厉色而对倭夷民族只是瞎嚷嚷的错误作法。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逐步退位“长官意识” ，组建针对各个专题都有庞大专家队伍组成的专职研究机构以发现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对付方案，娴熟运用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孙子兵法》战略战术，充分利用我们能够利用的、能够调动的一切外交资源，纵横捭阖于国际舞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赢得更长的和平时期以确保我们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关于中日再战

　　倭狗政治家不是以为有了核武器和TMD就高喊要“中日再战” 吗？一旦开战，对于没有战略纵深的小小倭岛，我们就是应该学习倭寇在战争中无限度使用暴力的手段：我们有那么多要淘汰军用飞机和潜艇现在就应该好好的保存起来，中国人再笨，给这些飞机和潜艇设计和装配套自动装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即使再落后，确保百分之十的命中率就足够了)，一旦战争起，几千架单程军用飞机直飞倭岛，即使不落在人口密集区或者核电站、兵工厂等战略打击目标，倭岛有那么多的森林，也足以让倭夷民族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了，而潜艇则可以在倭岛四周的海边制造大量的海啸摧毁它们的港口、破坏它们的航道和环倭岛制造海洋生态灾难。如果这些还不够的话，不是每年都有海风吹向倭岛吗？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些季节里向倭岛放飞带有细菌之类的生物武器气球待飘到倭岛上空才引爆，把倭夷民族遗留在我们国土上的那些毒气弹一一送还给它们！既然天老爷都愿意帮助我们灭倭，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替天行道” 呢？如此对策，是不是倭夷民族花了巨资建立起来是TMD和费尽心机搞的原子弹更便宜和更具备杀伤力？仅仅这些生物气球就足够我们确保第二次核打击的杀伤力了。所以，倭夷政治家的都是些跳梁小丑！如果我们占了上风，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杀进倭岛去！倭狗不是以及其残忍的方式摧残过我们的女英雄赵一曼吗？那我们也就有理由组织一帮倭狗流氓去好好的轮奸致死倭夷民族的女日王爱子它妈雅子！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解气的天大好事情吗？！难道我们就允许咱们英烈的献血白流？！

　　既然倭夷民族死不认罪，我们就应该利用现在的和平时期充分做好一切准备，不但要从军事上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保养好那些淘汰的飞机和潜艇并且精益求精的设计好不同的前进路线和制造好那些自控装置；设计好气球的最佳载荷量与最佳的引爆时间，测试好最佳的气球放飞地区。调查好环倭岛的海洋流向以确定潜艇爆炸的最佳位置。我们也应该像倭狗那样深谋远虑的依法通过“有事法”而确立我们的“紧急状态法” ，明确宣布我们在受到威胁时“有权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确保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失”。立法在先还可以避免一旦开战后我们有可能遇到的国际麻烦而痛失战机！切不要以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并且有核威慑，就能确保天下太平而放松应该保持的百倍警惕性！

　　总之，在战争方针上我们不必惧怕倭夷，在经济手段上我们也有主动权，在高技术上我们有更大的选择权，那么，对我们的世代仇敌倭夷民族不但应该彻底摒弃所谓的友好政策，更应该拿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来，彻底摈弃陈腐的条条框框，多制定一些有丰富想象力的政策，再配套强有力的法律体系，在外交上彻底的边缘和在经济上窒息倭夷民族！！

我们为什么需要黄牛?
舟客
不管有关部门怎么打击, 票贩子, 也就是黄牛, 一直都是社会中无法忽略的一个角色. 每到过年过节, 黄牛的角色还格外重要, 这可以从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喊打之声看出来: 哪有群众演员这么吸引眼球的? 虽然黄牛们演的是反派, 反派当然要干掉, 但考虑到他们毕竟是生意人, 他们一没有从火车站武装抢票, 二没有逼迫人们买票, 他们能立足生存, 说明他们的服务还是有市场需求的. 那么这个需求是怎么产生的呢?

想像第一个场景: 我是个卖油条的, 因为家里锅小, 暂时只能每天卖100根油条; 又因为定价牌需要油漆, 而我既嫌麻烦也嫌味道, 所以每天只能定一次价. 我今天看到买油条的人排起长队, 一定会认为自己卖的价钱太便宜了, 明天就要提高价钱, 提高到让我利润最大 (因为煎油条的成本一定, 利润最大也就是营业额最大). 在这个价钱下, 油条的需求量一定不会多于100根, 因为如果需求101根, 那说明我如果再提高一点点价钱, 仍然可以卖掉所有的100油条, 获得更大的利润.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有黄牛来买我的油条, 然后想把油条就地倒卖, 那他一定是闲着没事找刺激, 或是黄牛初出江湖想长经验. 他为什么挣不到钱? 想像一下, 如果这位黄牛买走所有的100根油条, 他如果想达到最大利润, 他的定价一定不能高于我的价钱, 因为我的价钱已经是让我利润最大的价钱了. 也就是说, 这位黄牛的最大利润是零!

想像第二个场景: 假设我刚刚把油条价格提高到2块钱一根(真够过分的), 我的利润达到最大, 油条的需求恰好是100根. 第二天就有人向工商局举报, 说我哄抬物价, 然后在工商局同志的说服教育下, 我把油条价格降到2毛钱. 这下一来, 每天我的油条店还没开门, 买油条的人就已经排成长队了. 我也发现买我油条的顾客和从前的有所不同, 现在的顾客特点是有闲工夫等, 因为如果他们不在我店门口排队, 也没有更有意义的活好干; 在我这儿排队至少可以用2毛钱享受到市值2块钱的油条, "赚"了1块8毛. 假设每个人都需要用劳动获得收入, 现在的顾客消费一根价值2块的油条, 他仅仅贡献价值2毛钱的劳动, 比较场景一的交易, 1块8毛的社会财富就被浪费掉了. 而从前买我2块钱油条的顾客很可能就买不到我的油条, 因为现在比的是闲暇时间和排队能力, 他们很可能不行. 另外我意识到, 以前的顾客比现在的顾客更爱我的油条, 因为2块钱的价格把所有认为我的油条只值2块钱以下的人吓跑了, 而现在的顾客很可能不认为我的油条值2块钱. 钱挣得少了, 再加上不欣赏我劳动的顾客, 我马上觉得煎油条没有乐趣, 一定不会想换口大一点的锅, 多煎点油条什么的.

想像第三个场景: 然后来了真正的黄牛. 他们会很早就来排队, 用2毛钱买下油条, 再2块钱卖出去. (假设他们也像我一样不得不每天只开一个价, 他们一定会出这个价, 因为这个价使他们利润最大. ) 这样一来, 最终又是愿意出2块钱的顾客消费到油条, 而这些顾客为得到这2块钱, 一定在其它行业付出了价值2块钱的劳动. 于是在这个交易过程中, 除了黄牛的时间, 没有社会财富被浪费, 这里唯一和场景一的区别在于财富的分配: 本来属于我的利润现在被黄牛赚走了. 这也相当于黄牛做了我的销售经理, 并霸占我的利润. 在这个场景中, 最终的消费者需要黄牛, 因为如果没有黄牛, 他们凭排队能力很可能没法吃到我的油条.

再想一个场景: 因为有好几个黄牛在竞争我的油条, 有人开始暗地给我送钱, 让我给他们多留几根. 渐渐的, 零星和心虚的交易变成规则, 比如2块钱的油条我会1块钱幕后留给黄牛. 这样的安排没有最早以前赚的多, 但总比卖2毛钱赚. 于是我又有了煎油条的乐趣, 也开始考虑是不是该换个大一点的锅以增加收入. 同时, 我意识到, 我也需要黄牛, 甚至已经离不开他们了!

好, 故事讲完. 我们可以从场景一清楚地看到, 如果交通部门可以自由浮动票价, 绝对不可能有黄牛的存在. 场景二告诉我们, 因为交通部门基于体制现状只能把价格定在低位, 有限的交通资源就不能被最需要和生产力最高的顾客使用; 不用金钱而用排队决定谁消费交通资源, 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相比场景一); 价格定在低位, 不利于激励有关部门(比如私人公路运输)扩充交通资源. 场景三告诉我们, 黄牛的出现使有限的交通资源重新被最需要和生产力最高的顾客使用; 而这些顾客, 需要黄牛的服务. 最后一个场景告诉我们, 黄牛的利润一般会部分流到有关部门的官僚手中, 这一定程度上激励官僚增加交通资源, 以获得更多贿赂; 当然, 这些寻找贿赂(寻租)的官僚也需要黄牛. 总之, 顾客, 官僚和社会都需要黄牛.

当然讲这么个故事, 我并不想歌颂黄牛, 也不想鼓吹单单放开票价在现在的国情下会解决春运混乱. 春运问题, 就如我在<<怎样根本解决春运问题>>中所说, 恐怕源于更深的社会问题, 单单放开票价对于广大民工甚至是很不人道的做法. 我作此文, 在于明确和强调交通系统改革的方向和紧迫性. 春运问题不是靠"加强打击"黄牛或者所谓的"黑车"来解决的; 黄牛只是现有制度的必然产物, 对社会也并无坏处. 春运问题, 最终一定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我怀着一种特殊的心情迎接教师节的到来。
　　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明白这个节日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没有兴奋也没有激动，更多的是迷惘和反感，我迷惘是因为在这样的国度里，教育正在划向一个无底的深渊，教师正在成为一个悲壮的牺牲群体，给这样一个群体享用一个什么节日，还有什么实际意义？我反感是因为每到这个节日，政府和官员就开始了大规模作秀，媒体也开始假惺惺煽情，“蜡烛”、“春蚕”一类的比喻几乎能够让所有的人背过气去！老一套的表演老一套的说辞，让人不知今夕何年。有点变化的是原来的节日发50元钱，现在涨到100元，原来发白糖毛巾之类，现在可能发的是色拉油或者是百货大楼的代金券，恩赐一般！
　　 在以往的教师节，我反感大多基于一种本能的、对虚伪和表演的弃绝，在今年，我却从理性的高处和灵魂的内核中感到了可耻和愤怒！
　　 去年，我所执教的师大一个女生自杀了，从办公楼的12楼跃下来，脑浆迸裂，绽放成一朵无奈又无告的花；今年，我校一男生在下午4点钟左右，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一个女生连捅四刀。年轻的生命在我身边接二连三地消失，来自心灵的疼痛使我一次次在梦中惊醒，然而我的学校当局在生命消陨的面前，首先想到的是封锁消息，不但对外拒绝媒体的采访而且对内也不给师生有所交代，好象生命的消失就是一堂可有可无的课。我知道，女生的自杀是因为经济问题，据传，在她的遗物当中，最显眼的就是欠帐单，家住农村的她，为了到这个比三闾大学还次的学校上学，他们家向亲戚朋友借了在他们看来不啻于天文数字的钞票，而所有的借条上都签着她本人的名字，并注明毕业以后加上相当的利息一并归还。就在去年国庆长假回家返校以后，正准备毕业的她，在感到就业困难的时候，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疏解自己的压力，有关老师到她家里去，看见的是一个完全不能想象的破败家庭，她的家所有的家当，包括即将颓毁的破房，加起来可能还不值3000元钱，这是在大都市近郊的农村；教育和不平等的社会合谋杀害了这个青春女孩，我们能够说什么？即使媒体介入报道，他们又能说什么？那个杀同学的男生，据说是对女生产生了单相思，似乎没有其他什么归于社会的原因，但是传说者大多语焉不详。就我的认识来讲，我认为无论是个人原因还是社会原因，一个大学生居然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屠刀砍向一个自己暗恋着的女孩，理所当然是我们大学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是一种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必须面对的道义责任，我们的教育难道孳生出这样的杀人狂，还能够轻易逃避责任吗？大学所忽视和牺牲掉的大学精神、虚假繁荣背后所潜藏的人文危机、大学扩招大跃进下的生命虚掷、学校当权者愚蠢而盲目的所谓大学升级运动、对大学教育体制被金钱、权利锈蚀后种种罪恶的无视、教育者们对道义和真理的放弃等等，一切都在今日产生了报应，可悲的马加爵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虽然更多的诸如马加爵事件的大学惨案被我们当局压制，但是被压制的仅仅是惨案的消息而不是惨案的发生！
　　 如此，我对于当今大学的思考，已经不再停留于大学教育体制的改革或者大学精神的倡扬，我只需仅仅将思考回到起点，就能在这一片喧嚣声里，发现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生命将如何被我们轻视被我们摧毁，真理如何被出卖被践踏，学术如何成为装点门面的饰品、研究如何成为晋身的手段――归结到一个哲学命题上就是，我们的大学始终把人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导致了我作为人、作为一个教师耻辱感强烈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大学教育体制弊政顽劣而不自知，教学、科研的量化管理和大跃进式的发展观，写就了中国大学教育的堕落历史，21世纪更加变本加厉。
　　 曾几何时，大学成为全社会有志青年向往的圣地，大学，总是和这样一些庄严而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殿堂、学府、精神家园、学术前沿、净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栋梁、自由民主、天之骄子、民族未来等等，从苏格拉底的大学理念开始，大学一直是作为一种文明延续和发展的空间而存在。她的职责是以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关怀、创新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独立个体为目标为理性的国家培养合法的公民。大学，她不应该只是培养工具的场所，也不是容忍政客的官场，她最不应该的是成为一个交易市场。但是这一切“不应该”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都成了顺理成章的主流，成为一个模式被纷纷克隆。当前，我们的教育体制虽然标榜的是一种义务式教育和公民、公益性教育，但是实际上我们所推行的不过是一个什么也不是的怪胎模式：一方面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教育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延续工程，必须强力实行某种精神理念的种植，要实现标准化的人才培养计划；另一方面，由于大学传统与大学精神本体的强大影像力，使大学在实行这一标准化时，本身无法避免地会出现所谓的反意识形态（即“自由化”）的思想，所以，大学教育在当局看来她既是必须加强的又是不能放心的，由此造成现在的大学教育处于一个十分难以恰当定位的尴尬境地，于是在市场化面前，大学在保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只有通过产业化方式寻求生存空间。政府实际上在这里是不负责的。一旦把大学置于市场的惊涛骇浪当中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向哭穷的大学、一向神圣的大学突然之间就放弃了曾经的圣洁形象，疯狂的加入全社会捞钱的潮流，而且更加虚伪更加残酷更加无耻，因为在换取最大化利益的过程中，大学投入的成本是精神的价值，牺牲的代价是整个大学传统和大学师生乃至于是整个民族的未来！
　　 大学弊政如今越来越明显地这样显现出来：一是校长负责制成为校长、书记及其同仁的独断制，所谓改革方案也好、教师考评也好，从来就是自上而下的，对于教育改革、大学改革这样一种重大公共事业的的纲领措施，如果不广泛经过师生的认可而强力推行，其结果是任何改革不过都是带着个人色彩的盲动，权利效应在大学里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一切以市场化为标准，而法律尚不健全的今天，权力就意味着对利益的侵占，这在我校正在实施的改革方案中成为了一个“亮点”，庞大的行政机构、严重的脑体倒挂现象已经无端侵害了教师的利益，同时这个侵害总是因为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得以取得合法化，因为规章制度和考核标准的制定以及考核程序的实施实际上就掌握在同一组人手中，并且一旦规章发出，它就成为一个标准，任何教师有无不同意见一律视为默认，余下的工作就会非常顺利！更为荒唐的还是，同一级别的教授和行政人员居然实行双重标准，一个副教授要升教授，除了教学工作量以外，还必须有科研成果的杠子、还必须有教书育人的成果，还必须通过学生对其教学效果的打分等等，但对于一个副处长升任处长，无非就是上面的态度和本人的要求而已……这些大家都明白的不公平，其实要算到“教育”弊政上似乎还很勉强，因为行政系列根本就与教育不搭界，但是这个本身属于人事制度的东西，它无处不在影响着教育，因为，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对于教授的苛刻，对于行政服务系统的“宽厚”，实际上我们很容易看到所谓聘任制中的私营企业的影子，在这样的大学里，基本权利不断受到侵害，还哪有什么科学民主的奢望？教学作为主体在今天的大学实际上成了叨陪末座的角色，充当这种角色，你不耻辱吗？
　　二是产业化和市场化造成大学教育的本末倒置。无论是灌输国家意志还是延续人文传统，作为大学的起码职责，应该而且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成为一个大学的核心目标，这个核心目标的核心又必须围绕教育这个实际环节。只有在今天这个经济时代，才会有所谓“为教育、学术而经济”还是“为经济而教育、学术”的问题。按我对国务院关于“产业化”的理解，应该是教育机构包括大学，可以进行产业开发，你可以去炒股票你可以去开发地产你什么都可以作，单单不能把教育本身作为产业来经营。在最初听到产业化呼声的时候，我天真地认为（事实上也应该是这样），大学的事业可以划为两个部分，产业和教育，产业负责为教育提供经济基础，产业的盈亏都不可动摇教育的神圣！但是目前产业化的结果是大家都将教育本身作为资本甚至赌本，去发展所谓教育经济！这不知道是国务院的初衷还是下面理解的偏差，或者是因为大学除了教育本身以外根本就找不到别的资本使然？由于市场化在大学里的非常规演进（这里的非常规指大学进入市场没有遵循起码的经济原则，仅仅是将国家资产作为资本进行简单的买卖，买卖权以及价格的定位完全掌握在没有起码经济训练的人手中，用行政事业的方式从事着经济行为，连成本核算概念、市场――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也不考虑），教育腐败随之应运而生，无限膨胀的欲望从此笼罩在大学上空。
　　 所谓本末倒置的判断，我基于这样的实际经验――大学纷纷扩招的实际理由并不是像宣称的那样让更多的人受教育，而是为了滚滚财源。因为大学完全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其规模，生源实际上就是市场的代名词，高昂的学费就成为大学迅速奔小康的保证！但是这样的结果就几乎是完全放弃教育。就我所见，在我的学校（相信所有的学校都一样），每年招生季节是最让某些人兴奋的时候。（至于招生环节的腐败与黑箱我在此不赘述，我当然也无法更无需去收集证据，因为完全可以想象，最近关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黑钱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我切身感受的是，像我身处的这个“三闾”大学，不足350亩的校园，教师不到1000名、只有一撞8层的教学楼，居然够接受13000多名学生，过重的负担以至于教师全部成为讲课机器，因为教室不够，很多课程就安排的周末和晚上，学生可以轮流上课，而教师和教室永远没有轮空的时候，有相当部分老师每周上30多节课，最多的每天就要从早晨到晚上上10节课，因为如此重压，我们学校把大学标准课时从每节50分钟压缩到40分钟，每天上午安排5节课、下午安排3节课，晚上安排3节课，也就是每天11节课。不仅如此，由于学生多，教师少、教室少，很多专业必修课都还得采取大班制，一个巨大的教室常常容纳近200人，这样长期疲惫的上课和这样超规模的班制，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老师在无奈地完成教学任务，而所谓任务不过就是在讲台上站满那几十分钟，挣得他该得的课时费，他们在为任务忙碌而不是为教育忙碌，他们晨昏不辨、“宠辱皆忘”、行色匆匆，不过是为了一个工作量的指标，当然也并不排除少数善良的老师因为实在不忍心看这些孩子们被荒废的一点点恻隐之心。说白了，这样冲锋陷阵的结果，在我们得意洋洋地宣扬培养了多少多少人才的数字的时候，只有天晓得这个数字背后有多大的真实性。这还是其次的问题，关键的还是，在紧张的教学任务中，教授们已经无暇顾及所谓学理、所谓知性的建立，连标准的装配都谈不上了，更不能期望所谓人文传统的延续。
　　 在市场欲望蛊惑下的欺骗性教育里，我们除了残次品和市侩外，我们还能向社会输送什么？在学校迅速脱贫奔向小康的路上，我们看到的是大学教育被金钱强奸后的奄奄一息，是理想被践踏过的尸横遍野！
　　 成人教育被看成是大学的另一棵摇钱树，在没有市场化以前，成人教育的确可以被认为大学为社会培养更多人才的重要一翼，行使着特别重要的职责，也收到很好的效果。然而一旦沾染了金钱的臭味，一切都变得可疑。鄙人作为全国最差的大学中最优秀的教师，每年必然会被派往一个又一个成人教育面授点，须知，在80年代，被授以成人教育权利的老师都必须是精心挑选的，上课扎实而深入，而那时的成人学生都经过严格的考试和筛选，都是各地推选出来的精英，教学双方都十分珍惜十分努力。而现在呢，情况则大不相同，就我所上的文学课程来说，有几个关键问题让我“出离愤怒”，一是学生来源万分可疑，因为上课的过程中你完全可以感觉到他们犹如一群白痴，对你费力讲授的东西一脸茫然，起初我检讨自己的讲课方式，继而怀疑课程设置，但很快我就彻底明白他们茫然的道理了。我上专科升本科的“新时期文学”课程，在我的意识里，任何一个专科生起码应该在专科阶段学过“当代文学史”之类，所以对新时期文学应该不陌生，只是一个深入的问题，后来我才发现，我的这些“本科生”，大多数拿的专科文凭都不是中文专业的，他们来自当前中国大学专科所能开办的几乎所有的专业：数学、生物、外语、历史、德育甚至音乐、体育！这个结果把我吓得不轻，问他们为什么要中途转科，回答更让我无法言说，他们说中文好过关，容易拿文凭，不过是死记硬背而已。再说了，他们也并非想这样像白痴一样来学，是因为当地所在单位强迫他们读本科，为本单位学历结构作贡献。这个难堪的现实，就把大学推到了与学生以文凭合谋欺骗社会的轨道上，至于这一点，天地良心，大学最为清楚。二是教育目的完全异化，因为在每次面授动员的时候，我听得最多的就是要保证及格率和过关率，这个保证完全可以翻译为是对市场占有率的保证，对收入的保证！谁都不必管什么教学效果人才质量！其他课程其他系科我不知道，对于大多数文学知识相当于小学水平的学生来说，我保证其及格的手段只有一个――放水！一般在校本科生必须一学期才能学完的课程，在函授时仅仅安排3、4天时间集中拉完，即使老师是天才，学生是天才也不能胜此重任，我不“放水”我怎么向人民以及人民币交代？――我耻辱啊，我是教师！
　　
　　 每当我看见充斥学校各个角落的学生，看见由最简易的民工房改成的学生宿舍，看见他们在酒吧、在夜总会流连的时候，每当我看见学生越多图书馆越冷清的时候，我都不禁要问，他们的父母真值得化血汗钱将他们送到这里来虚度吗？他们既然在这里什么都不能得到，值得赔上4年的青春吗？这样的大学能给他们什么？冷漠、自私、虚伪、对财富的欲望、对知识的轻慢，还有对大学精神本身的侮辱！如果仅仅是为了将大量中学毕业生赶进一个有围墙的地方圈养起来，以暂时缓解社会就业与治安的问题，我们又何必这样去寻找光明的理由，让大学来蒙此羞辱？每当看见媒体上赤裸裸的招生广告，我也不禁要问，一个大学的广告居然比普通商业广告更加恬不知耻，中国大学除了金钱就没有其他可以追求的吗？至于抢夺生源、空许承诺、营私舞弊等而下之的做派比商场更为惨不忍睹，基本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了！
　　 大学扩招，种下的即使是龙种，最终收获的也一定是跳蚤！
　　
　　 到此，有必要再次提及我们的那个因贫困而自杀的女生，她的生命或许是绝对的社会贫困、或许是中国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夺去的，但是大学难道就有理由躲在这个社会问题的背后庆幸自己的面前有挡箭牌吗？在公平原则危机的今日，我们不但毫无选择地维护着制度的非法性，而且承担教育主体任务的我们，从来也不追问自己在巧取豪夺的社会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我想问的是，在我们理直气壮地声称“为稻粱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在社会苦难的现场别过脸去吗？在我们实行收费教育的时候，又有几个人在探询那些来自农村，经过千辛万苦考来的学生，他们的学费是怎样筹集的呢？而在我们的大学里，又有几个官员了解贫困学生们手中有多少帐单呢？当一个政府把本来该自己承担的教育任务通过所谓市场化改革，转嫁给社会和大学以后，政府职责通过学校当局来行使的时候，急功近利的大学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深渊呢？
　　
　　 三是浮夸风泛滥虚构着大学教育的神话。这决不是新鲜的话题，但身处其中感受弥切。
　　 首先是学校升级成风，专科向本科、学院向大学、普通大学向重点大学、专科大学向综合大学……等等，而升级的条件据说有若干软硬指标。但是就目前我校升级过程来看，几乎就是一场闹剧，在迎接检查、考评之前的突击冲刺、各项指标的东拼西凑就不再去谈它了，单是在上级考评小组到来之前我们手中接到的校当局用于统一口径的小纸条就让人大倒胃口，上面有这样一些数据：正教授多少、副教授多少（有许多是外校临时借来的），博士学科多少（当时根本就没有）、重点学科多少，图书馆藏书多少等，数据都是虚假的，所以，在考评小组离开以后，我第一次有向上级表功的冲动，向领导汇报时是这样一副口气：这次我表现很好，一句真话都没有说！那个听我汇报的既是哥们又是书记的领导顿时失语！这在别人听来肯定是笑话，但它的确是真的。“我院”成功地升为“我校”以后，我们看到的是校门从新修葺，花园更加洋盘。这是形象固然重要，但应该与这些“形象”相适应的内里的东西却不足与外人道，比如一个简单的例子，从我院到我校仍然延续着10年不建教工宿舍的传统，公共设施仍然没有添加的迹象……！升级，不过是学校当局领导下的集体舞弊，或许我们期待升级会给我们带来实际的好处，但这个好处的换取牺牲了我们作为大学教师的基本准则，我们的不诚实种下了无法剔出的祸根，面对天真的学生，我们将无地自容！其实学校升级理应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它依靠实力作证良心保底。如果这样挖空心思的蒙混过关，不加掩饰地集体作假，不得不让人怀疑只有这么一些解释：尽快地为权力寻找提升的借口，无情地为市场拓展更残酷的空间，贪婪地为掠夺建造更具欺骗性的平台！现在流行的大学城建设，就其规模和投入来讲，都是纯粹的经济行为，完全背离教育原则，因为当权者已经明白，搞批发市场当然比零售更具魅力，完全忽视了不同大学本身应该具有的风格与特点。当然，搞这样的大学城本身就是一个“项目”，而项目这个东西在西部开发过程中意味着圈钱、意味着一个缔造富翁的运动，我们都很明白，根本无须需审计风暴的提醒！
　　 其次是以适应社会的名义，大兴增设学科之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社会对各类专门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加大，大学新兴学科也应运而生，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问题是当大学搭乘市场的快车，以追求效益为目标的学科建设一旦蔚然成风，势必形成这样的现象，许多大学不管自己师资情况如何，也不管对该学科有无实际研究，只要是能赚钱的学科就盲目上马，一时间各个大学竞相开设广告专业、影视专业、商品学专业、经济管理专业、文秘与公关专业等等，这些专业说白了都是市场泡沫，我所在的大学，本来就只是一个小小的师范学院，老师们也不过是这个学院或别的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但是，这些从来没有进入过市场，没有实际经验的人，突然之间就开始对市场指手画脚，开始在讲台上纵论天下经济。最为不可忍受的是，学校开设这样的课程，从来就不愿意在师资培训上化功夫，尽管知道老师们对这样的学科也只是门外汉，但是培训需要金钱，这个投入在当局看来是不划算的，所以这些新学科的老师们在学生面前的优势只是早一天熟悉教材而已。恰恰是这样的学科竟然成了当今大学的显学，也成为大学开拓市场树立形象的一张标签，似乎没有这样的专业就没有市场，就不是现代化的大学。究竟这样的专业对社会有多大贡献大学是不会去考虑的。随着学科泡沫的翻涨出现的是学位过热和文凭过热现象，为了充实所谓的学科梯队，硕士博士成为当然的条件，于是各类学科的硕士博士点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而这些所谓的“点”也不过是滥竽充数，其“点”的情形与新开专业同出一辙，不过是为金钱而设，大致教育学科审批机构在这中间没有少拿好处。我所在的系，就曾经在一年之中考上一个兄弟学校5名博士，在报考之前，两个学校的频繁往来和亲密接触更不在话下。其实，这中间就是体现的一种市场操作，我们需要学位来装点门面，兄弟大学需要通过代培博士来找钱，至于考试本身和攻读本身，只是一个过场。大家都深恶痛绝的文凭买卖和交易，大学是始作俑者，说得刻薄一些，大学是制造和贩卖“假文凭”的最大骗子！
　　 在欺骗者的行列，我的确感到耻辱！

题目：自主开发和民族工业(以奇瑞公司为例)
嘉宾：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第二届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会员)

路风：很高兴，跟大家随便聊聊，因为特别忙，所以不可能有什么展开。这样我想从自主开发讲起，因为现在关于自主开发，特别是汽车工业的自主开发是一个很火爆的话题，新浪网的汽车版上炒得一塌糊涂，网友评论也特别多。这两年汽车工业高速成长，但是同时你看大街上跑的车，百分之九十都是外国牌子。这个对比很鲜明，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从今年开始到两会期间，自主品牌、自主开发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之后一浪高过一浪，正在热头上。整个看，从媒体报道，大家可以看出来，舆论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正在强调自主开发，我今天上午参加《人民日报》和《中国汽车报搞》的一个汽车创新论坛，主题也是自主开发和自主品牌。本来下午还没完，我说我已经先答应这里来讨论了。

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多数人士主张自主开发，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说你要全走自主开发，自主品牌，那是在反对开放了。那我们就谈一谈，为什么在开放的条件下还一定要坚持自主开发的问题。我以汽车工业为例，然后讲一讲自主开发企业奇瑞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有个概念叫竞争力，什么叫竞争力呢？竞争力是一个开放时代的关键的词，如果你是封闭经济的话，像我们过去计划经济封闭的时候，就不存在竞争力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中国企业的效率高也好，低也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是隔绝的。但是现在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商品、服务、资本还有少数高技能的人才跨越国界的流动。这种流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竞争。也就是说现在的企业、工业和任何一个国家都越来越暴露在一个世界范围的市场竞争面前。竞争力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什么叫竞争力？竞争力并不是指的实物生产率，比如说亩产粮食多少斤，人均钢产量多少吨。为什么不是指这个呢？因为在开放的市场条件，如果你的产品是可替代性强的产品，你会发现你生产的越多，市场价格越低，你得到的就越少，甚至有可能造成积压，最后生产者血本无归。举个例子，这几年彩电打价格战，产品价格很低。
你看那么大屏幕的彩电才卖一千多块钱，有的企业老总说卖台大彩电才挣半只烧鸭子钱，而且最近被反倾销以后，国内的市场价格又得受到影响。原因就是低水平重复，产品可替代性太高。中国生产很多便宜的产品，那个东西你生产很多，但并不赚钱。竞争力指的是什么，竞争力指的是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能够在质量上、性能上及服务上为消费者提供难以替代的价值。什么叫难以替代的价值？你买奔驰车他就给你提供一种价值，这是难以替代的。耐克鞋没有一根一线是在美国做的，但是他就靠品牌把利润的大头赚走了，因为大家相信他的质量，相信他的风格。品牌代表一种精神的作用，为什么你去买意大利服装，立刻就愿意多掏一千块钱？这些东西是长期培育的，品牌是其一个标签，他能给你带来除了实际用途，还有其他的精神上、心理上的价值。竞争力表现为高赢利能力，其来源就是难以替代、难以模仿的这些东西。现在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你只能从事比较低端的生产，那么你从事的这些经济活动或工业生产，就变成可以高度替代的东西，所以说你是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末端。可以替代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你的劳动力成本低的时候，跨国公司可以在你这生产，但是有一天你的高了，又出现比你更低的地方，他很容易就能把资本转移了。为什么那么容易转移呢？因为你是最容易替代的。你不就是简单的组装嘛。如果要有竞争力就需要有能力，有技术，还有其他的，包括品牌营销等等，我们讲组织能力，然后你有这个能力的基础，品牌是一个标志，然后你才能在国际产业链中从事越来越难以替代的工作，这个时候利润是往这走的，也就是说能力决定了全球财富的分配，有能力者拿大头，打工的拿小头。

我先说一下这样的概念，然后讲到中国的汽车工业。汽车工业大家都知道中国走了二十年合资的道路，比如上海大众，上海通用、一汽大众、东风日产、东风雪铁龙，等等。走合资道路有历史原因，首先要承认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先进国家的低，汽车工业又非常明显，另外还有体制上的因素，所以合资道路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国家的政策初衷从来没有说我们就这样永远走下去，政策目标始终是说，我们最后要达到自主开发。几次产业政策的文件从来都是这么说的，但为什么走到现在反而走不出来了？我们从技术上分析，政府的产业政策目标是个三段论：第一是从先进的国家引进先进的产品技术，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实现零部件的国产化，第二步走完了，然后第三步达到自主开发。二十年过去以后，我们发现结果是离自主开发这个目标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三段论的假设是错的。生产零部件的能力跟汽车的整车开发能力是两回事，且不说所谓的零部件国产化实际上还是大量由合资企业生产的（比如大众来了，它的供应厂商也来了，跟中国企业合资，而中国企业仍然是用现成的图纸来生产），就是零部件你都能生产了，你也开发不出来整车。就跟造飞机似的，你给人家生产尾翼，你生产的再好，你有本事去造一架飞机吗？两者的知识性质是不一样的，技术活动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三段论是个错的，而且错大了，以为能够通过走合资道路的三段论来获得开发能力，就把自己原来品牌、产品开发平台全给放弃了，如老红旗，不要了，嫌技术落后，上海牌轿车不要了。结果自己的产品开发平台完全没有了。没有以后就在做引进的车，然后零部件国产化也是为它服务，这样做了二十年。我说不要说二十年，这样干再过一百年你也不会开发一辆汽车。

汽车产业政策不重视自主开发，把重点放在产业集中度和单个企业的规模上。为了追求产业集中度，为了追求规模，限制国内竞争，实行高关税。高关税本意是为了保护民族工业，至少愿望是好的，但是它跟几个东西合并了就有问题了。国内的企业除了定点的，谁都不许进，国外有高关税一挡，所以中国汽车市场就维持一个高价格、高利润、而价格。高利润使你的合资模式过得挺舒服，外国企业一进来，必须和中国企业合资，要不然你就进不了中国市场，你要卖产品很难，因为他关税很高。然后要合资，比例有限制，不能超过50％，合资的数量也有限制，一个外国企业不能超过两个合资企业。这样的保护使中国的这几家企业显得挺有优势的，日子好过，就这么一路走下来了。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从这个过程来看，第一产品开发的能力只能从产品开发的实践来，跟怎么做零部件是两回事，你如果不去产品开发的话，你永远不会，但是我们这个合资企业就差这一步。第二是合资企业能不能搞产品开发呢？至少现实中不能，为什么不能？这个产品呀，我们的合资模式，自己没有产品技术，从外方引进一个现成的产品，然后在合资企业生产，不管是帕萨特也好，捷达也好，奥迪也好，我们注意这个产品的知识产权是外方的。那么这个知识产权在开发过程中，不仅仅表现为谁投资谁就有知识产权，不是这么简单。它在实际过程中表现为一个控制权，为什么？产品开发的整个流程，他这个知识产权都要体现在设计确认权上，设计确认权上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开发的流程每一个步骤完成的时候，你都要有一个设计上的确认，这个确认是由产品开发方来确认的，整车实际上有大量的零部件是外购的。但零部件用在整车上必须由整车的开发方确认。确认的同时是承担了一种责任，比如说你要开的汽车发动机出了毛病了，没有任何消费者会去找发动机的厂方，肯定找整车厂方，所以这个东西用在整车上的时候，表明我对这个承担责任了。同时，这是他的的知识产权，在这种情况下当你从外引进一些产品技术的时候，他要付费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你一个螺丝钉都不能改，比如上海大众，有一个中国工程师发现他有一个螺帽图纸画错了，结果后来德方还承认错了，螺帽没错，图纸画错了，但是这个图纸你是不能改的。上海大众也没权改，必须由德国大众来改。为什么？因为设计确认权在他那里，只有他能控制这个。你要改，修改后的设计的产权是谁的，这个问题就出了。所以我们合资企业实际情况，你是连人家螺丝都不能改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学到什么呀？没有什么可学的。你什么也学不到。他会不会搞产品开发呢？不会搞，你想中方你没有这个能力，产品开发权是对方的。你说现在因为政府的要求，你们50％对50％股权，他为什么要用他比你多得多的知识和技能用到这来跟你一块开发一个产品，发后的知识产权你立刻就得到50％，这不符合实际，这不是说外国企业很坏，中国企业反过来他也不会。

我跟中兴通讯的一个工程师聊过，他说我们到其他国家销售设备怎么会把我的核心技术给他呢？这是企业的命根子，企业靠这个赢利，靠这个生存的，所以他不会这样做的。所以合资企业根本就不会搞产品开发，而且也不能容许你中方去学习他跟他去学产品开发，还有人说走第三条道路，比如说把上海通用这个品牌做成中国的，我说这是瞎扯。别克的品牌一百年了，到你这两年，变成中国品牌，可能吗？你试试！你只能骗骗中国人。上海通用的高层说我们上海通用实际上是中国企业，这是哄哄中国政府，哄哄中国老百姓，那个高端技术全在他本部，他怎么会是中国企业，他不是中国企业，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现在问题是这样，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汽车市场要越来越开放，因为中国加入WTO，有一个承诺，明年原来进口配额全部取消了，过去我们控制进品的时候保护有几条，高关税，然后有进品配额，零部件国产化的要求。零部件国产化的要求与WTO相比取消了，到明年进品配额全部取消了。

我国的关税曾经达到近200％，直到前几年还是70-80％，到2006降到25％，这都是协议里有的。那么以后会不会对合资的限制全部取消。我现在不敢说，但至少有一点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欧盟政府、日本都会施压，你要进一步开放，否则你就不公平，所以我们会看到市场会越来越接近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他跟你合资是因为被迫的，不是你有本事，是中国政府的要求，所以去年日产的总裁哥恩他曾经说过，中方合资方的贡献能力等于零，在管理上、技术上贡献能力等于零。他说我们进入中国50％对50％，这是我们进入中国市场必须付的代价，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要求，你在他眼里就是个零，那他凭什么要跟你分利润，是你靠他，不是他靠你，如果他在中国合资，把这个销售渠道等等学会了，在中国的销售建起来，学会了，掌握了，更没你的事了。所以我们结论基本上说，如果市场开放到那种程度，如果中国的企业还是这样一条路走，那个时候，中国会有汽车工业，但不是你的，你会有工厂，你会有人在那生产，但所有权不属于你，是跨国公司的，为什么？因为你最后一定被替代。当然有的人会说那有什么关系呢，民族工业这个概念是一个很落后的概念，说这有什么关系，反正在中国生产，在中国交税。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刚才说的竞争力，你得的是小头呀。这个是有民族利益在里，有国家利益在里边，你想想我们如果都挣得是血汗钱，血汗钱是什么，用马克思的话说，是维持简单再生产，那你的积累呢、你的教育呢？你的国防呢？所以中国汽车工业要生存，而且要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作贡献，必须要从事高端的生产活动，而这里面重要的就是产品开发。产品开发还有一个重要性：决定了你的选择性，比如说你可以有一些单项技术很好，但是当你中国没有产品开发的时候，你就不能选择，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我们做汽车工业研究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说中国一个民营企业，发明汽车的单线束，单线束，就是汽车发动机里边有很多电线，把这些电线集成为一根，大大减低重量，然后用电脑来控制，分配电路，他跟我说，他觉得中国汽车工业的希望是在这上面的突破，后来我们做完研究，他看完我们的东西，他说他觉得他想错了，为什么想错了，因为即使你有这样的技术，没有人用，不用你就死掉了，没有市场。所以只有中国有自主产品开发的地方，其他地方的技术进步才能找到市场，被他给吸收起来。所以实际上自主开发的问题是利益问题。我们讲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站在经济的角度上，完全不涉及其他的因素。什么爱国心我们都可以不说，我们就是说我们是一群很自私的人，我们非常关心我们自己的独立，强调为什么要做，因为合资商没有给你带来这个。就从这个角度也要做。

从这些企业来看，你只有搞自主开发，你才能学外国人的东西，现在的情况，我们过渡一下，就是中国自主开发的企业已经出现了，这几年，比较主要的有华晨，吉利，有奇瑞，还有哈飞，哈飞飞机公司，他也生产面包车，满街都是，还有长安，长安有合资企业，但它同时也自主开发，所以合资企业的中国母公司其实是可以搞自主开发的。以大概有这么几家比较主要的企业，这些企业在我们的体制中是多年来受压制的。为什么压制呢，就是过去的汽车产业政策，为了提高产业集中度，为了规模，为了控制，为了控制散乱差等等是不许别人进去，所以这些企业长期不被允许生产轿车。大概是从2001年才开始允许他们生产轿车，许可证才上了目录。这几家企业呢，到现在成长的还很好，虽然现在还相对弱小，但潜力很大，我现在的判断是完全能够成长起来的。我大概下面介绍一下奇瑞，还有其他企业情况待会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再回答。奇瑞是一家地方政府投资建起来的企业，它在安徽芜湖，安徽芜湖我们知道是一个穷地方。它大概的故事，我们写的东西已经被商务周刊摘登了以后又上了新浪网。大家可以到新浪网的汽车网上去看，有一个案例叫黑马奇瑞，大概的故事就是地方在九二年经济过热的时候，想发展地方经济。发展什么呀？那有一个什么乡镇企业手工搞车，一年搞几百台车，利润上亿。他们说汽车好啊，省政府也是想搞这个，暗中有支持，有些步骤我还不清楚，细节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了解。据说是用安徽的国投呀，还有几家大的国有企业联合投资，我觉得地方政府有些操作，在安徽芜湖上了这个汽车项目。大概在九四年、九五年就酝酿，九五年应该就开始动了。我去过奇瑞我跟他们谈这样一个企业为什么能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当时企业的老总跟我说，他说就是无知，地方政府根本就不知道搞汽车有多复杂，他无知，所以就干了，但是有个好处，无知者无畏，他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反正就是干了，干了以后，芜湖政府去一汽参观，发现一汽大众的组装车间主任是个安徽人，现在就是奇瑞的董事长，叫尹同耀，他说这个小伙子挺好的，是安徽人，因为安徽人你跟他有层关系嘛。尹同耀是合肥工业大学毕业的，毕业以后就在一汽工作了十二年半，建一汽大众的时候他去德国培训过，有点名气，被选过一汽十大杰出青年，就这么一个人给挖回来了，最初就八个人，八大金刚，已经载入史册了。再以后就那么几十个人，在一片荒地上，就这么一点点干起来了。新浪网上前天还是昨天是奇瑞第二十万辆下线仪式，看那个照片，当时一片荒地，在一片荒地上把企业弄起来了。因为汽车工业很复杂，但技术是高度连续的，所谓高度连续就是，从十九世纪末出现汽车之后，到现在好多基本东西没有变，虽然应用了许多新技术。四个轮子不会变吧，所以吉利的董事长李书福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不模仿的话你造一个五轮的车试试。你作为后进者，比别人晚了一百年的后进者，你再学习开始做的时候不可能不模仿，一定会模仿。奇瑞的车第一款车就是一个三厢轿车，叫风云，现在已经风云四代了，刚才我来的时候看见院子里就停了一辆。这一段也挺有意思，风云车的底盘是模仿捷达，一点也不奇怪，一汽就是组装捷达，尹同耀对捷达的技术了如指掌。然后车身也是模仿的，但是模仿的渊源我没弄清楚，然后还请了一汽的老工程师，最初的时候，没有人才，一汽有好多人退休的。一汽大众建的时候提前退休了一批技术人员。合资企业都有这个特点，建的时候首先遣散的是研发人员，因为他根本不搞产品开发，所以那个时候一汽大众一建就让那些年龄还不是很大的工程师提前退休了。

奇瑞的第一款车，就是跟这样的工程师有关系，他们岁数也不是很大，五十多岁。奇瑞现在讲起来，说一汽要不把他们扔了的话，奇瑞到哪找这些人才去呀。这些人是一辈子想造自己的车，终于盼到建一汽大众要造车了，却下岗了，不要你了。奇瑞的第一款车模具是在台湾开的，请了一个一汽的工程师去台湾给他监督这个过程，正好赶上那年台湾大地震，被震得从床上掉到地上。回来以后，一九九九年的十一月二十几号他们第一个没有喷漆的白车身就压出来的，模具有了。有人跟我讲当时他们都担心自己能不能造出车来，所有的干部都跑到那个线上去了。当那个车身压出来后一看还行，那位一汽的工程师当场就落泪了。这样九九年的年底，第一个车出来了，2000年生产了两千多辆，就是这个风云车。当时建的企业不叫奇瑞，最早上这个项目的时候，叫安徽九五一工程，是九五期间安徽省第一号工程的代号，为什么，因为国家政策不允许呀，乱搞汽车项目，然后工程上马以后，最开始注册公司的名字因为要有资金的活动，叫安徽汽车零部件公司，为什么叫零部件公司？也是唬人的，因为不让上整车呀。其实他的目的是整车，但是你不能说，所以叫零部件公司，这就可以注册了。后来2000年车出来以后，好像是公安部给他下了一个通知，说你那个车没上目录，不许卖，后来没办法在上边疏通，在国家经贸委协调下，跟上汽集团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奇瑞划拨百分之二十注册资本，无偿划到上汽的帐项，然后就变成上汽集团的企业，车就上了目录，就可以生产了。但奇瑞保持独立，规定上汽不参加分红，不参加管理，不参加什么的，上汽对奇瑞也有几不，不能学我们的经验，不能用我们的营销渠道，等等。在2001年年初奇瑞车正式上目录了，2001年卖了两万八千辆。这个车出来以后德国大众曾经运回本土一辆，拆完了以后发现这个车还行，不错，还这么便宜，所以大众就认为，当年卖的两万八千辆，直接抵消了桑塔纳的销量，那时桑塔纳还挺贵的。二十几万，二十二万，然后风云车一出来八万八，然后大众就说知识产权有纠纷，奇瑞也挺硬。奇瑞之所以能那么快的发展，跟他利用跨国公司的合资品牌配套体系是有关系，所以后来出现奇瑞车上的零部件，有打着VW的大众的标志，但奇瑞跟大众吵的时候说，这不怪我，怪那个零部件企业，他说这个本来不应该供应给我。在2002年德国大众曾经提出来收购奇瑞，或跟奇瑞建一个合资企业，像上海大众一样，被奇瑞拒绝了，这样2002年奇瑞卖了车达到5万辆，增长得很猛，到了2003年，去年是九万多辆，去年有一个奇瑞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去年又推出三个新的车型。一个QQ满街都是，还有东方之子，旗云。旗云是根据风云改形的。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不是说新的企业汽车开发很困难嘛，很复杂的一件事，为什么这样一个企业2001才上市，为什么2003年又能推出新车型来。这不连一汽、二汽、上汽二十年都没有干出来吗？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去年推出的三个车型都是来自二汽的一支团队干的，他的故事大概是，2000年底的时候，二汽走合资道路，要解散技术中心，这样有十来个工程师就酝酿出走，当时是没地方去，现在的爱丽舍就是这些人干的，爱丽舍是法国没有沾边的事，虽然起这个名，虽然对外宣传是法国的什么什么，但却是中国工程师干的。这些人去法国培训过，但这个车的开发过程没有去过法国，都是在二汽干的。当然这些人不是整车全流程开发，后边的底盘都没有动，车身也不有动，就是把富康的前脸变了，取了个名叫爱丽舍，其实是东风的技术人员干的。当然在干的过程中去法国受过训，有产品开发的经验。这样，2001年奇瑞知道他们要走，请他们加盟，这样这些人2001年8月到芜湖，又把原来在东风技术中心流散到各地的人召回来，一共20多个人，干了不到一年的时候，把QQ和东方之子搞成了，当然这个有模仿，不必回避这个事实，是有模仿。但这里有个问题很重要，第一我说学习产品开发要作模仿，第二这个模仿本身就是其实他没有违反知识产权，为什么，解释一下，模仿必须通过反求工程，就是在你没有任何外来的技术支援以及掌握技术方的投资条件下（没有图纸，没有数模），自己把图纸和数模作出来。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说他们这个车像我们这个车子，法院是没有证据来判断违反知识产权的，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图纸和数模。通用为什么怀疑奇瑞违反知识产权？我们知道QQ可能模仿了大宇的一款车马提兹，是大宇请意大利师给设计的，主题是圆眼晴。通用把大宇给收购了，跟柳州五菱合资了，把这个产品改名为Spark在那里生产。奇瑞QQ的主题也是圆眼晴这种概念。但不一样的是，QQ的车身比那个车高，而且Spark是0.8升，QQ是1.1升的，底盘、发动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奇瑞自己有完整的开发过程，图纸和数模都是自己做的。通用之所以怀疑奇瑞违反知识产权，是通用在收购大宇期间，大宇处在混乱之中，通用怀疑大宇工程师把图纸和数模非法卖给奇瑞。通用说你违反知识产权，奇瑞说那你起诉，通用不敢起诉，因为他没有证据。你光说这个车像我们的车，这是打不赢官司的，你必须拿出证据来，最重要的是不是用非法途径得到图纸，数模。最后成了政治问题。通用不敢打官司就找中国政府商务部，用中国政府的行政力量来压制。我们这样年纪的人都记得小时候受的教育，说满清末年，洋人怕中国老百姓，中国老百姓怕中国的官府，而衙门官府的人怕洋人。现在的关系也是这样。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很强，跨国公司弄不过你的时候，知道只有你们政府能管你，而中国政府是怕洋人的，所以通过压中国政府来压中国企业。但是这个官司也是不了了之，因为谁都没法判断奇瑞违反了知识产权。QQ一出来，把Spark给一棍闷死了。第一，QQ比它早出了半年，而且你看了照片，QQ比Spark漂亮，比那个更圆润，更漂亮。当时通用给Spark的定价是自动档九万多块钱，手动档八万多，QQ一出来才四万九千八，Spark是0.8升的，奇瑞是1.1升的。所以到现在你们看不到Spark，没法卖了。他后来是调了价了，调到七万多、六万多，QQ在那五万块钱，买那种档次的车的人那一万块是值钱的，不像买宝马车的，差一万两万不在乎，买那种车的人贵一万块钱他是在乎的。贵一万就不买你的了。东方之子大家都知道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奇瑞的情况，现在的奇瑞，就我说的二汽去的那些人，并没有加入奇瑞， 他是由奇瑞控股他们联合成立一个汽车公司。奇瑞当然说还得自己发展自己的开发能力，他现在已经成立汽车研究院，还有一个关于生产工艺方面的研究院，两个院。两个院长都是留美博士，而不是刚出校门的博士，他的汽车研究院的博士是在日本呆了八年，在美国呆了十年，回来之前是福特的高级工程师，就是福特顶尖三百个工程师里的一员。现在奇瑞的人力资源副总手上有两百多份来自美国的工作申请，中国的留学人员，这两百多人都是在汽车工业现在工作的人，全是有经验的人。不是刚出校门的学生，他们还雇了二三十个外国人，有日本人、德国人、韩国人。然后他们汽车研究院大概有五百人。奇瑞现在处在一种高度的亢奋状态，充满奋斗精神。我记得我以前读过美国人讲本田的书，说本田的文化是一群热爱汽车的gang文化，翻成中文叫“一群热爱汽车的人组成的匪帮”。其实不是贬义，是幽默。Gang就是说大家有共同目标、有激情、有不要命的精神，像梁山泊聚义似的。我去了奇瑞以后，一下子就想起对本田的形容，觉得奇瑞的文化也是一群热爱汽车的人组成的“匪帮”。奇瑞的高层干部中午要在一块吃饭开会，每天晚上也在一起开会，互相激励，有问题就解决。奇瑞可能会有一些急于求成，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但同时看出这个企业是一个很猛的企业。我们三月份在那开过一次会议，因为是部里去的人，他给我们看了内部的产品规划。幻灯片打了，当时也不让我们记，已经很特殊了。我记得大概是到2006年或2007年大概会推出十来款新车型。奇瑞也在走委托开发，与日本、意大利、德国的顶尖设计公司合作开发新车型。给我们看的都是定型的。出来就这样的，这个车怎么形容呢，反正比我们现在大街上的好车都棒。奇瑞从2002-2003年请奥地利AVL公司，据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发动机设计公司，给他一口气开发的十八款发动机，全部达到欧4的标准，所以今年出的东方之子2.0就是奥地利开发的这个，四个系列，十八款。我去年去的时候，都在台架上测试呢。然后车型有这么多，今年的计划是十五万辆。他现在的产能已经达到三十万辆了，现在的瓶颈是销售，因为中国的市场被外国品牌主持多年，大家对国产品牌还是有不信任的。如果销售社会心理这个门槛迈过去的话，我基本上觉得这是一个打不垮的企业了。他很年轻，现在大概有说八千多万，有说九千多万，反正这两个数都是奇瑞的人跟我说的，我也不能准确说哪个是对的。职工平均年龄二十三四岁，装配线上，你会觉得工人不如一汽大众的工人训练有素，因为太年轻了。所以也是一个挑战，把这样一个队伍训练成一支有纪律的劳动大军。那么总的来说奇瑞是坚持走自主开发道路，反正就这么走下来的。其实开始也没太意识到自主开发的品牌，而他只能走这条路，他就走了，走到现在当然是有意识的来扛起这个自主品牌自主开发的旗帜。

我最后说一点，对我们思考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为什么讲自主开发是必须的，有一些很意思的地方，你会发现，在奇瑞的这样的企业，像吉利、哈飞，都有这样的现象存在，就是他们吸收了大量中国汽车工业通过二十年合资积累引进来的知识和能力。你看奇瑞的故事你就能想到，第一他的董事长尹同耀把捷达底盘的技术带过去了，然后他有几十个人长年在国外受训，然后二汽去给他开发东方之子是经历和雪铁龙的合资经验的。然后重要的骨干去法国受过训，现在奇瑞利用国际资源很多，去年出口一千二百多辆轿车。绝对量不大，却超过我们中国轿车出口百分之五十。因为中国轿车不会出口的，有外方的利益，本来就算卖你这，你再出口，他怎么办呀？所以合资企业不会出口的。奇瑞原来也没想到国际市场很大，因为现在能把轿车作到一万美元以下的成本已经不多了。但是世界上有富国，还有穷国，他这个汽车的出口主要出口到中东，叙利亚就特别多。今年年初他们去叙利亚市场调研的时候，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就特别高兴，特别自豪，因为满街都能看到风云，他说我们过去只卖便宜东西都没人要。现在你看到有我们中国的汽车了，特别自豪。后来发现市场很大，市场今年到现在四月份，加上四月份，计划出口应该出口三千多台，就是实现的，他今年的计划是一万辆，但实际上三月初我去他们那的时候，他们接到的订单已经超过三万辆，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2002年他签了一个约，出口一个汽车整装厂，这我不知道你们听说了没有，出口到伊朗，然后CKD组装，完全是和中国的合资企业一个模式，但是完全翻过来了。然后用奇瑞的品牌，所以也得交品牌费，奇瑞的人和我们说，直到我们干了这件事以后，我们才知道外国人从中国赚走了多少钱，因为他们也赚了，首先一笔转让费几百万美元，先付给你，然后以设备采购费，还有培训费，培训费赚很多。伊朗的工人到奇瑞来受训，在奇瑞的生产线上要干活，干一天要交给奇瑞一百美元；奇瑞的人去指导是一天三百美元。还有CKD散件供应。这也是说中国为什么要搞自主开发，我们会发现奇瑞比现在合资企业更能利用通过合资积累的知识和技能，而且更好的利用国际资源的企业，原因很简单，就是自主开发。所以自主开发反而是学习外国经验、技术最有效的途径，而合资企业他不学。

最近这些年经济学家在争论一件事，就是说引进外资是否好。说好的一个理由是说外资产生技术外溢，但是外溢多少，说不清，有人说80% ，有的人说30%，还有人作过很严谨的经验研究，发现说一点外溢都没有。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异议？其实我觉得这里面他们说的都不完全，因为缺了一个变量。并不是说外资在你这设厂，一定就外溢，他不自动外溢，技术外溢不外溢取决于一个关键变量，就是中国作为技术接受方学习不学习。这个东西就像父母望子成龙，让孩子去学英语，给他买最好的书，请最好的老师，给他送到最好的学校去，用最好的视听设备，这孩子他要是不背单词，他不去学语法，不去练阅读，不去练说，全白搭，为什么白搭呢？就是说那些东西，包括引进外资，他改善了你的学习条件，但学习条件不是学习本身，谁要学习呢？中国的企业要学习，中国的组织要学习，这就跟一个孩子似的，必须得自主学习，所以为什么说不清到底外溢不外溢，就是因为说不清中国企业是不是在学习。

所以中国汽车工业很有意思，合资企业带来的外国技术并没有在合资企业扩散，反而跨过边界向这些自主开发的企业扩散。为什么？因为自主开发要学习，想办法学习，挖人，模仿你，学习的态度不一样，这个差距很大。但是不能说合资企业的中国母公司不能学。比如说长安有合资企业，但他自己在搞自主开发，让两边的人有交流，反正你谈判的订好，条款定好了，两边的人有交流，这个也可以学习，现在我们更多的情况就是一汽、二汽、上汽这几个。你看上汽还有什么能力呀？一个上海大众、上海通用，上汽自己都说这两企业是独立的，跟我们没关系，你说他学什么了，他通过合资学到什么了，什么也没学到，顶多学点产管理。然后将来市场一放开了，你就不觉得他能生存下去，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讲整个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发展，一定要两条腿走路，要开放，不反对开放，不反对引进外资，不反对引进外国技术，但另一方面你要强调自己学习。自主开发为什么重要，因为自主开发是进行这种技术学习最有效的方式。所以两条腿走路才能不残废。我想我先说这么多，然后回答大家的问题。
 
听众A：奇瑞他这个管理，起初政府无意识的推动是很重要的，前一段时间他的董事长还是由市委书记来兼任的，对这样一个问题，您怎么看？

路风：是这样的。现在的市委书记是当年省里派到芜湖市作市长助理，他的任务就是搞九五一工程，所以他就一直兼奇瑞的董事长，同时也是地方的一把手。这就有一个历史原因。从一般的原则来讲，政府官员不应该兼一个企业的职务这是对的。但是你不能脱离了背景。他的问题在哪，中国的国企到目前政企分开的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说最近连提了几个国务院的官员都是从企业来的，有从石油公司提起来当部长的。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你说这是什么行为？一个大的国有企业的领导一下把他提成部长了，这是什么行为？这跟芜湖市委书记兼任奇瑞的董事长有什么性质上的不一样？将来如果我们的体制有一个更好的程序，法制化，这个我完全赞成。但在这个理想的状态到来之前，你让几十亿的国家资产投进去，没有人代表政府去管行吗？我觉得这没什么太多可以指责的地方。他自己有个五不原则，不介绍什么亲友，不介绍供应商等等，我记不太清了。他其实有先见之明。

今年春节前后是奇瑞的最低谷，因为连续遭受联手打击。第一个打击就是媒体突然揭发“红顶商人”，而且就是以芜湖为例子，然后市委书记被迫辞去奇瑞董事长职务。实际上从第一天起，他就是奇瑞成长的一个主要的参与者和领导者。第二个打击是两会前曾经宣布过，说两会将使用六百辆东方之子，但在开会前两天突然取消了。这个对奇瑞打击很大，本来品牌效应就不大。我们在想，一个自主开发企业连续遭到这种打击是偶然的吗？这两件事让你想到背后的力量。奇瑞要成长起来会触犯很多人的利益：第一个是触犯跨国公司，这不用说了，抵消了他们的市场份额。第二他让中国的几大集团下不来台。为什么？中国汽车工业有个神话，两年前，北汽的一个领导就说，要搞自主开发，必须以规模为前提，他说如果只有十万辆规模只能小打小闹，搞象样的开发至少得五十万辆的规模。两年过后的今年，要求自主品牌的呼声越来越多，说明整个社会在关注。面对这样的呼声，今年两会期间一汽的领导说，要耐住寂寞二十年，规模要不到六百万辆你是没法开发的。诸位，世界第二的丰田去年才过六百万辆，也就是说这世界上除了通用，别人都不能搞自主开发？丰田从来没跟人合过资，从来就是自主开发，从他几万辆、十几万辆时就是自主开发的。这就是说我们的汽车工业编造出了神话。为什么编造神话？因为社会舆论压力那么大，这些人要搪塞一下。东风的领导人今年说，要自主开发至少达到二百万辆的规模，还要十亿元的固定资产的投资，十亿元的运营的费用，八千到一万人的开发队伍，大约三十个实验室。你一听就别干了，肯定干不到。所以他说，自主开发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我们这一代就不行了。然后上面提到的那位两年前说要有五十万辆规模才能自主开发的北汽领导人说，自主开发的企业一定会出现的，前提是当中国汽车市场达到一千万辆的规模时，而且产业基础完备，法规完善。你看，这个神话的门槛是在不断地提高。这样下去，再过两年你就会听到这些人说，不是六百万辆，可能就得一千万辆才能自主开发了。反正你就是永远的赶不上潮流，反正你就是永远开发不了。

听众B：这种现象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八十年代汽车合资造成的国内无论在企业还是政府都形成一个潜在的利益集团？

路风：可能是有这个利益集团。我再绕回来问，有谁会恨奇瑞？奇瑞一辆车就是自主开发的，自己造了车卖出去。是什么规模？是零规模。奇瑞的车全是自主开发的，去年卖了九万多辆了，今年计划十五万辆。所以不就把你那个神话给戳破了吗？就是说奇瑞等于扮演了那个孩子的角色，告诉大家其实皇帝没穿衣服。你说他能不遭人恨吗？你把神话给戳破了，我们这刚说达到六百万辆才能搞自主开发，你那几万辆就自主开发了，你让我的脸往哪搁呀！所以我就要使劲地说你是抄袭的，你那车是违反知识产权的。中国政府是不是恨奇瑞我就不知道了，没准也有人恨呢。有些部门也有脸面问题。所以会有人恨奇瑞，不必奇怪为什么奇瑞老是受到这种攻击。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舆论有个大的转向。批评的矛头指向三大集团的领导人，完全转过来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中国的高层国家领导人和中国老百姓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没有什么分歧。那么，像奇瑞、吉利、哈飞他作出什么贡献呀？我觉得他们最大的贡献不是造了车，他们最大的贡献是使中国人把神话戳破了。而且他们进步很快，说明是可以干的，这样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不管对老百姓说，还是对上边说都是说不通的。现在舆论都说支持奇瑞、支持吉利，而且质问大集团，说他们能干，为什么你们不能干。所以这把火跟自主开发企业的成长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几家企业的话，我们就会继续受骗。

听众C：目前看企业的走向是比较好的，但实际用户对奇瑞的产品多少有些微词，奇瑞将来如果想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他们本身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路风：据我知道他们还是挺重视客户的反映，正在不断改进。确实需要一定时期的学习，人家一百年的历史，这几个企业的历史不到十年，所以肯定会有一些问题。例如吉利，一年前造的车和一年后造的车明显不一样，让你看到他的进步速度那么快。我觉得这就是希望。现在是水平低，但你只要有平台，就能改进提高；只要他能活下去，他就有希望能够成长起来，应该是越来越好。我现在觉得中国汽车工业真的能发展起来的话，也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包括中国政府的支持，中国政府如果能通过政府采购来帮助消费者克服这种心理，为他树立这种品牌效应，就会大大提高他们成长的速度。可做的事情是很多的，我是相信他们会越来越好的。

听众D：现在感觉就是奇瑞包括吉利他们产品的竞争力，大众感觉价格上有优势，但是对配置，一些细节的问题可能还是有些想法，你觉得他们是应该继续保持这种价格的优势，还是应该走那种高端的路线？第二个问题，现在汽车生产产业链已经能达到提供零部件的百分比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奇瑞这个厂商成长起来以后，能不能改变我们国内这种汽车产业链的这种状况？

路风：我觉得这个都应该走。我们第一次坐奇瑞车的时候，就觉得他内饰比较差，他外观还可以，但他内饰明显的比别的车要差一些。我们开始的时候觉得他内饰能做得更好，后来我们倒悟出一个道理，他的车没有品牌效应，虽然以作好的内饰，找一个好的供应商，但是他的成本就上来了。但如果他的车价钱和外国品牌车的价钱没有一个明显的差距的话，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中国的消费者心理定势已经很强了，你只要是中国品牌，他首先就是一个不信任，这时候价格不明显低的话，就没有竞争力。所以可能内饰成本的考虑特别多，宁肯稍微粗糙一点，也要让成本低，使价格跟外国品牌有个明显的差别。这个问题要靠发展品牌效应来解决。

你提的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是肯定的。其实中国自主开发企业的出现真有点千钧一发的感觉。如果没有这样的企业，再过几年就真的很难了。为什么呢？汽车整车的配套体系是一个很庞大的链条。这个产业链是以整车为龙头的，现在那些国外的跨国公司都进来了，进来以后他们各自发展自己的配套体系，他们之间的零部件是不能互换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德国、美国、日本国别的差异也存在。他们进来以后，经过几年的整合，上游的供应商就得跟着他们，等由他们完成了整合之后，你想再冒出来一个新的整车企业就没有生存空间了，根本就没你的事了。为什么呢？你那么点规模，没有任何一个供应商愿意给你供，其实供应商的风险也大。如果没有配套厂商的支持，整车企业就很难，你自己又不可能投资建立整个配套体系，谁也没这个能力。这个时候你找不到供货商，根本就无法生存。所以我说中国自主开发企业的出现真是千钧一发。他们出来以后现在都在影响中国的配套工业，比如奇瑞现在 在开发新产品时就把供应商拉着一块开发。能这样做是因为他现在有一定的规模，有十万辆的产量了，供应商愿意为他做。另外芜湖好像也做了一些事：你要是给奇瑞配套，你就得到芜湖生产。奇瑞的领导到日本谈判，在日本公司遇到了一个中国人，后来那个中国人跑回来在芜湖看了一下，说不错，就从日本公司跑了，跑了以后在芜湖专门建了一个企业，给他生产一种零件。所以奇瑞的配套体系正在发展，越来越多吧。他的龙头作用越来越大。非常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有这么若干个中国自主开发的企业，中国的零部件工业就不会完全被跨国公司整合了。再比如吉利，原来是做摩托车的，有一批配套企业，后来吉利进入汽车，这些企业又跟着造汽车。吉利为什么能做那么便宜的产品，这是跟他在浙江台州地区民营企业的配套体系是分不开的。再过几年的话，我真觉得没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和社会应该珍惜这些自主开发的企业，珍惜这个机会。

听众E：今天讲的是民族工业，也关系到经济发展问题，我觉得民族工业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你能不能简单的评价一下。

路风：本质是一样的。去年《参考消息》登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从美国的一篇期刊上翻译的，说美国的军方有一个puzzle，就是很迷惑的意思。空中打击的力量在现代战争中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那为什么中国不大力发展航空技术呢？为什么不发展飞机的技术？从理性的角度，怎么判断都不应该这样，中国人应该投入比现在大得多的力量去发展他的航空工业，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航空工业大量是军工，我们不知道具体内容，但是民用飞机的生产也跟汽车有一个地方很相通，就是不相信自己能开发产品，甚至开发出来后又放弃了，不要了，如运十，然后跑去引进外国技术，很高兴地去为外国企业生产尾翼什么的。这个经历几乎跟历史上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是一样的，自己的技术突破都没有继承下来，最后无而终。中国文化历史有好多这样的谜，没法解释。按西方人的逻辑是不能解释的。现在的问题是害怕自主开发，没有信心。

听众E：请您谈谈关于运十的问题。

路风：可以简单地说明一下为什么保持自主开发平台非常重要。画一个座标图，横轴是时间T，纵轴表明技术水平。比如以八零年为起点，七十年代末时中国已经有运十了，比如说运十在这，波音在这，技术水平有个差距，其实那时空客还不行呢。然后技术是怎么进步的呢？当掌握产品平台时，技术水平提高主要是改进，而改进是一件成本相对低的过程，不那么费事的。然后波音一直在改进，技术提高表现为一条上升的曲线。在起点上，运十和人家有一个差距，比如说这是一个门槛，你要付出，一次性的投资呀。但当时迈过这个门槛后又自己把平台放弃了，所以技术学习和改进的过程中断了。虽然欧洲空客当时技术水平也比波音低，但在自己的产品开发平台上一直改进，现在不次于波音，所以空客的技术进步曲线可能是更陡一些，说明进步速度更快。比如说这是2004年，他们现在应该在同一个水平上。中国呢？从80年代初，产品开发不要了。不要以后，你敢不能改进了？不能，因为没有学习和改进的产品平台了。过二十年以后，你说我还得搞，你搞了以后你的水平在哪呢？其实还不如二十年前了，因为你原来的知识和经验流失了，你的经验没积累。注意，这些知识、技能和经验是组织性质的，不可能只存在个人身上，所以没有平台就保不住。80年代你进门的门槛这么高，现在你再看门槛有多高？大大提高，因为人家从来没有停顿，技术水平不断上升， 因为人家的电子技术、航空技术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你给人造尾翼，我就说尾翼再好，你敢造飞机?完全是两回事。你现在想起来又要造飞机了，当然现在造比再过二十年造好，再过二十年人家的门槛更高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拥有这些产品开发平台，尽管可能早期水平较低，比如说红旗、上海牌轿车尽管比起来水平低，但如果你能保持不断改进，再慢慢提高、改进，发展到现在也比你原来的水平高得多，要比你现在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要容易多了，汽车飞机都是这样的。什么时候中国能不再干这种傻事？

我刚才为什么要讲竞争力，要有竞争力的话，你必须有产品开发平台，必须有组织平台，必须有中国自己的企业。为什么是这样？我刚才说经济全球化，然后这些各种生产要素都处在高度流动，不错，跨越国界流动。但是大家注意，能力可不流动，就是跨国公司在你这设厂，那能力也不是你的。为什么不流动？因为能力是组织内生的，是一个组织通过产品开发和其他管理过程生成的，离不开你干的实践，这是你能力的来源。有能力你才有竞争力，所以别以为人家跑你这来设厂你就有能力了，凭什么人家的能力是你的呀？你们谁在学呀？所以没有中国的企业，也就不会有中国的能力。没有中国人搞自主开发、技术开发的话，不会有中国的技术能力，不会有中国本土的技术能力。而没有能力，我刚才说了，在全球的财富的分配中，你就是挣一份血汗钱，因为有能力的才能挣大头，这就是为什么工业发展仍然有民族利益，仍然有国家利益。这仅仅从经济原因上说，我不说政治原因，不说国防原因，不说什么精神上的原因，我就说经济上的原因，这种民族性和国家利益也是存在的。如果你自己做的事就是最容易被别人替代的，那你就很容易被替代了。今天中国人便宜，就用中国人，明天印度人便宜，投资环境比你好，就用印度人。所以如果你想自主就必须有自己的能力，然后你才能有发展的权利，你才能争得这个发展权。

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产业政策其实一直没有把自主开发作为重点，他说的自主开发是一般性的，始终没有具体要求。比如说韩国汽车工业，韩国汽车工业是62年才有了第一家现代化的汽车厂，比中国晚了十年，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中国已经把韩国作为发达国家的汽车工业了，尽管他的历史比你晚了十年。当时韩国也是组装外国车，和我们一样。但哪不一样呢？1973年石油危机的时候，韩国政府制订了一个汽车长期的计划，命令韩国汽车企业，每个企业都要开发出韩国车来，现代、起亚、大宇，每个企业都是一样，我要求你做，如果你做的话，我给你一系列支持，比如说免税呀，然后不做我就罚你。然后就做，现代其实开始基础也很差的，他的第一款车也是请人家设计，但他就是迫使你建立起自主开发的平台。通过政府的这种决心，过了三十年就变成了中国人眼中的发达国家了。

听众G：现在我们开放的太快，我们原来的利润实现不了了。

路风：是这样，这个问题有点稍微复杂一点，第一，三大集团是不是意识到有危险？第二如果有危险为什么他不这么做？有没有危险，我觉得至少是潜在的。三大集团我没有采访过我不知道，但是我去一汽参观时，一汽下边的工程师都觉得有危险，第一他们感受现在的合资外方越来越难对付，就是中方越来越受外方的控制。这个趋势在逻辑上是对的，你的市场越开放，限制越少，中国的企业就越来越受外方的控制，因为你原来的讨价还价的力量是政府给你的，而不是企业自己有本事。第二个他们马上感到的危险是，50％对50％的合资比例能不能保持？只要中国政府在这里一松动，立刻外方对股比的要求就会提高。凭什么给你50％的利润？你又没有产品技术，什么都是我的，他立刻就会提高股比，马上就会变。当然你如果一点限制都没有，他连合资都不跟你合资，人家独资就干了。所以至少在一汽的工程师有这个感觉，他们的领导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就不知道，我也没跟他们谈过，但我觉得应该有。如果他们能够站在某个立场，他应该意识到这种危险。什么立场呢，就是他们和这个企业是共存亡的。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问题呢？我现在不觉得他们会与企业共存亡，我觉得他们都有条当官的路，只要今天把规模给你做大了，帐面好看，然后下一轮我就是当副省长、副部长。这些人不愿意搞自主开发的一个原因，我猜是自主开发风险要大得多，风险在哪？你引进一个外国的产品，他是成型的，这个产品曾经卖过，已经在市场上卖过，是成熟的，确定性很高。但如果自主开发的话，可能几亿资金砸进去，最后出来一个没用的东西，完全是一个失败，所以风险要大得多。什么样的企业会更愿意承担这种风险？你说我是一汽或二汽的老总，我用了近十亿的开发资金然后什么也没出来，或者出来一个失败的产品，这个风险多大，我要是现在跟外国企业合资，然后我规模上了一层，然后我的销售利润又都上来了，现在的日子好过，我可能明年就是副省长，副部长。但是我觉得如果断了他们这条当官的路，企业要完了你也完了，我觉得他们在这种条件下可能会改变行为。

听众G：奇瑞发动机也是自产的吗？

路风：是自产的，他用过别人的，第一个安徽我刚才讲的历史，九五一工程上的第一个项目是发动机线，他是买了英国福特的二手线，买进来然后改进的，所以他最早的风云车用的是福特的发动机。然后，从2001年开始到去年基本上完成的是请奥地利的AVL公司设计发动机，当然中间他们通过合作学习技术。奇瑞汽车研究院院长本身就是汽车发动机的专家，但是在中间有一段时间差，所以QQ用的是东安的发动机，东方之子用的沈阳三菱的，旗云用的巴西克莱斯勒和宝马合资厂的。但是他现在今年推出来的东方之子2.0，他是用的自已的，他的QQ0.8升用的是自已的。以后会看到奇瑞越来越多地用自己的发动机，最后自己设计。